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与现代化——迷茫的现代人走向何方儒家承前启后的创始人孔子,他的思想有什么魅力,两千年来一直融合在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之中?并且一直传播到日本朝鲜及东南亚诸国?鸦片战争后,在欧风的袭击下,在“五四”运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在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席卷下,几经狂风暴雨,传统风俗习惯,尤为在农村生活中顽强的保持着。
孔子思想,一直成为中外严肃的思想家、政治家、学者所推崇,并全力以赴的去研究,且大声疾呼,要发扬光大。
近来,海外一些卓有远见的学者已呼出:“二十一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儒家文化的世纪”。
这又是为什么?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这一段悲壮而伟大的历史。
孔子继承了周公之道,所处春秋时代,正处在“礼崩乐坏”的混乱时期,孔子当仁不让,立志担当弘扬周公传统礼义的重任。
孔子的精神和人格,他的文化品位,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
孔子从五十一岁到五十五岁间,在鲁国担任鲁中都宰(鲁京城市长,后升迁大司空,大司寇,行摄相事,治理国政三月,鲁国大治,遂出现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商贾不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
齐人恐惧,用美人计腐蚀分化鲁国君臣。
鲁定公,季氏沉迷于声色,三日不听政,郊,不致燔俎于大夫。
孔子遂行,带领他的弟子开始悲壮的列国之行,前后共十四年,去寻找能恢复周礼的知音诸侯,所至到十余诸侯国家,大部分时间都在卫国。
史记:“孔子凄凄惶惶,车辙天下,使天下无道变有道。
”结果呢?围蒲、畏匡、厄陈蔡,并遭宋司马之险,饱尝艰险,真谓知音难觅,只能发出:“归乎!归乎!我党小子狂简”的长叹,回到鲁国已是一位白发苍苍、年近古稀的老人了。
回国后,整理文献,删诗书,作《春秋》。
晚年子鲤、颜渊、子路相续去世,七十三岁,圣人也与世他辞。
可是,孔子的思想却在汉武帝始,两千年来,一直成为我国道德风俗、社会结构文化生活不可动摇的基石,孔子被称为影响祖国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伟大人物。
中国非遇天灾人祸,一直过着淳朴平静讲礼义的生活。
并以一个有教养的民族映现在世界人民的面前,被世界各国称为“礼义之邦”。
鸦片战争爆发,外国坚舰利炮,轰开了吾国的“大门”,泱泱大国接二连三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古老而平静的生活一再被扰乱。
当时提出救国强国方案的,主要有以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以康梁为哇个人君主立宪派(维新派。
众所周知,维新派随着戊戌政变而告终。
以后各色人物、政治力量都粉墨登场,都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
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孔子思想,也是一个主要焦点。
洋务派要保存传统文化道德,吸取西洋的科学技术为吾所用,藉以强大自己的国力,以抵御西方的侵略。
革命派比维新派更激烈,要彻底打倒旧文化、旧道德、“吃人的礼教”,建立新文化、新道德。
孰是孰非?近代,有一段具有典型讽刺意义的记录。
英国哲学家访问中国时,梁启超在欢迎大会上盛赞战国学术自由,汉武帝独尊儒家,中国数千年无思想进步,人才日趋衰落,要振兴中国,就要无限制地输入、学习西方学术文化,以西方政治体制,乃至学术文化,取代传统的孔道云云。
当时罗素在答词中,却针锋相对地说,中国切不可盲目采用欧洲文化,中国若无孔道,道德必将破产。
事后,罗素对我国留英学生说,我以为中国切要的不是在于西方文化的吸收,恰恰是固有文化的复兴。
中国学术文化在两千年前的先秦已灿然大备。
假使中国能复兴古文化,那么对世界的影响必定极其伟大,对世界文化有特别的贡献,中国必将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一个外国哲学家,却会在为他召开的欢迎会上毫不客气的反驳梁启超的西化论,竭力在恢复中国的传统文化?再看梁启超在第一次大战后,一九一九年,去欧洲游学回来后,如梦初醒,一反常态,大叫科学破产,物质文明不能给人类带来幸福,而是灾难,要以我国几千年固有文明,去超拔大洋对岸几千万万欧洲人,省悟到西洋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所带来的科学发达,物质文明是造成这次大战的根本原因。
梁在《欧洲心影录》写道:“当我看到原来的生活舒服的欧洲人,靠着借债过日子,我们素来认为天经地义、尽善尽美代议政治今日竟会从墙脚上筑筑摇动起来……”后来,中国经历了辛亥革命,满清皇帝被推翻了,共和国成立,政治是否清明?人民幸福吗?恰恰相反,连年的军阀混战,什么联合反蒋的中原大战,连年不断的直、奉、皖战争,真是民不聊生,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饥饿寒冷痛苦中挣扎。
人们不禁在问,中国究竟应该走向何方?接着日寇铁蹄蹂躏我国,八年浴血抗战,中国人们付出的代价,太多!太多了!紧接着几年解放战争,全中国解放。
众所周知的原因,“四人帮”打倒后,历史似乎在嘲弄人,几十年旋转了一圈,又回到向西方学习科学,改革开放的起点。
我们的中华民族的儿子,我们的莘莘学子,又卷进了“崇洋热”、“出国热”、“经商热”的浪潮之中了。
国家提出四个现代化,要搞活经济与世界接轨,要想获得成功,是否像日本前首相吉田茂说的“正是由于日本人否定了儒教的鄙视赚取金钱的旧道德,唤发民众奖励赚钱的新道德,日本的明治维新才获得成功,日本才真正走上了现代化之路!”冷峻的现实世界告诉我们,我们也正在走不讲道德,只讲金钱的功利主义之路。
(日本明治维新真的成功了吗?什么叫成功?日本的现代化国力强大了,正因为不讲道德,只讲功利的价值观,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首,几千万的亚洲人死于战祸,使日本本土一片废墟,这不是对所谓成功极大的嘲讽吗?我们是人,是有思想的人,不仅仅有物质的要求,更重要的是精神的需求,这对知识层次较高有思想的人更显得迫切。
而命运之神,把我们抛掷到这么一个世界上——高科技商品经济社会上来,是幸运,还是不幸?面对着这样的世界,我们如何安身立命呢?我们将从家庭、学校走向激烈竞争而纷乱的社会舞台上,将会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所谓成功者,面对向我们袭来的种种卑劣行径,我们在戴上多少副假面具?需要耍多少手段?甚至付出信仰人格的代价与之周旋角逐,耗尽心力。
当我们筋疲力尽地回到卧室,明月映窗,清风渐来,我会感到像巴尔扎克小说《高老头》的拉斯蒂尼那样叫道:“巴黎,我来了!”还是忍不住思索,我的自我到哪里去了?付出的和所得到的是什么?我是否已经麻木不仁了呢?我能力挽狂澜吗?对一个有思想的人来说,他的精神世界是不会平静的,难以安顿的。
失败者呢?将会发出何处是路?为什么人生的路越走越窄的长叹。
我们实现现代化还刚起步,我们要达到西方工业发达的现代化的物质文明,还要经过一段非常艰难的历程。
我们这一代是不是要重蹈西方商品社会所走的人欲横流的路呢?现代工业社会所带来的人际关系的冷漠、自私;高节奏而紧张的工作,人成为机器、高科技仪器的一个部件;激烈而近乎残酷的竞争;单一的金钱追求;家庭的解体,老人被遗弃,离婚、弃儿;暴力、抢劫、凶杀;周期性的经济萧条、失业等诸多社会问题,使不少西方人精神空虚得从酗酒、纵欲,乃至毒品来麻醉自己的每一条神经;从自杀中求解脱。
嬉(雅皮士之流是精神无法安顿的典型表现而已。
现代高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使贪婪的人群向大自然无限攫取资源,造成环境污染,能源短缺,生态平衡遭受破坏。
不少生态科学家发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救救地球”的呐喊!现代化的军备竞赛及制造大量的足以毁灭几个地球的核子武器,使人类似坐在火药桶上。
然而,现代科学带来的物质文明,像巫师念起神咒那样,使发展中国家,使世界似醉似呆的向现代化之路齐进。
现代人是否在饮鸩止渴?现代化工业社会将人类引向何方?现代人的归宿又在何处?如果说二十世纪折磨人类的是癌症及艾滋病,是不是可以说,二十一世纪折磨人类的将是精神病?如何解决现代化带来的诸多社会病?西方许多思想家,像后期康梁及英国哲学家罗素闻那样旧话重提,“以儒家伦理学说解救西方工业国家的精神危机”,“以儒家伦理调解工业国家的人际关系”。
海外文化界出现了“儒教资本主义”,“儒教文化圈”的提法。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些西方学者,不向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康德、黑格尔的思想武库去乞讨救治西方社会病的灵丹妙药,而独独转向古老的儒家思想呢?儒家思想又如何使这些有思想的人心迷神悦呢?孔子的儒家思想核心是什么呢?是“仁”。
什么是“仁”?孔子说:“仁者爱人”,“泛爱众”,“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孟子》韩愈说:“博爱之谓仁”。
所谓“仁”是对人充满着温情的关心和热爱,始于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推而广之于普天下的任何人,对所有的人能“一视同仁”。
故孔子的“仁学”,肯定了人的价值,肯定道德的价值,肯定生活的价值。
从“仁”衍化出来的诸多美德:如“五常”、“八德”等,几千年来,已溶化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形成中华民族特有的心理结构和做人的价值标准。
孔子“仁政”,学说又把政治伦理化。
孔子提出治国平天下,一事实上要兴礼乐,讲教化,目的使全社会人民遵循一种有道德,有意义的人生。
故中华民族以一个热爱和平、文质彬彬的形象出现在世界人民的面前。
从中国两千多年历史证明,哪一朝代不遵循孔子儒家“仁政”学说的教诲治国,社会就会动荡不安,人民就会陷入痛苦灾难之中;哪一朝代遵循孔子“仁政”学说和教诲治国,社会就会安定和谐,甚至达到光辉的顶点。
也可以说,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没有哪一种民族的文化能如此他久薰陶如此众多的文质彬彬的君子;也没有哪一国家的政治能达到如中国的“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贞观、开元之治”,“康乾之治”这样辉煌灿烂的太平盛世。
既创造出丰衣足食(物质丰富的社会,又达到人际友爱、和睦、讲礼义(囹圄虚空的刑措之风的高度精神文明的社会。
现以唐朝“贞观之治”为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代辉煌的治政?唐太宗说:“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
(《贞观政要,慎所好》唐太宗之好“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不拘泥于章句,不沉溺于传疏,而是面向社会,“政事”的是非得失,依照儒学的标准来断定。
因此,在“讲论经义,商略政事”的探讨中,儒学精神通过“经义”而影响“政事”,渗透到社会现实生活中,使贞观时期的社会政治以及风格,充满着儒学情调。
由于唐朝初君臣致力于仁义教化,人心风俗由浅薄而仁厚。
贞观四年,“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
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卖粮,取给于道路”。
(《资治通鉴·唐纪九》可以说,唐太宗君臣振兴了传统儒学精神……使贞观时期的政治风气和社会风俗洋溢着清明宽厚的儒学情调。
(引《中国儒学史》故儒学孔子的仁学是人类最完善、最理想的思想体系,世界各派各宗的思想家、政治家所追求的理想王国,在古中国早已实现了。
无怪每当中国历史上出现动乱时,中国的百姓无不发出怀古的幽思,憧憬着以孔子“仁学”建立起来的纯朴的文明社会再次在现实世界实现。
直到今日,还有些厌恶现代物质文明,包括西方留学生,到中国农村下榻,想一睹没有市侩气息的纯朴民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