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赵树理小说的主题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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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作家佛斯特曾说：“小说必须要有一个中心点：一个单一的主题、情节和表现方式。

这个中心点控制着全部人物，引发情节，以及将小说从外至内紧紧的连结起来——将散乱无章的语句连成一张网，并使其有条不紊，犹如一个行星在记忆的天空中循轨运转。

”可以认为，主题是统帅一部作品的灵魂，它决定着素材的取舍、布局的安排、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的塑造，同时反映着作家对生活的观察、分析和认识。

所以，无论从创作的角度看，还是从评论的角度看，都无法忽略主题。

现在我们就来探讨赵树理的小说在主题思想上的特色。

一、开拓性
赵树理的小说选择了新的角度，开辟了新的领域，对中国广大农民的生活方式、心理习惯、精神追求及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诸多问题上的种种表现进行了深入的体察、探索和艺术概括，并且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首先，从反映生活的角度上说。

他的作品反映出来的喜怒哀乐，完全是农民感情的自然流露，决无客观描摹之感。

以《福贵》为例，小说写了二流子福贵耍钱、偷窃、自轻自贱的劣迹，但不渲染这些，而是站在自己人的立场上，深入挖掘福贵性格中健康美好的一面。

他聪明、勤劳、乐观，正月里唱戏打扮起来唱正生“比谁都漂亮”。

他对妻子银花关心体贴。

为人要强，农活样样精通。

这是一篇完全站在农民立场上为二流子“平反”的小说。

纵观赵树理的小说，几乎篇篇都在为农民说话，成为农民的忠实代言人。

坚定地站在农民布尔什维克的立场，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观察、分析和反映我国农村不断变革的现实，这正是赵树理小说的主题具有开拓性成就的根源之一。

其次，从反映生活的内容上看。

赵树理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开拓新的领域。

1943年9月发表的《小二黑结婚》是表现抗日民主根据地翻身农民的新生活的第一篇杰作。

同年底出版的《李有才板话》是第一部正面反映根据地改造村政权和减租减息复杂斗争的成功之作。

1945年发表的《孟祥英翻身》是解放区文艺首批接触妇女解放主题的力作之一。

赵树理一贯致力于大众化的文艺，同农民群众保持着血肉联系，十分熟悉翻身农民的生活道路、思想感情和语言习惯，因而在表现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民主题上显示了开拓性。

最后，从反映生活的思想深度上说，赵树理力避因袭别人和自己作品的旧套，务求出新。

如果不跳出名著的窠臼，把《小二黑结婚》也写成爱情悲剧，恐怕不会有什么震动，他的高明之处就是在于独辟蹊径，勇于突破真人真事的局限，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出发，把悲剧结尾改成喜剧结尾。

这便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群众争取自由解放的斗志，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列宁曾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正因为如此，赵树理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才占有重要的位置。

二、现实性
赵树理是一位有强烈历史责任感和政治热情的革命作家，他总是直面人生，针对现实中的旧人旧事旧作风痛下针砭，对新人新事新风尚热情讴歌。

因为看到“有些很热心的青年同事，不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为表面上的成绩所迷惑”，便写了《李有才板话》；因为“农村习惯上误以为出租土地也不纯是剥削”，便写了《地板》；因为流氓钻空子和少数农村干部变坏，常使土改发生偏差，为了使土改中的干部和群众“知所趋避”，
便写了《邪不压正》等等。

可以说，赵树理的小说篇篇都是有感而发，有为而作，他常称之为“问题小说”。

有人对赵树理的“问题小说观”提出了指责，斥之为“政治配合论”。

文学有独特的美学要求，有质的规定性，单向地提“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显然是不符合文艺发展的规律。

但是，文艺无法摆脱一定时代一定阶段对它的政治影响，它们总是密切相关的。

这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其次，配合革命的政治，阐扬时代的精神，乃是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之一。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文艺是否配合了政治，而在于它所表现的主题是否源于生活，是否深刻可信。

三、深刻性
首先，赵树理通过艺术形象的成功塑造，独具慧眼地揭示了生活的某种本质，开人眼界，令人信服。

比如《李有才板话》中的“章工作员”，他恐怕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官僚主义者”的典型。

此人本质并不坏，爱憎分明，嫉恶如仇。

在改造村长的会上，听到群众揭发了原村长阎喜服横行霸道的一些罪状，便“发命令道：‘这个好村长！把他捆起来！’”他积极肯干，工作热情高。

然而，他的致命弱点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自以为是，主观武断。

每逢开会，他总要先宣讲一番国内外形式，不管观众听得懂，听不懂。

他不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不关心群众的疾苦，又吃不得苦，不肯与贫民农民打成一片，只在地主阎恒元一伙划定的圈子里活动。

所以，他听不到贫下中农的真正呼声，只看表面现象，凭主观想象去工作，被假象蒙骗，不能自拔。

这类人虽然是我们的“同志”，但是，他们往往可以做到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坏事，对革命有极大的危害，不可等闲视之。

在四十年代初，革命政权刚刚建立的时候，赵树理就能洞幽发微，提出并解决这样的问题，确实非同凡响。

其次，他主题的深刻性还体现在典型化的深度和广度。

拿《求雨》来说，中心事件是写解放后金斗坪又发生旱灾，老贫农于天佑不但不参加开渠抗旱斗争，反而领着八个老头到龙王庙跪祷“求雨”。

老农民迷信龙王爷，实属常情，批评他们迷信的主题也算不上新鲜。

但是，赵树理没有一般化地表现这一主题，而是做了典型化的处理。

一是，写于天佑土改时曾在斗争地主周伯元的大会上发言，控诉解放前周利用“求雨”之机，勒索长工，掠夺农民土地的罪行。

土改中的积极分子，现在怎么信起龙王来了呢？而于天佑回应：“那是周伯元坏，不是龙王爷不好！”这就说明了打到政治上的敌人——地主阶级还比较容易，而清除封建观念对农民思想的毒害却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办到的，这需要经历一个长期、艰难和复杂的历史过程。

二是，把“求雨”活动和党支部组织群众修渠抗旱的斗争联系起来。

当修渠遇到困难的时候，龙王庙跪祷的队伍就扩大；当修渠成功的时候，引来了灌田的河水，跪祷的人便自动退出。

“民以食为天”，农民是最讲实际的，一旦发现新事物真有好处，他们还是能够接受的。

但这并不表示他们摆脱了封建的旧思想旧观念的影响，再次遇到风浪和曲折，他们还是会反反复复，动动摇摇。

但每一次的反复和曲折，总使他们有些长进，这就是生活本身的辩证法。

罗丹曾写道：“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看过的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能够发现出美来。

”这也是赵树理小说主题具有深刻性的重要根源和标志之一。

综上所述，赵树理小说的主题具有开拓性、现实性和深刻性的特色，而他能够创造出如此一流的艺术精品，乃是他一生扎根农村，勤于学习，反复思索，勇于实践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