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现代化与边缘化当代中国正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迈进。

传统儒学也好,现代儒学也罢,无论其主观愿望如何,要在当代中国社会生存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与现代化这个时代主题相适应,质言之,就是儒学必须现代化。

否则,就将难以为继。

而要实现儒学的现代化,儒学要加入现代化的进程,就必然面临边缘化的命运。

这就引出了儒学现代化与边缘化的论题。

就这个论题展开必要的研讨,无论对于儒学自身,还是对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事业,都有积极的认识价值和实践意义。

儒学现代化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儒学是自汉到晚清的中国传统社会价值系统的创造者和体现者。

作为一个整体,它在追求现代化目标的当代中国社会中,已经失去了它在前现代化时期的历史合理性。

在这个意义上讲,儒学是与现代化的价值取向格格不入的。

但是,从文化的民族性和历史继承性的一面来看,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者,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承载者之一,作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锻造者、推动者之一,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特质的重要构成之一,儒学在建设现代化社会的今天仍然有其存在的价值。

换言之,儒学是可以和现代社会相融的,因而也是可以现代化的。

从历史上看,儒学曾经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进行自我更新。

自从先时期孔子创立儒学,到“五四”以后现代新儒学的形成,儒学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容和质量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变革。

先时期以孔孟为代表的原始儒学,以仁为思想核心,生发出一整套道德学说和政治理论,为后来儒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汉代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新儒学,适应大一统的时代要求,改铸原始儒学,援阴阳五行思想入儒,并以阴阳五行作为建构理论体系的基石和方法,同时吸纳法家思想,剥取墨家理论,演绎名家精义,借鉴道家观点,可谓熔铸诸子而以儒学为统率,建立起一个以三纲五常为核心。

以天人感应为特征。

以维护统治者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为宗旨的新型而又严整的价值系统,从而将儒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宋明时期,程朱陆王等理学家总结晋隋唐时期儒学发展的经验教训,吸收佛教的思想理论,通过理欲之辨,通过道。

气、理、心、性等畴的展开,建构起自己的本体论学说,弥补了此前儒学在本体论方面的缺陷,发展并完善了儒家思想,奠定了此后数百年的思维方式、价值准则和行为式,宋明新儒学成为儒学发展史上的新高峰。

近代以降, 在西力的强烈冲击下,为了解除忧外患,争取民族独立,保存民族文化,怀抱深厚忧患意识的儒家知识分子,被迫但却有意识地学习西方,力图通过西方文化之“用”而强健中国传统文化之“体”,在客观上更新着传统儒学。

特别是“五四”以后,现代新儒学思潮兴起,梁漱溟、熊十力、友兰、贺麟等人开其端,牟宗三、唐君毅等人继其后, 蔡仁厚、述先、杜维明等人承其统,现代新儒家们力主会通中西,中西文化相互学习,用西方文化的方以智撑开中国文化圆而神的智慧,用西方的科学充实传统儒学,达到圣外王的目标。

尽管人们对于现代新儒家们“圣”开出“新外王”的论说和价值预期有着非常不同的看法,但此时的儒学已经不是传统儒学,而是具有“现代”意味的新儒学,则是不争的事实。

可见,儒学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由先原始儒学到汉代新儒学,再到宋明新儒学,最后到现(当)代新儒学,在思想容、理论特质和价值取向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而我们说儒学是具有自我更新功能的,是能够与现代化相容以至相融的。

从儒学的特质来看,它也能够与现代化社会相适应,它自身能够现代化。

儒学的重要特质之一,就是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并能够与时俱进。

孔子被称为“圣之时者”,孔子曾经宣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儒家经典主“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宋儒倡扬民胞物与,以及上述儒学在不同历史时期能够调整、更新自身的事实等,都是儒学能够包容不同成分、能够与时俱进的体现。

而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能够与儒学和平共处,以及宋儒为创建理学体系而吸收道教和佛教理论等史实,都表明了儒学的包容性和适应性。

从近年现代新儒家学者的诸多学术表现来看,儒学也能适应现代社会,自身也能现代化。

现代新儒家第三代的代表人物蔡仁厚、述先、杜维明等人,以及他们影响下的现代新儒学的认同者、传播者,尽管其学术立场、方法、观点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对于现代政治和科学精神的认同却是一致的,对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认同的,而且是积极推动的。

甚至,对于五四精神也是肯定的。

即使是复兴儒学、力图实现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努力,实际上也蕴涵着儒学现代化的用心。

由上可见,儒学的现代化具备其主客观的、历史和现实的可能性,而不是像某些论者所认为的那样,儒学只是一具思想僵尸而已。

儒学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构成,不仅具有现代化的可能性,而且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要性。

这个必要性,不仅在于儒学是我们今天建设现代化社会的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更在于儒学现代化本身所面临、所要解决的诸多问题。

简言之,就是儒学的现代化究竟要化什么?怎样化?只有恰当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合乎理性地将儒学现代化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给儒学现代化的必要性以合理的说明。

在我看来,儒学现代化要面对、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勇敢地化自身,二是执着地化社会,三是坚韧地化现代。

儒学要现代化,首先要从自身做起。

要勇敢地丢掉传统儒学和现(当)代儒学中不适合现代化要求的形式和容,特别是不符合现代化精神的某些价值期望。

例如,要改变唯我独尊的思想,承认西学、马列与自己的并存,而且二者具有强大的力量,应当与之平等交流和对话,争取最终做到三者的良性互动,而不要奢望改变甚至消解二者。

又如,要甘于寂寞,甘做“寂寞的新儒家”,踏踏实实做点提升中华民族精神生命的人文精神重建的工作,而不要奢望成为官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

再如,要改变思维方式,不要奢望成为帝王师,不要随时准备“应帝王”,而要在积极参与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注意把握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提升自身的学术品位,保持必要的距离感和应有的批判精神。

儒学要现代化,还得自觉而又积极地投身现代化事业之中,努力去化社会,去铸造新的安身立命之道,去净化社会空气。

儒学的长处之一,是有很强的能动性,有很强的参与意识。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昔日儒家所标榜的志向,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看来,未免过于理想甚至过于自负,但用人文化成社会,用君子儒的价值理想和行为实践来引导社会向善,应当是可以达到的比较现实的目标。

儒学要现代化,应当在自身逐步现代化的过程中,去化现代。

这个化现代的化,不是消解,不是融化,不是将现代化的进程逆转,而是用儒家价值理想的合理成分去化解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比如唯利是图、见利忘义、极端个人主义之类。

总之,用儒学的合理成分去感化社会，引导社会，升华社会。

如果现代新儒家以及儒学价值观的认同者们能够做到上述方面,则儒学的现代化不仅具有可能性,而且具有极大的现实性;进而,儒学现代化的必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儒学边缘化的必然性怪异的是,儒学在其现代化的过程中,面临边缘化的危机。

从逻辑和学理上讲,儒学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步边缘化,具有必然性。

现代化的实质是工业化,是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

在这个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从文化的层面看,现代化又主要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是一种全面的理性发展过程。

现代化不仅是经济发展,而且也是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精神发展(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大学,1993年10月版,第11—16页)。

质言之,现代化应当包括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亦即现代化关键在于人的现代化,而不只是器物、制度层面的现代化。

从文化的时代性的层面考察,儒学属于前现代化时代亦即农业社会的产物,它所反映的是古典精神,是农民意识。

因此,在以工业文明为追求的现代化时期,儒学不可能仍然占据社会主流的地位,不可能成为社会价值系统的标杆,而只能退居边缘。

其实,儒学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渐边缘化,有着客观的理据。

我们知道,现代化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

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商品经济要按照价值规律办事,以经济效益为中心。

而儒学的价值取向正好与此相反。

儒学所推崇的,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之类的道德理想主义。

君子耻言利,是农业社会的通则。

市场经济讲究竞争,追求效率,“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是最为生动的诠释。

儒学讲求和谐,以牺牲效率、牺牲社会进步为代价换取社会的所谓祥和之气。

现代社会重视诚信,契约观念深入人心;而儒学虽然也讲究诚信,但重视的是君子一诺千金,而绝无契约观念。

儒学这些与现代化相悖反的意识,必然被社会拒斥,从而必然导致其边缘化。

从现实政治的运作实际来考察,儒学的边缘化也是不争的事实。

现时两岸四地的华人政权,尽管各自依托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架构不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儒学不是官方的意识形态,不是指导社会生活的主流文化,这就必然导致儒学的边缘化。

从学术实践的层面看,儒学的边缘化也已是客观的事实。

近年来颇为引人瞩目、发展迅速并且影响甚大的现代新儒学,不仅远远没有落实到社会政治实践的层面,甚至连在学术界的认同也颇为有限。

“寂寞的新儒家”,一句话道出了儒学复兴论者的多少悲凉!在现代新儒学的基地,儒学不过是各种各样喧嚣声音中的微弱呼唤而已。

在世界汉学研究重镇的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现代新儒家第三代传人之一的杜维明先生,为儒学的第三期发展耗费大量心血,并大力培养儒学后起之秀,希望通过波士顿儒家、台北儒家、巴黎儒家、东京儒家的培植和共同努力,最终回归大陆,实现儒学的理想。

应该说,杜维明先生的理想甚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但是,众所周知,现实的情况远比理想要严峻得多。

儒学的边缘化决非良好的主观愿望就能改变。

儒学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边缘化,我们还可从历史中得到说明。

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中国社会越是现代化,儒学就越是边缘化,其边缘化具有必然性。

之洞、曾国藩、鸿章之类的大儒,尽管对儒学矢志不渝,但他们所奉行的中体西用的政治主、思想路线和学术观点,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官方将儒学边缘化的历史进程。

改良派戊戍变法维新的思想实质,是要变封建阶级之法,维资产阶级之新,这已使得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传统儒学在制度的层面遭到致命的打击。

而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奉行的是西方政治的理念和政权架构,这更是将儒学从社会生活的中心驱向边缘。

“五四运动”掀起的追求科学、打倒孔家店的狂飙,则更是给儒学以毁灭性的打击,儒学的边缘化已经成为定局。

至于中华人民国成立以后,由于政治层面意识形态的原因,儒学的边缘化自不待言。

而综观近代以来的历史,可以说,中国社会是在现代化的轨道上前进。

尽管这种前进十分辛酸坎坷,但毕竟是在前进。

与这种前进相反的是,曾经长期成为社会生活中心、掌握着各方面话语权的儒学,却逐渐地边缘化了。

如果说,中华人民国成立以后的头三十年,是受到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宰制,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取代了传统中国的儒学意识形态,从而导致儒学的极度边缘化的话;那么,上个世纪的后二十年,则是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之风的吹袭下,儒学被刮到了社会生活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