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野史对古代文学研究的价值管窥——从袁编《文学史》对笔记野史类著作的征引说起王金伟【摘要】笔记与野史是两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文献类型,其不同主要在于文史有异,而相似性则在于内容杂糅、组排形式随意以及撰述角度的兼容,故两者“分”与“合”应参考量的因素依情况而定.相关的研究重视对当时代和有影响的笔记野史类著作的使用.笔记野史之于古代文学研究有反映文学事实、对学术概念与学说正源清流及“粗线勾勒”作家形象等方面的价值.【期刊名称】《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学报》【年(卷),期】2012(028)006【总页数】4页(P87-90)【关键词】笔记;野史;古代文学研究;袁编《文学史》【作者】王金伟【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广西南宁53000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2笔记野史是中国古代文学中重要的文献类型，但一直以来相关研究却相对比较薄弱。

其重要性仍未被充分认识。

笔记野史类文献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尤其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价值不可低估。

袁行霈先生任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1］(以下简称袁编《文学史》)是一部获得广泛认同和高度评价的文学史教材，“以学术前沿性和包容性兼具见长”，而“立论稳妥允当，熔铸众家之长”［2］19。

论者还指出“大量出注也是本书形式上的一大特色”［2］20，即其所使用的材料中有大量是笔记野史类文献。

本文截取袁编《文学史》第五编第三卷，考察其对笔记野史类文献的征引情况，管中窥豹，以期探讨笔记野史之于古代文学研究的价值。

1 笔记野史之“分”与“合”笔记和野史是两种重要的文献类型。

据杨东甫先生《中国笔记野史总目》统计，笔记野史总量在8 000种以上① 资料来源:广西师范学院杨东甫老师硕士课程授课讲义。

，因此对两者进行辨别比较是此类研究无法避开的首要论题。

从概念表层看，“笔记”与“野史”的区别是明显的。

在文、史相对“分家” (对比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家”的情况而言)的今天，“笔记”就是一种文字记录性的东西。

《现代汉语词典》“笔记”词条的名词性义项有二:①“听课、听报告、读书时所做的记录” (此项主要针对非学术概念);②“一种以随笔记录为主的著作体裁，多由分条的短篇汇集而成” (此项主要针对学术概念)［3］71。

而“野史”显然是一种“史”，属于历史著作，恰如《现代汉语词典》的简要解释:“指旧时私家著的史书”［3］1589。

依照《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笔记类图书被定为I类 (即文学类)，而野史类图书被定为K类 (即历史类)。

笔者就广西师范学院图书馆所藏的几种较重要的笔记野史类图书进行了“抽样调查”，其“索取号”分别如下(“*”代指分册书籍):笔记类周续赓等选注《历代笔记选注》 (北京出版社，1983):I242.1/45;刘叶秋著《历代笔记概述》 (北京出版社，2011):I207.41/210(2);葛洪等著《笔记小说大观 (第一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I242.1/146.*; 苗壮著《笔记小说史》 (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I207.409/73;刘叶秋著《古典小说笔记论丛》 (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I207.41/36;鲍思陶主编《历代笔记 (上下册)》(山东文艺出版社，1992):I242.1/96.*;等等。

野史类陈力主编《中国野史集粹 (全五册)》(巴蜀书社，2000):K204.5/6.*;中华野史镜鉴编委会编《中华野史镜鉴 (全三卷》(当代世界出版社，1988):K204.5/5.*;吴枫，刘乾先主编《中华野史大博览 (上下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K204.5/3.*;李永祥主编《野史趣闻》(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K204.5/1;郑达辑《野史无文》 (中华书局，1960):K248/10;颜邦逸主编《白话野史》 (大连出版社，2007):K204.5/8.*;等等。

当然，“中图分类法”也存在不足，若把这种分类法认为是今之学界对于笔记野史类文献分类的一般看法，则研究显然是不足的 (如将“笔记”与“笔记小说”混为一谈)，因此仍有辨正的必要，研究尚待深入。

笔记与野史是两个有区别又联系密切的文体，很多时候的确难以区分，历来学者也大多辨之不清。

本文主要从两方面探讨两者的联系:其一，从外在表象上，两者的相似之处表现为内容的庞杂与组排形式的随意。

从各自的本义看:“笔记”侧重讲记录形式的随笔化，内容因此而散碎;“野史”内容记事，因系自家撰写，随意性也强，也就有了随笔的特点。

其二，从内在成因上，两者具有撰述角度的兼容性，“笔记”形式与“野史”内容之间并不互相排斥;只是“史”在古代的崇高地位影响了追求“立言”的文人的写作观念，使之在对吉光片羽的文献了解和个人偶得灵感记录时，不自觉地以“史”的旨趣付诸文笔，因是私家自撰，便成为了野史。

譬如《宋景文笔记》以“笔记”为名，却有很多逸闻野史的内容。

一般认为，笔记、野史之别在于内容和形式之辨，判断文献类别，当然主要应以其中所占“分量”而定。

但依笔者之见，在这个“分量”难以量化得很明确时，则不宜强分。

中国古代，一直尝试细分文件——曹丕《典论·论文》分八体;陆机《文赋》分十体;萧统《文选》分三十七体而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所分竟达一百二十七体，但始终难以合理地辨清。

笔者认为笔记野史的“分”与“合”应就某部书的具体情况而言。

如某文献中两种“成分”参半，则可对该著分出“笔记部分”和“野史部分”，而不宜强归某类。

鉴于这样的认识，本文权且使用“笔记野史类文献 (或著作)”这一概念。

2 袁编《文学史》(第五编)对笔记野史类著作征引概况袁行霈先生总编的《中国文学史》共分四卷，计有九编。

此著的重要特点是“许多篇幅用在注释和附录上”，“每章之后增加了详细的注释，注出引文的出处，包括书名、卷数、章节、版本、页码”［4］11，“一般每章注文都有二三页之多，占四页的也不在少数”［2］20。

这样的情况使得本文选取此著作为研究对象是可取的。

但笔者因能力和精力有限，只选取其中第三卷第五编，即“宋代文学”部分作考察。

此部分由莫励锋先生主编 (撰)，大体上代表了当前此领域的学术主流。

为行文方便，下文将此部分简称为《文学史》。

据笔者粗略统计，《文学史》引用笔记野史类著作90次，大概有40多种。

其引述特点主要有:1)侧重引用宋明清尤其是宋代的笔记野史类著作。

被引次数最多的文献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13次，陈师道《后山诗话》7次，周密《齐东野语》5次，朱熹《朱子语类》4次，严羽《沧浪诗话》4次，叶梦得《避暑录话》3次，陆游《老学庵笔记》、朱弁《风月堂诗话》、吴曾《能改斋漫录》、赵彦卫《云麓漫钞》、刘克庄《后村诗话》、魏庆之《诗人玉屑》、王灼《碧鸡漫志》均2次等。

除上述所列外，还有如钱世昭《钱氏私志》、张戒《岁寒堂诗话》、蔡居厚《蔡宽夫诗话》、张舜民《画墁录》、罗烨《醉翁谈录》、祝穆《方舆胜览》、邵伯温《邵氏闻见录》、释文莹《湘山野录》、叶梦得《石林诗话》、费衮《梁溪漫志》、曾慥《高斋诗话》、惠洪《冷斋夜话》、赵令畴《侯鲭录》、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阮阅《诗话总龟》、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等。

而其原因当然是为了贴近史实，后文中还将对此略作分析。

2)侧重对其它历史时期文献的使用。

元代陶宗仪《说郛》，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大型的笔记野史丛书。

而明杨慎的《升庵诗话》、清赵翼的《瓯北诗话》与《廿二史札记》、清王夫之的《姜斋诗话》等，其著者均赫赫有名，其著作也一直被广为重视，而清人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和况周颐的《蕙风词话》，也都是词学中必备之参考书。

对其它历史时期笔记野史著作的征引，还有清代梁廷楠《东坡事类》、胡薇元《岁寒斋词话》、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张伯行《二程语录》、潘德舆《养一斋诗话》等。

好用巨著名著，当然是为了论证有力。

3)对“诗话”、“词话”类著作尤为“偏爱”。

如宋严羽《沧浪诗话》、陈师道《后山诗话》、朱弁《风月堂诗话》、刘克庄《后村诗话》、张戒《岁寒堂诗话》、蔡居厚《蔡宽夫诗话》、叶梦得《石林诗话》、曾慥《高斋诗话》，明杨慎《升庵诗话》，清赵翼《瓯北诗话》、王夫之《姜斋诗话》、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胡薇元《岁寒斋词话》、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况周颐《蕙风词话》、潘德舆《养一斋诗话》等，达16种之多。

究其原因，大概是由于宋代的诗歌发达胜过于他文学样式——虽说宋代散文和话本戏曲等亦取得了辉煌成就，但相比作为“一代之文学”的宋词和与唐诗俨然分庭抗礼而引发后世“唐宋诗之争”的宋诗这两种诗体文学来说毕竟还是略逊一筹。

3 从笔记野史类著作的被引看其对于古代文学研究的价值从《文学史》对笔记野史类著作的征引中，我们大略可以一窥笔记野史之于古代文学研究的价值。

1)对文学史实的反映。

笔记对于文学研究有重要的史学价值，诚如杨东甫先生在《试论笔记的史学价值》一文提出野史笔记可为正史作本、补阙、纠误和提供全方位资料等四个方面作用［5］22—31;在《笔记文学价值刍论》中又指出野史笔记是“文学史料之宝库”［5］53等。

而某个时代的史实 (不独指文学史实)，对于传世文献，依据最重要的应该是距其时最近的记录，这是公认的。

《文学史》在考察作家的生平事迹的时候，常取笔记野史中的轶事记录作为主要佐证，反映在宋代文学部分就是以宋代笔记野史为大宗。

比如，《文学史绪论》中论宋王朝对文人的优厚待遇使得“宋代的官员大多是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士大夫，他们的享乐方式通常是轻歌曼舞、浅斟低唱”［1］10，并以寇准、晏殊、范成大为例，依《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四〇和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说明之。

2)对于一些学术概念和学说的正源清流。

如江西诗派之宗黄庭坚诗因“以鲜明的风格特征而自成一体”［1］74，故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提出“山谷体”之称。

又如《文学史》第三章引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五说明“太学体”“学海波中老龙，圣人门前大虫”的特点。

“文以载道”的思想在宋代占统治的地位，因此即使是苏轼这样的大家，在当时也被斥为异端，为说明这一点，《文学史》引《朱子语类》之言:“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1］16此语出自《朱子语类》卷·一三九，其实原文又有更为直接批判苏轼之处:“苏文害正道，甚于老佛，且如易所谓‘利者义之和’，却解为义无利则不和，故必以利济义，然后合于人情。

若如此，非惟失圣言之本指，又且陷溺其心。

”朱子曰: “某在当时，必与他辩”又笑曰:“必被他无礼”［7］3306。

这种把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完全置于审美功能之上的观点“如果推向极端，即是‘作文害道’”［1］(4)，《文学史》引清张伯行《二程语录》卷·一一:问:“作文害道否?”曰:“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