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赵树理先生的作品有感摘要：赵树理是现代小说家，戏曲家，被称为“人民艺术家”。
他的作品始终以农村、农民为出发点，密切关注变化中的农村和农民生活，他有明确的目的意识，为农民、写农民、给农民听、给农民看，由此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赵树理被称为语言大师，他的语言创造达到了极高的成就，并且开辟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一是扬弃了传统小说章回体的程式化框架，成功地借鉴民间文艺里“讲故事”的手法，以故事套故事，巧设环扣，引人入胜，使情节既一气贯通，又起伏多变，结构完整、趣味性强。
赵树理在创作中尽量照顾群众的习惯：群众爱听故事，他就增强故事性；爱听连贯的，他就不会因为讲求剪裁而把故事割断了。
尽量照顾群众的习惯，能叫大多数人读，这是赵树理进行创作时刻意追求的。
本文主要从赵树理的作品入手，分析其作品的主要特色。
关键词：赵树理政治问题小说文学大师《小二黑结婚》《邪不压正》《李有才板话》美国作家贝尔登认为赵树理“可能是共产党地区中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最出名的人"。
抗日战争时期赵树理因为创作《小二黑结婚》而享誉整个解放区，并被树立为“方向作家”，《小二黑结婚》是文艺大众化道路上里程碑式的作品。
这篇小说的发表使赵树理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真正解决了文艺大众化问题的第一位作家。
三十年代左翼进步文艺界撒下的种子在四十年代的解放区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此后，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和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等的接连问世，进一步显示出赵树理在文艺大众化方面的巨大成就。
赵树理的创作使文艺大众化运动呈现出崭新的风貌，他开辟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
而《邪不压正》发表后却又受到严厉批判，最后这个只着眼于农村题材的作家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他的作品只是真实的反应了不同时期农村的面貌以及出现的问题，却忽而誉满天下忽而谤满天下。
一、文学创作与政治的方向（一）政治方向下的创作赵树理因创作《小二黑结婚》而一举成名，被树立为“方向作家”号召文化界学习，之后的《李有才板话》《孟祥英翻身》《李家庄的变迁》也是备受推崇的佳作。
但在1948年创作的《邪不压正》却受到了批判，而后的《三里湾》虽为赵树理赢回了一些声誉，但是《锻炼锻炼》《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却再一次为他的写作生涯带来厄运，直至文革被迫害，赵树理几乎没有优秀的作品问世。
赵树理因《小二黑结婚》成名可以说是一个巧合。
在1943年10月《解放日报》刊登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号召文艺工作者走“工农兵方向”要做到“文艺为大众服务”。
《小二黑结婚》发表于1943年5月，描写了农民小二黑和小芹争取婚姻自主的故事，表现了民主政权在农村中的力量，这正好与《讲话》的精神不谋而合。
所以，赵树理被党的文艺干部周扬积极宣传，树立为了“方向作家”是《讲话》在小说界的成功实践。
（二）文学创作的褒贬因为赵树理的小说是搭上了“政治方向”这趟顺风车，所以在一些文学史著作中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
美国学者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评价道：“赵树理的早期小说，除非把其中的滑稽语调（一般人认为是幽默）及口语（出声念时可以使故事动听些）算上，可能找不出太多的优点来。
”而德国汉学家顾彬认为：“他学习民间表达方法的天赋，令他无论如何也算是在中国文学语言的一个重要革新者。
他的农民形象显著地区别于‘五四’代表者。
他强调的不是苦难，而是乡村中人们的活力。
”有学者认为不能因为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影响就轻易贬损一个作家的贡献，因为意识形态与文学本身就密不可分。
若非要把意识形态从文学剥离，则不能显示文学的真正价值，对于赵树理的评价就更应该是这样。
赵树理是牺盟会的成员，又做过《黄河日报》《中国人》的编辑，当时做得就是抗日宣传的工作，怎能不会对意识形态进行宣传？而后赵树理在解放区看到了新政权在改善农民生活中起的力量，就创作了《小二黑结婚》等作品。
从作品的发表时间来看，就可以知道作者并不是在刻意的跟随“方向”，因为作品是在《讲话》发表前就已完成；其次，在《李有才板话》中代表先进力量的“章工作员”在工作中不能发现问题的真相，容易被现象所蒙蔽，这与后继作家中“高大全”的党代表形象并不相符，还有“变质”的小元。
这说明作者对意识主流形态进行宣传时，并没有回避其中出现的问题，因而对于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解放区状况很具参考价值。
但是在解放战争和建国时期，他对“方向”的感觉越来越差，仍纠结在农村问题上不能自拔，对“工人阶级的文艺”创作完全没有尝试，反而还写下了揭露土改问题的的作品《邪不压正》，在大跃进时期发表《套不住的手》和《实干家潘永福》批判浮夸风。
在抗战中，为了结合大多数农民群众政治上要求“工农兵方向”，于是赵树理被树立为典型，他的作品也成了经典；但是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人成为建设的主力军，他仍只写农村出现的问题，不去歌颂社会主义的美好明天，也就无怪乎会受到批判。
讽刺的是到在文革时期，树立他为“方向作家”的周扬又发表《赵树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标兵”》使他受到了严酷的迫害。
二、赵树理的“问题小说”(一) 体现农村变化中的主要问题赵树理说：“我的作品，我自己常常叫它是‘问题小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的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
”他在作品中提到的问题确实是工作中遇到的。
他创作的《邪不压正》是因为“不少地方每次运动开始，常有贫下中农尚未动布之前，而流氓无产阶级趁势捷足先登，抓取便宜的现象。
”“例如我写《李有才板话》时，那时我们的工作有些地方不深入，特别对于狡猾的地主还发现不够，章工作员式的人多，老杨式的人少，应该提倡老杨式的做法。
”他之所以能够提出问题，是因为他真正的深入到了农民的生产生活中去。
因为他出身是一个农民，也就能以农民的视角看待这些问题，他也是以农民的思维方式去解决这样的问题的。
例如在《三里湾》中，范高登、马有余夫妇、马多寿夫妇身上表现出的只是“思想上都有倾向发展资本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路线的代表。
小说中也提到，这些先富起来的人也都是当年给地主做长工的，再加上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对这部分人的改造只是思想教育，并没有采取批斗这种方式，与对待地主阶级的方式截然不同。
他不把“倾向”与“道路”问题相混淆，也就不会把问题“上纲上线”。
虽然资本主义倾向的问题很难消灭，但是并不是不可解决。
他实事求是地提出了问题，并且用农民的方式提出了很好的解决方式，这使得做品读起来很真实，这是他成功的地方。
就拿马多寿夫妇的转变来说，马多寿夫妇一开始不同意入社并且和老大家的抱成一团，目的想多积些粮食，买头驴，过好日子；当形势不允许那样做的时候，老两口却谋划着分家后跟着孝顺的老四，而不是自私的老大。
马多寿的转变并不是因为突然感悟到了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而是认为自己的小九九实现不了，于是他只能退而求其次找一个孝顺的儿子——老四而不是老大——养老，故事的发展合乎人之常情，没有丝毫的不自然。
这与那种因为外来的一两个党员就唤醒了全村人进行合作社生产的苏联模式比较，更符合人之常情。
他在写作中把农民当做自己的兄弟姐妹，既不掩饰问题，也不无中生有地扣帽子，同时也不把他们神化，立刻就把他们送入社会主义。
他在表现问题上运用的写实的手法很成功，对于当时广大的农民会觉得这就是他们身边发生过的问题“糊涂涂”就是我们村里的某某，我们在合作社工程中也遇到过这样的窘境等等，这是他能够在农村广泛流传的原因。
如《“锻炼锻炼”》产生于“问题小说”贬值，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受到严峻考验的时候。
作者仍坚持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和反映农村生活，不讳饰小农意识的顽固，成功地塑造了两个落后妇女——“小腿疼”、“吃不饱”的艺术形象。
“小腿疼”的偷奸耍滑、好逸恶劳、撒泼闹事，“吃不饱”的贪吃懒做、拨弄是非、背后撺掇，典型地概括了一部分农民消极落后的思想性格，揭示了教育农民的艰巨性和清除小农意识的长期性。
（二）作品真实的表现问题的过程中，一些次要的问题也显现出来赵树理的问题小说不仅表现了农村变化中的主要问题，在他真实的表现问题的过程中，一些次要的问题也显现出来，这是他问题小说成功的第二个方面。
在《邪不压正》里王聚财先被流氓无产阶级小旦小昌分走了20亩好地，再次改革的时候只补偿了15亩，王老汉也高兴地说：“咱又不是相当地主啦，不论吃亏便宜，能过日子就好！”这句不经意的话却把农民在进行改革中的不彻底表现的淋漓尽致。
多少年来的压迫使得农民把过上好日子当作唯一目标，中国百姓始终奉行“有粮不反”的生存哲学，至于要能有口饭吃，就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去造反。
在日常生活中更是践行“吃亏是福”的原则，只要能活下去，其他的对与农民来说都是奢求。
这也是造成流氓趁机而入的原因。
一方面，流氓分子在改革中表现得很积极，使没有经验的“章工作员”容易被蒙蔽；另一方面，受惯了压迫的农民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不敢出头，甚至是为了自己的正当利益也只会忍气吞声。
这和《李家庄的变迁》中张铁锁虽被冤枉，但大多数人都只想赔钱了事的心态相同。
这种问题不是作者刻意表现，但是确实真实存在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赵树理的这种表现方式比鲁迅的更成功。
鲁迅先生是站在铁屋子外面呐喊，想叫醒里面的人，他描写国民的劣根性是居高临下的，没有管里面的人是否愿听；而赵树理就在人中间，他可以体会到即使是铁屋子被打破了，火被扑灭了，有些人也没有意识到我们应该出到铁屋外面过自由生活。
他认为“…不过农民也并不是共产主义者。
将来他们会是，现在还不是。
现在的农民总是农民，总是中国农民。
”在他的作品中农民问题是一以贯之的主线，不管路线如何，方向向哪，赵树理始终坚持自己的写作思路。
三、人民的艺术家文学大师（一）语言特色赵树理小说的文学特色主要在于语言。
他曾说：“我写的东西，大部分是向写给农村中识字的人读，并且想通过他们介绍给不识字人听的。
”既然是给农村人读的，采用“土得掉渣”的农民语言是再合适不过的。
赵树理总是尽量用普通的、平常的话语，要求每一句话都能适合每个人物的特殊身份、状态和心理。
比如《李有才板话》里打谷场上的一段人物对话：……一场谷打罢了，打谷的人都坐在老槐树底休息、喝水、吃干粮，蹲成一圈围着老杨同志问长问短，只有老秦仍是毕恭毕敬站着，不敢随便说话。
小顺道：“杨同志！你真是个好把式！家里一定种地很多吧？”老杨同志道：“地不多，可是做得不少！整整给人家住过十年长工！”老秦一听老杨同志是个住长工出身，马上就看不起他了，一屁股坐在墙根下道：“小福，不去场里担糠还等什么？”小福正想听老杨同志谈些新鲜事，不想半路走开，便推托道：“不给人家小顺哥割谷？”老秦道：“担糠回来误得了？小孩子听起闲话来就不想动了！”小福无法，只好去担糠。
他才从家里挑起篓来往场里走，老秦也不顾别人谈话，又喊道：“细细扫起来！不要只扫个场心！”他这样子，大家都觉着他不顺眼，小保便向他发话道：“你这老汉真讨厌！人家说个话你偏要乱吵！想听就悄悄听，不想听你不能回去歇歇？”老秦受了年轻人的气自然没有话说，起来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