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异化问题异化实际上是西方文学史中的一个永恒的主题，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异化问题实际上也就是西方文世学中的永恒主题在纪西方文学艺术中的深化。
从理论上讲，“异化是反映人的活动及其结果客观地转化为统治人本身且与人敌对的独立力量的哲学社会学范畴，以及与此相联系，人由社会过程的积极主体变为客体”。
不管我们主观上愿意与否，人类社会的自我异化始终都是人类历史的永恒伴侣，至少在美妙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成为现实以前，人类历史都永远摆脱不了异化的纠缠，这就像阳光下的人永远摆脱不了自己身影的永恒相伴一样。
那么，“从什么意义上说，一个自我（无论是一个个人还是一个社会）有可能同自己异化呢？可以讲得通的说法似乎是，自我异化的意思就是内部分裂，至少分裂为彼此相离相违的两个部分。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要说自我异化，而不简简单单地说是内部分裂呢？‘异化’一词似乎包含有下列一些（或者全部）涵义：（一）自我之分裂成为两个相冲突的部分并不是由于外部原因，而是由于自我某一行动的结果。
（二）分裂成为相冲突的部分并没有消灭自我的统一性；尽管发生了分裂，自我异化的自我仍然是一个自我。
（三）自我异化并不是简单地分裂为同作为一个整体的自我保持同等关系的两个部分，这也就是说，自我的一部分有更大的权利代表作为整体的自我，因此另一部分由于同这一部分相异化，也就同作为整体的自我相异化”。
应该说，异化作为西方文学中的一个永恒主题，本源自人类社会的自我异化。
人类社会的自我异化在人类历史上的表现也就是人与自然、历史与人伦、理性与感性、现实与理想的二元分裂、矛盾。
这种分裂、矛盾毫无疑问地满足了以上所述异化的三个条件：第一，它分裂成为两个部分并非由于外部原因，而是人类自身社会实践活动的必然后果；第二，它分裂成为两个相冲突的部分并没有消灭人类社会的统一性，反而是人类社会之为人类社会的根本保证；第三，它并非简单地分裂为同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保持同等关系的两个部分，也就是说，作为其中一部分的人、历史、理性、现实有更大的权利代表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因此作为另一部分的自然、人伦、感性、理想由于同这一部分相异化，也就同整体的社会相异化。
可以说，西方迄今为止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人类社会不断自我异化的历史。
这种社会的自我异化是人类历史辩证法所无法隐匿的一个人类历史真理，也是人类社会所无法规避的历史必然过程。
我们富于伦理道德理想信念的东方民族，曾以莫大的勇气和决心，试图绕开这段人类痛苦的历史过程，从而避免人类社会自我异化所带来的二元分裂、矛盾。
我们倡导以血缘亲情纽带为基础，以“孝悌”为内容的“仁”作为人类社会的根本本体，也作为人的自觉的人格意识，从而达到人与自然、历史与人伦、理性与感性、现实与理想的和谐统一。
不幸的是，我们一方面尝到了被历史所遗弃的苦涩滋味，另一方面也遭受到了社会自我异化改头换面后的无情捉弄。
反过来，富于历史理性主义信念的西方人则认可了社会异化的历史性权利，他们虽失却了人与自然、历史与人伦、理性与感性、现实与理想的和谐，但却赢得了历史，从而也赢得了人类最终扬弃异化的机会和前提。
人类社会的自我异化是客观的历史过程，对异化的意识却是主观的认识水平，这便是异化与异化感的区别。
意识到异化的存在就表明历史实践主体有了异化感，有了异化感的同时也就拉开了直面、担当及不断克服社会异化的人类实践活动之序幕。
可以说，西方人从他们迈开历史文明步伐的第一步起，就具有了十分强烈的异化感，这种异化感作为沉重的十字架横亘在他们的心上。
所幸的是，他们终于没因为异化感对心灵的痛苦拷问而改变历史的方向，而是像“恺撒与上帝”各归其位一样，异化与异化感也各自派定了自己在历史文化框架中的不同功能：异化永远充斥于历史过程之中，异化感则以永恒的精神理想寻找自己的文化载体，文学有幸成了担当此职责的最佳“选民”。
它从此便忠实地向世界不断宣讲这个永恒的话语主题。
西方文学篇章的第一页是希腊神话，西方人关于社会异化感的最初诉说也就自然穿戴着神话的外衣。
据赫西俄德的《神谱》载：最初统治宇宙的神是乌拉诺斯，他后来被自己的儿子克洛诺斯推翻并阉割，克洛诺斯后来又被自己的儿子宙斯所推翻。
这个神话故事有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它泄漏了人类最初的历史文化信息，即在古老的原始社会，每一原始种族得以保存、发展的条件之一，就是不断须有年轻力壮的成员，起而杀死年迈力衰，不能有效担当起统治、防卫、繁衍三大职能的首领，以此取代他的一切权力。
这种杀戮发生在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群婚制时期，因此很难说，这个被杀的首领不是这个年轻成员的父亲。
相反，由于原始氏族首领经常享有的垄断性占有大多数女人的权力，这个首领极有可能就是自己的父亲。
人类原始种族发展昌盛的历史命运就伴随着如许痛苦代价的支付。
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看，这便是最早的社会异化现象。
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它透漏出西方人最初的历史哲学反思。
因为，毫无疑问，流传至今的神话故事，都是经过历史文明初期的启蒙者们删定并整理的结果。
这中间更多的与其说是历史文化信息，不如说是对历史的理解与阐释。
由此，神祇们世代残酷相争的神话故事也就是以诗性方式解说了人类历史进步的一个奥秘：即社会的发展必冲决旧式的血缘亲属纽带的羁绊，这种冲决就是历史与人伦、理性与感性最初的二元分裂和尖锐冲突。
从哲学的角度看，这就是西方人最早的异化意识。
这种异化意识在神话中更通过“俄瑞斯忒斯”和“俄底浦斯”的悲剧性故事而得以强烈的表达。
俄瑞斯忒斯以杀母复父仇而完成了父权制代替母权制的历史进步。
这是人类保障其私有制度的健康发育，从而使社会财富得以迅速增进的社会关系的重大革新，但这个革新则反过来宣告了女性的划时代的失败。
俄底浦斯更是以弑父娶母的双重罪孽冲决了“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中起着决定作用的亲属关系”（恩格斯的原话：亲属关系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推动了蛮民族的社会制度中起着决定作用）受阻于人伦血缘亲属关系的历史车轮，从而完成了人类社会关系的又一次重大变革。
但这变革的完成却迫使人类又支付了一笔异常昂贵的心灵、情感代价。
这两个悲剧故事也就进一步延伸了对社会异化意识的痛苦诉说，以及对历史与人伦、理性与感性之二律背反法则的绝妙表述。
这种异化意识除了诉诸于血缘亲属关系所蒙受冲击而产生的历史性悲剧而外，还以更广泛范围的人与人之间的争斗，进一步延伸了对社会异化所具广阔、纵深度的诉说和反思。
如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就描写了一次大规模的战争。
战争由“金苹果”所引发而展开了两个“二雄争一美”的故事。
《奥德赛》则描写了俄底修斯在雅典娜女神的帮助下，射杀求婚者的故事。
两个故事所表现的内容皆是无情地捍卫私有财产的历史神圣性。
同时，两个故事也就更进一步以历史与人伦、理性与感性的更普遍、更长远的分裂、冲突，宣告了社会异化所享有的伴随每一历史进步而不断上演的历史权力。
从赫西俄德的神话记载到荷马的史诗故事，再到后来成熟时期的古希腊的文学，社会异化的阐说一直是贯穿始终的话题。
也就是说，西方人在面对征服自然与人伦和谐这两个比肩而立的矛盾命题时，一方面，他们庄严地选择了前者，因此，他们面对必然而来的社会异化，仍始终如一地怀着求知与实践的热情，勇敢地迈开了征服进取的步伐，将异化所引起的情感苦痛已然淹没于对历史的乐观主义信念之中；另一方面，他们又禁不住对后者怀着斩不断、理还乱的脉脉深情，因此，他们欣幸于历史进步的同时，却又深觉情感的痛楚、灵魂的负罪，所以，他们以文学所特有的审美功能，将苦痛升华为悲壮与崇高，将负罪感升华为忏悔意识。
从此，西方文学便自觉地担当起心灵自由象征的文化使命，聆听着历史进步的足音，不断讲述着异化这个永恒常新的历史主题，又不断抚慰、消解异化感所引发的灵魂磨难、情感苦痛。
人类社会的自我异化难道就真的无可规避吗？换句话问，西方人是否考虑过改变文化的选择方向，从而摆脱社会异化的纠缠不休呢？古希腊人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开始，哲人们曾着力追求知识与美德的合一。
其文化内涵的实质就是寻求历史与人伦、现实与理想及理性与感性的和诣统一，也就是寻求摆脱社会异化搅扰的根本办法。
在希腊化和古罗马时期，一大批哲学家面对历史的提问及现实的苦难，更开始将注意力集中于寻求个人幸福，以此寻求摆脱社会异化的途径，伦理学一时间成了他们哲学体系的中心。
这是西方人最早厌倦了社会异化纠缠的一次文化转向，由此导演了一场西方文化敞开胸怀迎接源自于东方的基督教文化，并且与之融会、合流的历史文化变革。
同时这场历史文化变革也为西方历史步入中世纪作好了精神准备。
中世纪的历史文化当另作评说，此处毋需赘言，只提出值得注意的两点：第一，基督教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价值理性思想与西方古希腊以来的历史理性思想有着惊人的吻合和互补性。
它一方面以其思想的逻辑前提强调了古希腊历史理性思想所展示出来的深刻而又沉重的异化意识，如《圣经》所载亚当与夏娃偷吃禁果而痛失乐园的故事，大洪水及挪亚方舟的故事，耶稣代人受难、横死于十字架上的故事，都以另一种方式对人类社会的命定异化现象作了理论上的进一步证明。
它另一方面又以自身已经成熟的价值理性思想延伸了古希腊、罗马文化中处于萌芽状态的伦理学思考。
使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面对社会异化日益深重而惶惑不安的西方人顿生一种洞见人生奥秘，喜获灵魂拯救金钥匙的狂喜。
所以，基督教文化自然很快地被普遍接受，而且与希腊文化搅成了一团。
这是基督教文化的历史幸运，也是西方人的历史文化幸运。
第二，基督教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伟大的价值理性文化。
而价值理性的价值就在于它的纯精神信仰的特征，任何试图将价值理性变为历史现实力量的企图，都必然是非历史的、不现实的。
其结果必将导致历史与人伦的双重异化：一方面是历史停滞所造成的灾难与痛苦，另一方面是人伦理想失去历史现实的支撑而造成的自我断裂。
自我断裂的社会历史后果就是道德遮阳伞下的普遍伪善与堕落。
从世纪以后的历史文化事实，世纪开始，特西方中世纪别是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道理。
由此，也才有了如但丁一类志士仁人竭力鼓吹政教分立，才有了震撼欧陆的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
中世纪漫长的灾难岁月过去了，经过了磨难与扭曲的希腊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得到了正本清源，重新焕发了它们的原始生命力，重新划定了它们各自在西方精神文化框架中的恰当位置。
古老的社会异化也随之而重新取得了作为人类历史永恒伴侣的合理性，异化意识也重新回归于文学中的主旋律地位。
此后，凡影响深远的西方文学艺术作品，如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麦克白》，歌德的《浮士德世纪中期的批》，直至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狄更斯的《双城记》等等，皆不断诉说历史与人伦、现实与理想的二元分裂。
一方面，他们以更为触目惊心的忠实于历史之真的严肃态度，昭示了人类历史中社会异化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他们又以坚定执著的护卫人伦之善的真诚心愿，批判了社会异化的不合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