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老伴》看沈从文散文创作的现代意识摘要沈从文的散文《老伴》讲述了一个湘西人十数年生活一成不变的故事，从看似平淡的叙述中，可以感受到作家前后思想态度的变化：由前期作品中对湘西人民近于原始生活态度的欣赏到后期对湘西人未来生存方式的拷问与思索。

作家“人的重造”、“民族的重造”观点的提出体现了他鲜明的现代精神，也折射出沈从文对儒家文化由疏远而切近的过程。

关键词：《老伴》人性生存方式现代性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沈从文的散文《老伴》选录于其散文集《湘行散记》。

1934年，沈从文因为母亲病重匆匆返乡探视，此时恰逢新婚燕尔，临行前向妻子张兆和允诺，每日以书信形式报告沿途见闻。

这次返乡经历的种种，对沈从文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极大影响，《湘行散记》就是这次返乡的记录。

作家这次返乡以水路为主，沿沅水溯流而上，描绘千里沅水及各支流两岸秀美的风光以及湘西人民独特的世态人情。

《老伴》的故事发生在泸溪县城，界于辰州与浦市两地中间，四面环山，位于洞河与沅水交汇处，多有来往船只停留于此。

十七年前，“我”作为十三名“补充兵”中的一员途径此地，稍作停留，预备开始自己的军旅生涯。

在城中游玩的过程中，“我”的好友“傩右”看中了一个绒线铺的女子“翠翠”（即《边城》中翠翠的原型），并且“当天赌咒，一定要回来讨那女孩子做媳妇”。

若干年过去了，“我”与这名伙伴早已音讯全无。

“我”再次来到“翠翠”的家乡时，忆起往事，准备旧地重游。

当“我”走进绒线铺，眼前的景象令人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十七年前那小女孩就成天站在铺柜里一堵棉纱边，两手反复交换动作挽她的棉线，目前我所见到的，还是那么一个样子。

我认识那眼睛，鼻子，和薄薄小嘴。

我毫不含糊，敢肯定现在的这一个就是当年的那一个。

”接下来，更让“我”惊讶的事发生了：在黄晕晕的灯光下，女孩的父亲从里屋走了出来，俨然就是“我”失散多年的老伴“傩右”，虽然岁月的痕迹已经在他的脸上打上了浓重的烙印，但他却终于实现了年少轻狂时的愿望。

而他的女儿小翠，取代了他当年所追求妻子的位置，在绒线铺忙碌着。

时光流逝，物是人非，面对没能认出自己的旧时伙伴，作者没有选择相认，而是默然离去。

“我”像被时间意识猛烈地掴了一巴掌，在泥堤上乱走，望着天上的星星，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这星光从空间到地球据说就得三千年，阅历多些，它那么镇静有它的道理。

我能那么镇静吗？”作家终于发现这样的生命是在毫无意义地重演过去，十几年过去了，湘西以及湘西人的生命形态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沈从文的散文创作尽管数量不及小说，但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却丝毫不逊色于他的小说。

这篇《老伴》是沈从文创作成熟时期的作品，而散文这种体裁又是传达作家思想的最佳载体，它折射出作家对社会、人生以及诸多方面形而上的思考和认知。

对于沈从文而言，他的世界观复杂而且充满矛盾，但有一条线贯穿始终，那便是作家对于人性的执著追求。

如果把沈从文不同文体的创作视为一座“磨盘”的话，那么人性则是其轴心，作者笔下那些形形色色的故事和人物都在围绕着“人性”这一轴心向四面八方辐射开去。

因此，对“人性”的把握可以作为解读沈从文作品的一把金钥匙。

在理论上，沈从文一直主张文学只有表现人性，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他认为，“一个伟大的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对于当前社会黑暗的否认，以及未来光明的向往。

”因此，在沈从文最富盛名的湘西题材创作中，美好而淳朴的人性是作家着力渲染的重点。

作者笔下的湘西无疑是个世外桃源，那里青山绿水，风光如画，人民淳朴而又勇敢，他们不分贫富，不讲地位，均以诚相待，以善相亲，而对人性中的负面元素，如虚伪、做作、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等一无所知。

对于这一点，沈从文在很多作品里都有论述：“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

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

”在作家看来，湘西人是野蛮中见雄强，低贱中见诚实，天真中见热情。

他们的日常行为，乃至一切都是合乎自然的，是一群与自然完全契合的人。

他们总是很从容地在那里尽情性命之理，尽情享受造化赋予生命本来的种种，宣泄生命的美丽与强健，同时也体现出生命的庄严与价值。

湘西人之所以呈现出如此面貌，和他们所生存的环境不无关系。

湘西地处湖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处，多崇山峻岭，苗、汉、土家多民族杂居，交通以水路为主。

地域上的闭塞，使它较少受到现代文明的熏染，其教育文化的保守与落后，使湘西人对于自然有一种宿命的依附与信赖。

同时，贫穷恶劣的生存环境，除了塑成湘西人野蛮雄强的民族性格和勤劳务实的进取精神外，也使湘西文化呈现出一种守成被动的特征，其突出表现便是人生存方式的顺天安命。

如《老伴》中我的老友“傩右”，年少时伶俐勇敢，聪明活泼，家境富裕却不愿承继先人之业，理想是做一名上尉副官，并为此负气离家参军。

可十几年的岁月流逝之后，“我”却发现时间如同鸦片已经完全毁了老友，“这人虽做不成副官，另一糊涂希望可被他达到了……他们那份安于现状的神气，使我觉得若用我身分惊动了他，就真是我的罪过。

”随后一大段内心独白式的话语让读者感受到作家内心的波澜：“我心中似乎极其骚动，我想我的骚动是不合理的。

我的脚正踏到十七年前所躺卧的河堤上，一颗心跳跃着，勉强按捺也不能约束自己。

可是，过去的，有谁能拦住不让它过去，又有谁能制止不许它再来？时间使我的心在各种变动的人事上感受了点分量不同的压力，我得沉默，得忍受。

再过十七年，安知道我不再到这小城中来？为了这再来的春天，我有点忧郁，有点寂寞。

黑暗河面起了快乐的橹歌。

河中心一只商船正想靠码头停泊，歌声在黑暗中流动，从歌声中我俨然彻悟了什么。

我明白‘我不应当翻阅历史，温习历史’。

在历史面前，谁人能够不感惆怅？”在沈从文笔下，大多数湘西人就是像“傩右”这样：他们以不变应万变，认同命运，并在命运规定的形式下生活，把命运的一切肆虐认作是生命的基本形态。

湘西人在自然当中生老病死，演绎着古朴动人的爱情故事和平凡琐屑的世俗人生，他们在对自然与命运的顺应中，宁静平和地过着自己的生活，体味各自的幸福和哀乐。

但是，对湘西人的这种生活态度和方式，作为湘西人民情绪表述者的沈从文又作何评价？在无奈、惆怅背后很显然流露出的是批评和否定。

一直以来，介于沈从文创作主题之鲜明，研究者们喜欢将其定位于“风土”作家，将其视之为逃避社会现实，一味沉迷于田园牧歌世界不能自拔的世外高人，而忽视了作者作为精英知识分子身上所自觉肩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沈从文曾以疑问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创作的真实意图：“我关心的——是几个在过去生命中发生影响的人，还是另外更多数未来的生存方式？”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沈从文表现出的对“现时”湘西人生存状态的失望，体现出的便是现代知识分子所独有的批判性。

“批判性体现着现代性思想活动超越性和激进的特征，它蕴含着知识精英变革现实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愿望。

现代性思想总是伴随着强烈的危机感和变革意识，始终对现实不满，以及对未来的理想化。

”换言之，这种批判性正体现了沈从文作为知识分子的现代意识，也较好地驳斥了相关论者认为沈从文作品缺乏现代意识的观点。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坛，沈从文可谓一个特殊的存在体。

20年代初，受文学革命的影响，许多有志之士怀着满腔热血和希望去大都市寻求现代文明以求新生。

沈从文也不例外，他离开闭塞的家乡，前往北京接受现代意识的洗礼，然而，冷酷的现实却令他陷入困窘之中。

只有高小学历的他在偌大的北京城求学无门、求生无路，成为一名生活在都市的边缘人。

身在异地，分外思乡，他那强烈的乡土文化心理积淀同现实中冷漠、病态的都市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和冲突，使他虽然身在都市，灵魂却早已漂泊于乡野大地。

在这种几近于落魄的境遇中，沈从文拿起了手中的笔，开始了他的“从文”生涯，并以”乡下人”自居，登上了现代文坛。

他在创作初期的作品中，满怀深情地书写着家乡——湘西的风情风物，歌颂家乡人民淳朴本真的天性，试图在创作的“白日梦”中精神还乡，去建构他本人心目当中理想的“乌托邦”。

到了30年代，随着作家本人生活阅历的增加，身为大学教授、文化名人的沈从文，又开始以现代理性的眼光重新审视自己家乡的人和事。

这次返乡之行，面对旧时熟悉的家乡山水、田园风光，作家除了一如既往地歌颂风土民情之外，也逐渐认识并揭示乡村世界的不合时宜。

在对湘西农村歌颂的同时，也隐约透露出作家对他所熟悉的这片热土的疏离感。

离家多年之后的返乡，他似乎成为了一个外人，可以观察，可以思考，但在情感和行动上却只能止于接受，不能也无法再对这个环境施加自己的影响，尽管心中仍有热爱，却已成为一名不折不扣的旁观者。

“望着汤汤的流水，我心中好像忽然彻悟了一点人生，同时又好像从这条河上，新得到了一点智慧。

的的确确，这河水过去给我的是‘知识’，如今给我的却是‘智慧’。

”这番感慨足以证明沈从文此刻的“观察者”身份，当他以现代文明人的姿态对自己曾经熟悉的环境不再感到舒适和满足时，那么合乎逻辑的下一步，便是思考家乡的未来。

必须做出某些改良和补救，让他所热爱的人民能够生活得更好些。

一篇《老伴》让读者感受到了沈从文对湘西人民的复杂情愫：一方面试图希望保持湘西人身上诸多美好的天性，另一方面又希望湘西人能够早日自立自强，改变听天由命的生存现状。

虽然作家对家乡人民身上具备的朴素人性美、人情美极为欣赏，在诸多作品中不吝赞美之辞，甚至一度将之视为反抗现代都市文明的有力武器，但作家经过思考，最终领悟到了“穷则思变”的真理，他站在人类生存权利的高度，认识到湘西人还是应当打破现状，奋发图强，有所作为。

正是从这个层面来看，他的作品最终指向是对民族未来生存方式的终极关怀，从而体现出鲜明的现代意识。

沈从文以《老伴》为代表的散文创作态度是积极的，用心亦是良苦的，他并非无病呻吟，而是有感而发。

他不无忧虑地审视自己家乡的落后与浅陋，有感于湘西乃至整个国家变化中的堕落现状，因此力图倡导民族品德的重建。

他写作的目的，并非为了“恋旧”，而是希望能够积极干预当时的时政，把“过去”和“时下”对照，期望为国家创造和争取到一个好的“未来”。

他在对故乡人事的具体描摹中，以一种燃烧的感情，去歌颂真、善、美，抨击假、恶、丑，从而引起人们对人生向上的憧憬，以及对当前一切的怀疑。

基于此，沈从文的文学世界呈现出一种逐渐向儒家含蓄委婉、温文尔雅、淡远蕴藉的美学精神靠拢的倾向，也反映出中国文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

在这种儒家文化心理积淀之下，沈从文提出了“人的重造”与“民族精神的重造”工程，在30年代的中国文坛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深刻地显现出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战中，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中，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和文化的心理走向。

在民族现代化的建构中，文化对人的制约以及人对文化的认知与建造，是怎样深深地根植于我们民族的现代化历程中，而那一代知识分子又是怎样以他们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天才创造表现了这种形态和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