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在大陆的研究过程，大致可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金庸小说已在内地民间悄然流传，但仍属“下里巴人”，未能进入学术的大雅之堂。
1979年，厦门大学郑朝宗首倡“金学”（注：丁进：《金学的四个相关学科》，《通俗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
），应者寥寥。
1985年，大陆出现第一篇金庸研究论文（注：丁进：《中国大陆金学论著目录》(1985-1996)，《通俗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
），亦未引起学术界的注意。
1986年，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在《中国》杂志上发表《读金庸》一文，指出金庸小说具有广博的社会历史内涵和不同凡响的艺术成就，认为把研究金庸小说称为“金学”是有道理的（注：丁进：《中国大陆金学论著目录》(1985-1996)，《通俗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
），他的强化“金学”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稍后，《鸭绿江》杂志发表了《金庸启示录》。
文章认为金庸小说很能体现中国文化的特征，金庸正是把以情为特征的小说还给了大众与市场。
在“金庸热”已取代了“武侠热”的情况下，大陆应该克服由于体制不同导致的对同种民旅文化产生的某种层次差异和地域性差异，当务之急是积极研究新武侠小说，并以此作为与香港沟通的渠道之一（注：唐解放、李承磊：《金庸启示录》，《鸭绿江》，1988年第4期。
）。
1988年11月，在姚雪垠的《李自成》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之际，复旦大学的章培恒著文将《李自成》与金庸武侠小说作了比较。
文章指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这种分类法并不能用来判断《李自成》和金著武侠小说的高下”，若以现实主义的真实性标准来衡量，则金庸武侠小说的假中见真更具艺术感染力；若都以消遣性作品而论，“金庸武侠小说比起《李自成》来更具想象奇特，结构紧凑，富于幽默感等优点；而且还能于消遣之中给人某种有益的启录，因而不失为上乘之作。
”（注：章培恒：《金庸武侠小说与姚雪垠的〈李自成〉》，《书林》1988年第Ⅱ期。
）作者重点虽在评价《李自成》的第一、三卷，比较的结论却使国内震动。
次年12月，黄振源也撰文指出，金庸的文学地位在于总结了中国武侠小说的方向（注：丁进：《中国大陆金学论著目录》(1985-1996)，《通俗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
）。
同年，陈墨发表《金庸赏评》一文，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金庸之谜”，希望以此打破评论界对金庸的沉默，为大陆的金庸研究揭开新的一页。
（注：丁进：《中国大陆金学论著目录》(1985-1996)，《通俗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
）其后，金庸研究蔚为热潮，“金学”也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通俗文学评论》于1993年2月开始特辟“金学经纬”专栏，发表金庸研究成果。
对金庸情有独钟的陈墨，不但极力鼓吹“金学”，致力于“金学”的学科建设，而且接连发表了9部金庸研究专著，充分地显示了“金学”的实绩。
另一些学者虽不专攻“金学”，但对金庸小说的价值也十分肯定。
如红学家胡文彬就曾说：“如果按划分世界名著的标准来看的话，金庸的作品的确是具有庞大的读者群和持久的艺术魅力这两大基本条件的，所以把它作为一门学问并不是溢美之词，‘金学’终有一天会使大家正确认识”（注：钱文亮：《红学•金学•文学》，《通俗文学评论》1993年第2期。
），极力推崇金庸研究自成一学。
1994年，对金庸来说是极为辉煌的一年。
这一年，先是三联书店推出了15种36本的
《金庸作品集》，接着又有人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大师”的“座次”进行“重排”，把金庸的位置排到了第四位，一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重排者王一川博士认为，金庸对于文学史的意义，在于他的作品以通俗手法表现了极深的意义，写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魅力，体现了人的理想性格和对人性的考察，其“作品体现了中国文学发展方向，雅俗共赏”（注：王一川：《重排大师座次》，《读书》，1994年第Ⅱ期。
）。
对此，许多学者给予了积极的回应。
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严家炎教授在授予金庸北京大学名誉教授仪式的贺词中，就盛赞金庸小说是“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金庸是以精英文化改造通俗文化的“全能冠军”（注：严家炎：《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在查良镛获北大名誉教授仪式上的贺词》，《通俗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
）。
但反对一方的声音也很激烈。
如林焕平就认为，应高度重视国内外的“金
庸热”，但不应将金庸小说的地位提得过高（注：林焕平：《关于文坛重排座次的问题》，《文艺理论与批评》1995年第3期。
）。
丁尔纲也认为文学座次排名标准不一，金庸榜上有名当之有愧（注：丁尔纲：《闻茅盾被〈大师文库〉除‘名’有感》，《文艺理论与批评》1995年第3期。
）。
王彬彬则认为，“金庸小说仍然是一种高级通俗小说”，企图造就“金学”，是“日夜不分的一种‘昏话’”（注：王春渝：《去他的武林盟主》，《博览群书》1995年第12期。
）。
王春渝也认为，金庸无疑是武侠小说大师级的作家，然而推他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大师，未免强金庸所难（注：王春渝：《去他的武林盟主》，《博览群书》1995年第12期。
）。
朱国华提出“金学”概念华而不实，他认为金庸小说不能跻身于一流文学作品之列，其小说最好的价值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大众文化批判的绝好范本，应客观、公允地评价金庸，不能褒者无限拔高，贬者又不屑置评（注：朱国华：《关于金庸研究的一点思考》，《文艺评论》1997年第3期。
）。
尽管大师之争、“金学”之辩历时久、争论烈，然而其结果却使金庸作为通俗小说
大师的地位确立，“金学”也越来越深入人心。
1994年以后，北京大学开设了金庸小说选修课。
1997年6月，杭州大学召开了首届金庸学术研讨会，与会者就“金庸新武侠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生命意识、人文关怀、爱国主义与民族观、历史观、道德观、爱情观、女性观及武侠小说的文体创作等方面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一系列如‘把金庸还给文学史’、‘把金庸还给武侠小说’、‘把金庸还给金庸’等有意昧的话题，希望从中国新文学史、从通俗小说和武侠小说的本体、从金庸本身寻找金庸及其创作的应有位置”（注：鉴春：《金庸：从大众读者走进学术讲坛——杭州大学金庸学术研讨会综述》，《杭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4期。
）。
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在会上指出，“正是因为有了金庸——有了他所创造的现代通俗小说的经典作品，有了他的作品的巨大影响，才使得今天有可能来认识与结构本世纪的文学史的历史叙述。
”（注：钱理群：《金庸的出现引起的文学史思考——在杭州大学金庸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通俗文学评论》1998年第3期。
）杨匡汉在“中国世界华文文学新格局”学术研讨会上也提出“……金庸，等等，才是一棵棵并不喧嚣却挺拔的文化／文学之树。
”（注：杨匡汉：《深化香港文学研究之我见》，《广东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王晓明在其主编的三卷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收录了何平的《侠义英雄的荣与衰—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解述》（注：王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海：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页。
），表明了他对金庸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的认可。
而刘再复则更明确地指出：“应在新文学传统与本土文学传统两条线索分流演变的认识下重新检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并以此背景理解金庸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特殊贡献，确认金庸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金庸“以自己杰出的文学才华成为与新文学传统相对的本土文学传统的集大成者，使本土文学再次发扬次大”，“他对现代白话文和武侠小说都做出了出色的贡献。
金庸的杰出成就使他在二十世纪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注：刘再复：《金庸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5期。
）。
1998年，大陆、台湾、国际有5个金庸作品研讨会召开，因而被称为“金庸年”（注：廖欣：《1998——“金庸年”》，《深圳周刊》1998年第9期。
）。
这一系列情形表明，金庸小说已得到了大陆学术界的首肯，不仅走向了巍峨的讲坛，也进入了二十世纪文学史，名正言顺地成为了中国文学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