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达·卡罗作品的女性主义特质邝淑芳（广州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策划学号：201361021024）【摘要】本文以20世纪最受欢迎的女性艺术家之一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1907-1954）的作品为研究对象，以其生平经历的病痛、精神折磨和社会环境作为切入点，运用图像学和社会学分析弗里达艺术作品中的女性主义特质，以及其对20世纪中后期女性主义艺术运动发展的影响和铺垫。
【关键词】弗里达·卡罗，自画像，艺术特质，女性主义导言女性主义艺术在20世纪中后期开始起步,1971年琳达·诺克林的《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使女性主义艺术备受关注,并跻身于艺术史范畴。
谈及女性主义绘画，就不得不提到弗里达·卡罗，她拥有极强的自我意识、有自己的政治立场。
继弗里达之后，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旗帜越举越高，更多女性开始关注自我，大量出版关于女性主义的书籍和创作相关的艺术作品，她们更是直接参考并运用了弗里达的符号，视她为现代女权主义的楷模。
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弗里达的作品，从中探寻其女性主义特质，为初步进入西方女性主义话题的研究做铺垫。
（一）女性自身体验在20世纪的拉美艺术中，妇女充当了比欧洲与北美妇女更重要的角色。
各国的主要画家中都有活跃的杰出女画家。
妇女在艺术中的主要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拉美文化中的“大男子主义。
”这似乎是让人费解的问题。
在拉美国家，传统的城建认为：男子的活动领域主要是政治和军事，而必须在公共限制自己的个人情感因素，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人类的弱点。
因此，所有门类的艺术活动基本上属于女性的活动范围，她们可以表达个人情感。
这一传统使妇女成为艺术领域的主要角色。
男子从事艺术活动不是最佳的职业选择，即使当了艺术家，他们页回避个人情感的表现，而更倾向于表现政治或社会、历史题材。
这一点在弗里达和她丈夫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1886-1957)那里表现得特别经典，里维拉绘画得题材大多都是革命战争、宗教题材，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才允许个人因素出现在他的画中。
而弗里达的绘画完全是只专心的，她画自己流血、哭泣、破碎，将痛苦植到艺术里，以加大的真诚和坦率，用幽默和幻想来调和。
她的画总是那么特别，那么个性化，在视觉上有着一种艺术的紧张和力度，正是这种女性在艺术中的特殊角色使弗里达绘画具有鲜明的个性化成为了可能性。
［1］这些事故及惨痛的后果使弗里达成为了一名艺术家。
它迫使她去努力发现全部的真相，其方法就是创作自画像。
不是通过行动或面部表情，而是通过描绘食物对她身体的控制来够了她的心灵状态，从而将她的内心世界敞露出来。
在她的绘画中，弗里达总是像意外事故的受害者，缺乏生气、无法动弹；但当她开始画那些消极的形象时，却有一种令人惊讶的意志力在驱使着她。
［2］由于车祸的影响，渴望孩子的弗里达像被诅咒一样永远无法生育。
她的作品《亨利·福特医院》里讲述了自己在底特律的流产经历，画中的女人脆弱而没有保护，孤单的承受着痛苦，充满忧伤和绝望。
里维拉在评价这幅画的时候说：“她的作品突出了女性的忍耐力、忠诚、现实、坚忍和痛苦。
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一个妇女像弗里达这样在画布上表现出极度痛苦的诗意。
”［3］在《亨利·福特医院》中，弗里达赤裸着躺在医院的病床上，鲜红的血在往床单上流淌。
一大颗泪珠淌过她的面颊，她的肚皮因怀孕而肿胀着。
其身体之逼真的描绘是弗里达典型的首发：显然这是一个女人所看到和理解的裸女，而不是一个被男人所理想化的裸女。
她的手放在肚皮上,拿着六根血管分别连着她心中的意象,其中一个就是一个男性的胎儿,连着的蜗牛表示流产的过程是缓慢的,《亨利·福特医院》1932年床下方的连着的骨盆是流产的主要原因,连着的紫罗兰象征着女性的生殖器官,弗里达被放置在蓝天下的荒芜的原野上,显得孤独无助,在地平线上清晰可见的炼焦炉、输送机烟筒和水塔这意味着里维拉远离卡洛,远处的建筑物代表了外面的世界正高效地运作。
［4］（二）女性自我意识卡洛的自画像在众多艺术家的自画像中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从她的自画像中可以感受到更强烈的冲击:全身钉满了尖锐的钉子、剪得满地的头发,与死神同卧一床等等,每个画面均表现出她超常的孤独、痛苦和无助。
卡洛的绘画与自我形象是分不开的,这也是卡洛绘画个性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卡洛为什么要画那么多的自画像?首先自画像是艺术家的自传式的记录,但这种一记录绝不是表面的,其中包含着艺术家强烈的自我意识。
自画像无论如何必然与画家的自我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
艺术家们正是欲通过这种艺术形式去了解自我、表现自我,并对自我的内在做深入的探索。
因此自画像也就成了艺术家心灵的一面镜子。
他的自我向他呈现出来,并被形诸笔端。
他的独特的个性被他表现于有形之中,展示在观众面前。
内心世界是深不可测的,而这个隐秘的自我一次次激起了艺术家探索的欲望。
当然这种探索是必然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的。
这恰恰可以作为艺术品中主客观因素交织作用的一个很好的解说。
其实哪是主观哪是客观是无法分清,也无法分开的。
另一方面在这种探索中不同的艺术家所得出的结果可能是迥异的。
通过自画像这种艺术形式,艺术家们同时也在传达着他们对艺术和现实的不同的理解。
可以想象,当进行自画像创作时,他们面对的是镜中自己的形象,避开一切外界的干扰,倾听着自我内心深出发出的声音,与之进行着默默的对话。
这种情景是颇有意味的。
镜中的我已是一个“镜我”或“客我”,与画家的内在的“我”已经拉开了距离。
他在观察、探索这个“我”。
我们可以从中读出艺术家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追求艺术真实的痛苦。
令人不安的是,其中一些因素最终导致了一些艺术家的创作是以痛苦甚至自虐为结局的。
艺术创作说到底是一种自我所能达到的境界,这种境界有多深在于艺术家个人对自我的领悟,在这种自我领悟和自我意识生长的过程中,也许正包含着艺术家们孤独的内心体验和灵魂的痛苦。
自画像作为与自我、与世界的一种对话方式,传达出艺术家借以逃离无助的深渊,摆脱精神的危机,以求精神的慰藉的渴望。
正如作家的自传体小说一样,艺术家有时只能通过剖析自我灵魂这种手段,把心灵深处刻骨铭心的情感释放出来,同样,深邃的内心又激发了艺术家探索和创作的欲望。
因此,自画像成为一种自我分析、再现的手段。
卡洛的非自画像也同样具有鲜明的自我意识,如具有黑色幽默的《稍稍掐了几下》画中即《稍稍掐了几下》1935年充满暴力,又具有幽默。
暗示与卡洛对待死亡的轻松态度,这种玩味的嘲笑死亡源于墨西哥民俗。
甚至连静物画也是活的,她把没有生命的静物也注入了鲜活的生命特征。
绘画作品中的内容来之于卡洛本身,绘画的色彩也同样如此。
往往我们在绘画作品中可以见到,嘴唇是鲜红的,脸颊是粉红的,连指甲也涂上了红色。
她以完美的技巧选择了服装的色彩,肉色的长裙,褐色的披肩,酒红色的罩衫,所有的颜色被置于橄榄绿的背景上。
这些高度原生色彩的组合就是卡洛的色彩,来源于她实际的着衣颜色。
鲜艳的民族服饰使她引人注目,卡洛的色彩是自我的,她不遵守学院和流派中的色彩规律。
卡洛这种不加修饰的原始彩绘,使她的画具有浓郁的墨西哥民俗文化的色彩,这也是卡洛个性化绘画的一个重要因素。
总之,卡洛的绘画是自我意识的集中体现。
［5］（三）女性身体描述弗里达画了很多自画像,这些作品是她对自己的剖析,也是她个人生命历程的日志,其中有一些是具有女性特质的主题,美丽、脆弱、敏感、被伤害。
表现出对女性身份的思考和受压抑的精神世界。
而在某些自画像中,她把自己塑造成不同的角色,有时是特旺纳神,有时是大地之母,或者是流产的母亲、被伤害的小鹿。
这些角色分解了弗里达,却显露了弗里达的特质、悲痛和伤口,对于卡罗来说,这种内在的伤痛只能通过面孔表现出来。
女艺术家的每一幅表现自己身体的自画像都可以视为女艺术家对自己的艺术家身份和女性身份的思考，都包含着女艺术家处理这种困境、试图进入主流的努力。
总的说来，女艺术家是在艺术惯例和社会规范弹性允许的范围内，试图打破男性身体和女性身体所代表的文化/自然、社会/动物、思想/身体、精神/物质的二元对立，赋予女性身体以新的含义。
其中一个重要的手段表现在女艺术家对自己身体的处理上。
男性艺术家常常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女性人体的敏感部位，最能引起男性性兴趣的部位。
他们常常刻意地扭曲女性的身体，以突出女性的胸部、臀部或者背部等部位。
与此同时，女性的头部、面部以及双手—最能显示女性意识和思想的部位—则常常是作品中最不强调的部位。
［6］弗里达的《破碎的脊柱》也使用了强调眼神、遮掩或弱化性感部位、强调头部和面部细节等手段强调了自己作为艺术家的主体性。
这幅画画于1944年她动手术后不久，当时页和1927年一样被困于床上，穿上了矫形胸衣。
在此弗里达断然决然的冷漠创造了一种令人窒息的紧张，一种感情的麻痹和瘫痪。
画中许多钉子钉入身体，使痛苦具有《破碎的脊柱》1944年一种活生生的效果。
一道像地震裂口一样的裂缝将她的躯干分开，开裂的两边由钢质矫形胸衣固定在一起，这胸衣是病人受到囚禁的一个象征。
打开的躯体意指外科手术，而弗里达的感情如果没有那钢质胸衣的画肯定是分裂出去了。
在她的躯干内部原本是她那破碎的脊柱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一根有裂缝的铁柱子，生活就这样被飞来横祸所代替。
锥形的柱子残忍地刺入弗里达身体上红色的裂口，从股部直刺到头部，在次一个卷曲的柱头支撑着她的下颏。
对某些观众来说，这个柱子类似于男人的阳具。
胸衣上带扣的白色带子强调了弗里达裸露的乳房优美的童贞，这样的优美使身体上从头到尾的开裂变得更加恐怖。
她的臀部被一块如基督包尸布的布所包裹着，弗里达把她的伤痛像一个基督殉道者那样展示出来：一位墨西哥的圣赛巴斯蒂安。
她运用肉体的痛苦、裸露和性来让人深切地感受到其精神上所受的折磨。
［7］（四）女性社会身份弗里达更多关注的是墨西哥的复兴和这个世界上不同国度的人们的生活处境,对第三世界现状的深刻焦虑和关怀。
《美墨边境上的自画像》左右两边的景色迥然不同形成极大的对比和反差,一边是墨西哥强大的生命力和深厚的文化传统,而另一边是美国极具破坏力的现代工业力量.唯一将美国和墨西哥联系在一起的东西是在美国土地上的发电机正在从墨西哥植物的根部吸取能源,代表着弗里达对两种不同文化相互关联的实际体验。
处于两个世界之间的弗里达显然有一种矛盾和被割裂的感觉,这种割裂即弗里达所体验的西方现代文明和古老的墨西哥文化传统之间的冲击和碰撞,以及她所处的文化困境。
［8］在弗里达生活的年代中,她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女人,她的私人生活、政治活动、绘画作品都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她的作品在70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引起激动。
1973年在墨西哥城现代美术馆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卡罗回顾展,女权主义学者格洛雅·奥雷斯坦就此展在妇女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弗里达·卡罗的奇迹的绘画》,其中写道:“她直截了当地、发自内心地向全体妇女表白自己,而且是第一个把她自己生命存在的戏剧赋予美学形式的女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