第10卷第4期1996年12月浙 江 大 学 学 报Jo urnal o f Zhejiang U niv ersity№4Vol.10Dec.1996论工作与休闲的关系及意义潘一禾一 尽管人类文明的蹒跚步履已经越过了原始狩猎、传统耕种和原始资本积累的漫长岁月,逐渐进入了工业化、都市化的现代大门,但时至今日,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仍然必须依靠“工作”才能维持生计、养家糊口。

我们只有围绕着工作这个主题才能谈论我们的生活和感受,不仅年轻人在未来的工作中寄托了自己的幻想和向往,不仅成年人在正从事的工作中获得了成就感或委屈感,不仅老年人在曾经的工作中珍藏了无数的回忆和遗憾,就是我们已经争取到的每个人每周两日的“体闲”,实际在安排和享用上,也还是围绕着那五天工作的业绩和心境,根据那五天积累下来的困顿和艰辛情况,才决定自己是睡觉还是出游。

林语堂因此感叹:“人类是唯一在工作的动物”,“世间万物尽在过悠闲的日子,只有人类为着生活而工作”。

他因此还作了这样的结论:“人类的危机是在社会文明。

”¹当然,没有人相信林语堂会希望人类放弃进步,放弃工作,像动物一样“悠闲”,他的偏激言论中所包含的一点点“片面的真理”,无非是说人类已有的文明还不够文明,而这些不够文明的地方主要体现在人类的“工作”活动之中。

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一书中,对人类的“工作”习俗和传统观念作了历史的回顾。

首先引起他关注的内容是劳动分工的最初意义和形式。

在现存的北美洲任何一个狩猎部落里,在真正不劳而获的剥削者出现之前,高职位的首领仍需从事生产,但是这些部落中的工作却有明确的职能分化。

这种分化主要体现在男女的劳动分工和对内对外的区别。

在人类由原始野蛮部落向未开化的初级阶段转变的时期,劳作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用武力或计谋征服野兽,抵御生存环境的可能性危险,抵御外族部落的进犯和抢劫等;另一类则是保存和维护已经获得的生活资料,保证部落自身的种族繁衍,也就是妇女通常所做的生儿育女、做饭洗衣等日常劳动。

对这个时期的人类而言,男子从事的前一类工作是值得尊敬的、高贵而光荣的,因为这是对付“有生气的”(animate)事物及力量,是利用和“侵占”非人类的自然资源来作为生存的资源,男子因而并不认为自己是“劳动者”,“劳动”是指妇女们的苦工贱役,是平凡琐碎的辛勤工作,是利用“无生命的”(inert)自然提供的事物,是生产性的粗鄙劳动。

º在男人的工作里体现了人的强壮、自主和应付意外的能力,而女人的劳作则被认为是奴性的、屈服的、低微和不体面的。

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歧视性工作对比,在今天看来是十分不公平和不民主的。

但这种对比却使人类在“不得不工作”的羁绊里创造出工作的最初“意义”。

当工作还没有成为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的第一需要”的时候,人们只能用自己的智慧和才能来减轻工作带来的负担,并在工作中制造竞争和不平等,以寻求部分人的、在特定时空范围内的、超脱“工作”的快感,使少数人在不平等的基础上首先成为不劳而获的有闲阶级。

这些少数人的“快感”对其余的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现实的希望和可为的幻想。

“侵占”是人类早期工作的第一追求。

男女工作的差别首先体现在侵占与劳役的差别上,狩猎部落的男子在射中猎物后就很快离去,死了的猎物就由妇女来拖回部落和加工处理。

侵占的含义是主动和有威力,是战胜或征服自然,侵占者的勇敢、有实力和卓有成效表现了人类最早对自己队伍里的“强者”的崇拜,可以说人类工作的第一要义是体现人自身的力量,尊敬“胜人一筹”的成功。

早期工作的第二意义是“财富”的意义。

侵占和掠夺能力在部落成员中得到公认和尊敬后,被侵占的战利品就具有了证明获得成功和优势的象征意义。

强者对战利品的积累逐渐导致了所有制的形成。

最早积累的财富主要是人或劳动力,被俘的女奴首先在占有式婚姻中成为侵占者的私有财富,随后男俘和弱者也逐渐沦为做工的奴隶,侵占者在继而占有妇女和其他奴隶的劳动成果后,就获得了对人和一切事物的所有权。

于是工作的意义就指向占有和积累财富,占有的财富又很快地与权力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体现人与人之间不同的地位和价值。

由于不断占有和积累的财富及意味着不断增长的权力和荣誉,所以早期的人类就在各种可能的歧视性工作对比和相互竞争中,尽可能地炫耀自己的力量:精神和物质的力量,这就是早期人类工作的第三个意义:炫耀。

炫耀风气和心理的出现是建立在少数人财富的“剩余”上的,炫耀的方法不仅是是向其他人“展示”自己的剩余财富,而且是当着其他人的面“挥霍”这些多余的财富。

在炫耀自己财富的同时,这些少数人还挥霍他们的时间和精力,从而炫耀他们在时间和精力上的“有闲”和消闲方式。

早期人类对工作和休闲的认识显然都不是其本身的意义。

而是人通过工作得到的、或者说人赋予工作和休闲的意义。

劳动分工不仅是自然物质条件对人生存状况的一种“决定”,也是人在面对自然环境的威胁时自己作出的一种“决定”和选择。

人不仅在改造世界的工作中获得体能和智能的不断更新,而且也用自己创造的观念和习俗塑造自己的工作文化和休闲价值。

侵占、财富和炫耀成为人类早期工作的基本意义,是基于以下的一些根据:一是当时人类将自己对着自然环境的斗争视为更重要和更具挑战性的工作,而人为环境的维护和管理则还没有放到议事日程。

二是困顿、贫乏、艰辛的物质生存条件,迫使人类不得不在竞争中优胜劣汰,首先适应大自然基本的生存法则。

三是“非生产性”男子的工作之所以被认为是比妇女的纯粹劳动更高级和优越,是因为人类对工作的认识并不主要基于它们是否困难、危险和劳累,而更在于工作是否能给人带来实利之外的乐趣和荣誉。

人们在工作中最初逃避的东西,是那些纯粹为了谋生而千篇一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苦役;在后来男子首先享用的“高级”工作和休闲活动里,即在战争、政治、运动比赛、宗教崇拜、学术研究和工艺操作等工作中,人们追求的是创造精神和文明的奇迹。

因此,人类早期追求的工作意义也有其超越现实和崇尚创造性的价值因素。

维特根斯坦写道:“早期的文化将变成一堆瓦砾,最后就成一堆灰土。

但精神将萦绕着灰土。

”“一种文化犹如一个大型组织。

它给每个成员分配一席地位,使这些成员按照整体的精神进行工作……”»。

我们也许已经告别了人类早期的工作状况,但我们仍会按照人41论工作与休闲的关系及意义类长期积累的工作精神和闲暇文化在生活和生存。

在以等级制、私有制为核心的人类古代社会,生产性的工作越来越被认为是屈辱、苦难的象征,物质和金钱也愈来愈被认为是幸福和安乐的保障;由于下层社会的成员无论如何也避免不了劳作一生,工作是他们唯一可以选择的竞争方式和晋升可能,由于上层社会成员保持自己身份和礼俗的必要条件,就是绝对不做“不值得做”的生产劳动,安闲度日,因而人类社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一种大众心理和社会风习,就是在工作与休闲之间划出鸿沟:躲避工作,向往休闲。

二 在农业文明的自然经济形态下,少数人的作威作福和绝大多数人的艰辛劳动构成了基本的社会图景,整个社会的财富还有限得仅够少数人享用。

当这些少数人与绝大多数人的差距越拉越大时,工作与休闲的分离和对立也越演越烈。

一方面“工作”的意义从来不是其本身的意义,另一方面“休闲”也极少有其自足的内涵。

当少数有闲阶级悠闲度日的时候,他们休闲的意义不过是从工作的意义中派生出来的。

而绝大多数人更是只能在有限的闲暇里恢复一下最基本的工作体能,他们的闲暇是绝对依附和从属于工作的。

但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新的生存状态,使人类工作与休闲的历史从阶级的剥削和压迫阶级逐渐走向新的大众社会阶段。

萌芽自西欧14～16世纪的现代化进程,在19世纪的工业革命中形成社会变革的高潮,建立在更进一步劳动分工基础上的机器化工业生产,使整个社会的财富积累急剧增加,生活必需品和最低限度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在突破了曾经必须控制的范围之后,就迅速地普及到社会大众的各个阶层。

虽然工作在今天依然是绝大多数人必须从事的主要活动,但高质量的休闲机会已不再被垄断,而逐渐为大众和社会所有成员共有。

虽然人们所从事的各类工作依然在社会舆论和心理上被“白领”和“蓝领”划分着歧视性的等级,但“休闲”已不分彼此地,或者说高低错落、并行不悖地被鼓励和广泛动员。

休闲文化正在成为现代大众文化和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物质文明尚不够发达的时期,少数人对休闲的独享是令人憎恶的,这些少数人不仅侵占了别人的劳动和劳动成果,而且在他们的休闲里制造了病态、庸俗的休闲文化。

在诸如社交、住宅装潢、服饰首饰、纸牌棋艺、划船滑雪、高尔夫球等一系列曾经只有少数人才能享用的消闲项目里,他们有意地浪费人类共有的物质财富,挥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以达到炫耀自己和博取荣誉的目的。

这种被凡勃伦总结为“挥霍性消费”的消闲方式,在今天仍有许多沿革和变异。

不过除了将休闲与奢侈消费混为一谈外,在工作与休闲的关系认识上还有许多历史性的盲点和理解上的误区。

许多人把休闲等同于“不工作”。

闲暇的意义在一些人看来就是通过休闲实现与工作分离得越远越好,休闲的日子若还“劳动”,就是“放弃了节假日的休息”,休闲的时间若只是在家里闲坐或睡觉,在“档次”上就不如“出门郊游”或“出国旅游”;休闲的日程若没有发生一些次日上班可与同事“吹嘘一番”的情节和轶事,就显得面子上总是有些丢份或者让人觉得陈腐呆板。

对此,另一些人又呼吁自然休闲的需要,他们呼吁大树下古道旁席地而坐的惬意,呼吁小河边草地上会友谈心的优雅,呼吁烈日里摇芭蕉扇的淳朴,呼吁寒风中室外打雪仗的野趣。

这些正不断冒出来的呼吁令人想到几十年前林语堂在大洋彼岸写的杂文,与挥霍性消费式的消闲相对,中国人一直存有对远离尘世的“悠闲”的浪漫崇拜。

“美国人是闻名的伟大的劳碌者,中国人是闻名的伟大的悠闲者。

”依林语堂的意思,美国人傻就傻在以为只有物质充分富足之后42浙 江 大 学 学 报才能休闲,因而生在福中不知福,每日仍为物质而劳碌;中国人聪明就聪明在哪怕生活贫寒困顿,也能在精神的悠闲中体味人生乐趣和意境。

所谓“盛名多累,隐逸多适”。

苏东坡“江上清风”、“山间明月”,陶渊明“夕露沾我衣”、“采菊东篱下”,追求的是心胸蕴有伟大的美,袋里却不名一文的“艺术家的性情”。

就林语堂而言,他一方面享受着美国在工业文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富有,另一方面却为古代寒儒文士宁愿辞官弃禄、不愿心为形役的“高尚的自负”所折服,在心态上不能不说是自相矛盾和尚虚务实的。

鲁迅当年曾对林语堂式的闲富文人十分憎恶,但今天林语堂文本的流行畅销,正说明大多数人已远离鲁迅式的贫寒孤寂和严酷时势,而有了一些林语堂式的闲暇和无聊。

正如林语堂自己在书的序言中坦言,他书中的“思想并不怎么深刻”,在工作与休闲的问题上,他不过是强调了与西方贵族消闲生活迥然不同的中国文人式远离尘嚣的悠闲,并企图用后者批判前者;但实际上,无论是挥霍浪费式的潇洒还是“自然休闲”的清新,工作与休闲都是分离的、互相对立和瓦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