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度史》读书笔记一、出处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吕思勉的《中国制度史》把社会经济部分分成农工商业、财产、钱币、饮食、衣服、宫室、婚姻和宗族等八个题目，宗族部分又分成国体、政体、户籍、赋役、征榷、官制、选举、兵制和刑法等九个题目，通过对它们的阅读，能够深化对古代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认识。
二、摘抄及评论管子治国曰：“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治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粟多也。
凡为国之急着，必先禁末作文巧。
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
民无所游食，则必农。
民事农，则田垦。
田垦，则粟多。
粟多，则国富。
国富者兵疆，兵疆者战胜，战胜者地广。
是以先王知众民、疆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
”又曰：“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虽变俗易习，驱众移民，至于杀之，而民不恶也。
此务粟之功也。
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轻家则易去，易去则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则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则战不必胜，守不必固矣。
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战不必胜，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
”这段话可以说是很深刻地道出了为什么封建统治者们那么重视发展农业问题了。
发展农业不仅有利于富国、强兵、扩张，而且可以解决无业游民问题，有利于维护统治。
孟子也曾言‚有恒产而后有恒心‛，以农业为本，工商为末，这是因为统治者利用农民安土重迁的思想来稳定社会秩序。
安土重迁是中国古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一大特点，它与封建宗法制度相结合，为封建社会稳定奠定基础。
安土重迁，意即安于故土，不轻易搬迁的意思。
《汉书•元帝纪》：‚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
‛在农耕文明的时代，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对农民来说，土地不仅是谋生的手段，还是一家人人生的希望。
不同于工业和商业，农业的生产资料---土地是不能流动的，所以，农民只能依附于土地，将其当作‘安身立命’的根本。
农民的‘土地情结’由此可见一斑。
既然如此，那么除非是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人们才会背井离乡，否则，就会世世代代都扎根于那片土地。
除此之外，安土重迁所衍生出的地缘性、血缘性家族观念强。
‚生于斯，长于斯‛将人与土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家乡不过是家族的放大化而已，在人们的努力奋斗过程中，最大的奋斗目标也不过是‚光耀门楣‛、‚衣锦还乡‛罢了，并且地望，籍贯，落叶归根，认祖等词汇都反映了这一点。
土地私有制之缘起，盖有四端：一曰先占，如垦辟荒地是也。
古之分地，后遂变为私有者，当属此类。
二曰劫夺。
胜者以败者为奴，没收其财产为己有是也。
大而灭国，小而亡家，皆属此类。
三曰兼并。
则私产既兴之后，恃其财力，以攘夺人者也。
四曰由公产变为私产。
私有制既兴，一部落之公财，散而为家族之私财。
家族管理财产之权，在其族长。
久之，财产遂变为族长所独有。
在吕思勉看来，‚贫富不齐为致乱之原‛，而贫富不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土地私有制的兴起。
以上摘录的是土地私有制兴起的原因，吕思勉将其总结为四点：先占、劫夺、兼并、由公产变为私产。
其中土地兼并尤为严重，使得越来越多的土地集中在大地主、大官僚手中，而农民的土地越来越少，甚至没有，‚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土地私有制的兴起，造成了严重的贫富不均现象，贫富不均又是许多社会革命的根源，因此，均贫富成为了中国的社会思想中的重点课题。
《论语.季氏》提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按照‚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原则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就反映了农民要求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愿望。
除此之外，孙中山在民生主义中提出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力图实现‘耕者有其田’。
其中，孙中山平均地权的方法就是政府照地价收税和照地价购买，价由地主定，值百抽一，并且地为素地。
定完地价后，以法律规定：从定价那年起，地皮的价格再涨，那所加的部分归为公有。
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的核心是通过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政府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实现土地国有。
即使这一纲领中本着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原则从理论上否定了地主的封建土地所有权,但是这种以征收地价税、涨价归国的逐步解决土地问题的手段不能满足农民反封建、分土地的要求,因而注定这是失败的一次尝试。
然金在当时，特以供王公贵人之用，不则富商大贾或资焉，与平民实绝无关系。
金之渐见其少，始于南北朝时。
魏书释老制：兴光元年，敕有司于五假大寺内，为大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万五千斤。
天安中，于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
在关于钱币这一章节中，吕思勉提出，中国传统社会的货币是银本位而不同于西方的金本位。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上文的摘录中就有介绍。
要想成为一国的本位货币，那么它就必须具有广泛的流通性和普遍性，而这一点恰恰是金在中国古代不能做到的。
同时，关于金的认识存在一些误区。
许多人认为古代黄金多，到了后世就变少了，这与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兴起有关。
实际上这种观点是错的，在佛教盛行期间，金的消耗量极大这点是毋庸臵疑的，但是，问题是，金的数量多少从最根本上取决于金矿的多少。
中国货币制度之所以不完善，很大的原因在于中国国情。
中国疆域辽阔，各地的习俗不一，因而政府的控制力量无法达成统一，政府无法采取有效的措施来统一货币以及完善货币体系。
古人饮食必祭者，曲礼郑注曰：“祭先者，君子有事不忘本也。
”疏曰：“君子不忘本，有德必酬之，故得食而种，种出少许，置在豆间之地，以报先代造食之人也。
”周官膳夫注：“礼，饮食必祭，示有所先。
”释文引干宝云：“祭五行六阴之神，与人起居。
”案：古人最重报本，干说非也。
今者人习于谷食，不知始教饮食之功。
观墨子、吕览言古伤生者之多，追想古代茹毛与菜之苦，则知孔子之“疏食菜羹瓜，祭，必齐如也”，礼亦宜之矣。
古人凡事皆隆先圣之报者以此。
古人最重本，这点从祭祀的饮食方面便可知晓。
饮食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第一要素。
古人云：‚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在此等大事面前，仍‚示有所先‛，由此可见一斑。
相比之下，现代人就远远不如古人，即使我们的饮食习惯等进化了很多。
在古代政治中，祭祀尤为重要，将饮食与祭祀结合起来，在相当程度上等于把饮食与政治联系起来，而这正是中国古代独特的饮食理念。
古人常将烹饪方法与治国之道结合在一起。
《老子》曰：‚治大国烹小鲜‛。
韩非子阐释道：‚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宰，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贵虚静而重变法，故曰：‘治大国者若烹小鲜’‛。
治理大国要十分小心谨慎，如同烹饪小鱼那样不可随便搅动之。
除此之外，饮食与政治的联系还表现在为官者与民众在饮食上的差别，为官者称为‚肉食者‛，平民为‚蔬食者‛、‚藿食者‛。
饮食还被与教育挂钩，五代时魏州人刘赞，父为县令，毎食，其父‚自肉食，而别以蔬食食赞于床下，谓之曰：‘肉食，君之禄也。
尔欲之，则勤学问以干禄，吾肉非尔之食也。
’‛‚由是（刘）赞益力学，举进士。
‛社会上形成了‚学业未成，不听食肉‛的风气。
公费吃喝并非现代社会所独有，其也是汉唐饮食生活史上一个突出现象。
封建统治阶级以种种名义进行公费吃喝，唐代百官上朝有所谓‚廊下食‛，‚常参官每日朝退赐食，谓之廊餐。
‛宰相办公有所谓‚堂飧‛。
与现代的公费吃喝待遇不同的是汉唐的公费吃喝还自有一套‚理论‛，高宗时有的宰相‚以堂馔丰余，欲少损。
‛感到花费过多，浪费太大，提出降低一点标准，但是遭到反驳：‚此天子所以重枢务、待贤才也，吾等若不任职，当自引避，不宜节减，以自取名。
‛所以说，不管是假借什么名堂，公费吃喝现象的禁止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过程。
淮南子本经训云：“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润湿弗能及，上之雾露弗能入，四方之风弗能袭，土事不文，木工部。
”“堂大足以周旋理文，静洁足以享上帝，礼鬼神，以示民之俭节。
”又谓：“凡乱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遁。
”宫室不仅仅是住所，更有甚者与政治相关联。
明堂制度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明堂在中国古代礼制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
明堂的称谓始见于西周，并为后世历代帝王所仿效，集宗教，政治，教化作用为一体。
马一浮曾言‘明堂是圣人根本大法，即德教之根本大义，一切礼制，无不统摄于此’。
由此可见，明堂的存在意义超出了建筑范畴，上升至人与神的沟通媒介，反映出周人的分封制度和其‘敬天保民、以德配天、明德慎刑’的统治思想。
古代君权的合法性并不是来自于人民，得到人民的认可，而是来自于虚无缥缈的神，‘君权神授’。
因此，当君主想要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时，必须借助于神意，而明堂制度则很好地满足了君主的需求，因而能够长久地保持下去。
可以说，明堂及明堂制度是古人天人合一观念在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制度化与实体化，其意在构建政治秩序，论证君主权力的合法性以及维护君主的政治权威。
离婚之律，后世略与古同。
清律云：“凡妻无应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杖八十。
虽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出之者，减二等，追还完聚。
若犯义绝，应离而不离者，亦杖八十，若夫妻不想和谐，而两愿离者，不坐。
”婚姻的重要性，从‚洞房花烛夜‛被列为人生四大喜事之一便可知晓。
而上文所摘录的是关于清代离婚制度的状况，我相信通过对古代离婚制度的认识，可以深化对古代女子权力的了解。
与现代社会相同的是，古代婚姻中也存在着离婚制度，其中主要包括许可离婚、专权离婚、限制离婚等。
反映在方式上，则是以‚出妻‛为主，以‚义绝‛‚和离‛以及‚呈诉离婚‛为补充。
出妻，即只要妻子犯了‚七出‛之一条，那么丈夫就有权力强制休妻。
《大戴礼记.本命》记载：‚妇有七出：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
‛从这条制度上看，古代的妇女是十分具有悲剧性的，是维护夫权和封建家长制而被牺牲的产物，其婚姻和家庭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不受其控制的，对人生和未来的希望悉数寄托在丈夫身上，丧失了自我的独立人格。
因此，在古代，男子娶妻娶贤的标准之一就是妻子的不干预，但是，与其说男子的‘妻妾成群’是妻子的放纵，不如说是男子本身好渔色，利用社会对他们的宽待以满足他们自己的私欲。
相对于‚出妻‛而言，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和维护社会道德，还存在着一种制度—‚三不去‛。
三不去是三种即使妻子有‚七出‛的理由而丈夫不得将其休弃的法定事由。
‚三不去‛的具体内容按照《大戴礼》所记载的就是：有所取无所归、与更三年丧以及前贫贱后富贵。
这就是为什么古人强调‘糟糠之妻不下堂’的缘由，因此，三不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已婚妇女的权力，为其生活提供一定的保障。
除此之外，‘和离’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古代的婚姻特征。
和离是一种夫妻双方协商一致的契约离婚制度，强调情合，合则聚，不合则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