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监狱机关的执法公信力摘要：加强监狱机关的执法公信力建设，有利于巩固监狱机关的执法地位，赢得社会公众的信赖和支持，提高监狱机关的执法权威，推动法治建设的进步。

执法公信力缺失的结构性原因、执法不公、职责错位和狱务不公开等原因造成当前监狱机关的执法公信力缺失，针对此缺失，本文提出继续推进狱务公开制度建设、职权归位和完善刑罚执行制度等解决之策。

关键词：监狱机关、执法权限、执法公信力高墙电网、气氛森严、压抑的封闭性建筑，往往是监狱给人的第一印象。

在古代封建社会，监狱是“罪与罚”、施以肉体惩罚的“人间地狱”；而现在民众的一般印象里，监狱又称为“牢房”、“班房”，是一个充满奴役充满神秘色彩却又对之深感恐惧的地方。

近年来各种媒体报道及传闻里的各种是非狱事――如狱警玩忽职守、滥施酷刑、虐待在押犯罪、监狱内部的权钱交易、甚至某某贪官服刑犹如度假等等，都让监狱的神秘色彩愈加强烈。

这阻吓了某些心存犯意的人，深恐某一天也陷入进去；但更多的却是：在人权张扬的文明社会里，权利意识觉醒的民众逾加怀疑监狱里的“罪与罚”，对监狱是否履行相关刑事法律规定的基本职能充满怀疑，对在其管理下的犯人能否公正对待充满了不信任感。

弗兰西斯·培根评价司法的重要性说：“一次不公的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

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1]。

可见公正的重要性。

从分工看，司法在于判断，而监狱却在于执行。

公正的判决给人信赖，但是判决后不公正的执行却给导致所谓的判决成为废纸一张。

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在某种意义上说，监狱是公正的最后一道屏障。

美国现任大法官Stevens言道：“法治的真正支柱，在于对执法者的信心。

”[2]如果民众对监狱机关的执法不予信任，对其能否公正“执行刑罚，惩罚和改造罪犯”不抱有信心，那么，所谓“法治国家”只会是一个永不可及的神话。

现在的问题是：种种监狱腐败及问题挑战社会正义的底线，监狱机关的执法公信力已经几乎荡然无存了。

一、监狱机关的功能及执法权限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

我国的监狱机关是我国司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执行刑罚，惩罚和改造罪犯，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功能。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的规定，依法收押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罪犯，限制他们的自由，剥夺或者停止行使他们的政治权力，实行武装警戒和严格管制，监督他们遵守各项监规纪律，强迫其劳动改造。

具体而言，我国监狱机关的根本职责有两项：第一，惩罚犯罪是我国监狱机关的根本职责之一。

通过罪犯的惩罚，使他们认识法律的严肃性，认识到自己所犯罪行对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危害，从而达到改造成新人的目标。

第二，依法对罪犯实施改造，是我国监狱机关的另一项根本职责。

我国监狱机关对罪犯执行刑罚、不是唯惩罚而惩罚，根本的目的是改造罪犯成为新人。

因此监狱活动主要是围绕帮助重返社会这一中心目标进行，监狱的规章制度应有助于罪犯适用和重返正常的社会生活。

这是预防犯罪、消除犯罪的重要途径。

从工作方针上看，我国监狱贯彻“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 的工作方针，对罪犯实施改造，以改造提高质量为中心，在对罪犯进行管制前提下，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改造罪犯的思想、矫正犯罪恶习，使他们养成劳动的习惯，学会生产技能，把绝大多数罪犯改造成为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守法公民和经济建设的有用之才。

从手段上看，监狱机关改造的基本手段是监管改造、劳动改造和教育改造。

其目的在于转变罪犯思想、矫正犯罪恶习、增长文化知识、培养生产技能、最大限度地化社会消极因素为积极、建设因素。

围绕着惩罚和改造功能，具体而言，监狱机关的的执法权限有：（1）对罪犯刑罚的执行，包括：收监、对罪犯提出的申诉、控告、检举的处理、监外执行、减刑、假释、释放和安置；（2）狱政管理，包括：分押分管、警戒、戒具和武器的使用、通信、会见、生活、卫生、奖惩、对罪犯服刑期间犯罪的处理；（3）对罪犯的改造，包括对对未成年犯的教育改造等等。

监狱机关的执法公信力就是在这些具体的执法过程中得以体现的。

二、公信力的概念及其重要性“公信力”一词最初从公共管理学科中提出，从词源来看，“公”指社会公众；“信”指因信任而产生的认同和服从的心理感受，属于主体的一种心理认知现象。

公信力这个概念本身蕴含信用和信任的两个维度，同时具有公共权利的属性[3]。

公信力在蕴含信用与信任的同时天然属于公共权力，它是一种内在的精神上的力量。

人们普遍认识到：建立或维护有利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社会结构，取决于建立在一定价值基础上、并获得一定信任的公共机构。

用工具主义模式可以理解为：当权威者提供了有利的结果以及人们感到自己的确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决策过程，权威就被认定为可以信任的。

在合法的社会，公共权力同时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设想成一种信用关系，他们之间的精神联系就是信任。

[4]因此，所谓公信力就是指社会公众普遍地对公共机构的运行及运行结果具有信任和心理认同感，并因此自觉地服从和尊重其运行及运行结果的一种状态和社会现象，它表明了社会公众对公共机构本身的信任和尊重程度。

监狱机关具有强制拘束力，因为它由国家设立，并被授权相应的权力，所以它是有信用的；而监狱机关在执行刑罚，惩罚和改造犯罪过程中能给人正义的印象并获得社会公众的尊重，所以他又是能够被信任的。

监狱机关的执法公信力在此得以体现。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监狱机关的执法公信力就是社会公众普遍地对监狱机关执法权的运行及运行结果具有信任和心理认同感，并因此自觉地服从和尊重其运行及运行结果的一种状态和社会现象，它表明了社会公众对监狱机关的信任和尊重程度。

监狱机关的执法公信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是：“法治应包含双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秩序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

”[5]“已成立的法律秩序”之所以“获得普遍的服从”有两重原因：一是社会公众慑于法律的强制力被动地遵守法律，这是由法律的拘束力使然；二是社会公众基于信任和尊重法律而主动地服从法律，这是由法律的公信力使然。

正如郑成良教授所言：“单纯凭借强制力所引起的普遍服从，是一种被动和被迫的服从，以这种服从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法律秩序是不稳固和不持久的，反之，惟有公众的信任和信赖为基础的普遍服从，才是主动和自愿服从，才可能形成稳固和持久的法律秩序。

”[6]监狱机关执行法律是法的运行的一个重要环节。

清末人士徐谦认为“监狱制度与刑法审判二者有密切之关系，监狱不良则行刑之机关未完善，而立法与执法之精神均不能见诸作用。

无论法律若何美备，裁判若何公平，而刑罚宣告以后悉归于无效。

”监狱机关利用法律的强制力固然在形式上可以达到执行刑罚的目的，但单纯的法律强制力只可以造就监狱机关的执法强权；但是执法公信力却让罪犯在内心信服法律从而达到改造罪犯的目的，获得公众的信任和支持，从而起到社会控制和保障司法权威的作用。

而后者才是法治所要追求的。

三、当前监狱机关的执法公信力缺失的原因我们寄希望于通过提高监狱机关的执法公信力来起到社会控制和保障司法权威的作用，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监狱机关的执法公信力已经很差了，很多时候依赖的还是监狱机关本身的强制拘束力。

如果说执法公正是执法公信力质的标准的话，那么对罪犯刑罚的执行、狱政管理以及对罪犯的教育改造等执法行为的不公和异化早已导致执法公信力中“信用”因素严重透支；如果说社会公众的满意度是执法公信力量的标准的话，那么社会公众对监狱机关能否履行相关刑事法律规定的基本职能充满不信任，更惶论社会公众的满意度了。

具体而言，当前监狱机关的执法公信力缺失原因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执法公信力缺失的结构性原因监狱机关的执法公信力缺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所处地位所致，这是其结构性原因。

从广义的角度而言，监狱机关隶属于政府的范畴。

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授予的[7]，基于人性恶的假设，而由人组成的政府天生具有权力的自我膨胀性，因此民众对其委托的政府应保持适度的不信任[8]。

一般社会公众对监狱机关抱有一定程度的不信任符合有限政府理论的假设。

从另一个角度看，监狱机关是侦查、检察、起诉、判决和执行等整个司法流程的最后一个环节，其执法公信力深受上游司法环节的影响，其中任何一个上游环节不公正都将导致监狱机关的执法职能大打折扣和扭曲。

当一个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囚犯被送入监狱机关的时候，囚犯本人及社会公众不会仅仅嫉恨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或司法机关，而是所有政法部门。

在这个意义上说所有政法部门隶属于同一个共同体。

所以，当其它政法部门的公信力下降的时候，监狱机关的执法公信力必然受到牵连。

以上两个方面即为监狱机关的执法公信力缺失的结构性原因，在此情况下监狱机关很难作出实质性的改变。

（二）、执法不公是导致监狱机关的执法公信力缺失的最普遍原因公正是法治的基本追求，监狱机关对囚犯的刑罚和改造的执法过程中也应该坚持公正的原则。

但由于监狱机关是一个封闭性非常强的执法机关，其执法权限很难受到有效监督而容易导致执法不公。

首先，对罪犯刑罚的执行过程中容易偏离执法权限。

监狱机关在收监、对罪犯提出的申诉、控告、检举的处理、监外执行、减刑、假释、释放和安置等刑罚过程中，在减刑、假释方面法院与监狱之间的工作制约流于形式，检察机关对监狱机关缺乏足够的监督等，都客观上使得监狱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刑罚执行中行使权力范围扩大化和随意性增强，从而容易导致滥用职权、执法不公正和司法腐败。

而事实上在对罪犯刑罚的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执法不公和腐败现象已经不再是新闻。

其次，监狱机关的狱政管理的执法权限更具有自主性。

监狱机关在执行分押分管、警戒、戒具和武器的使用、通信、会见、生活、卫生、奖惩、对罪犯服刑期间犯罪的处理等等狱政管理的执法任务时，其它机关很难对其进行监督。

监狱可以看成是一个特殊的小社会，监管人员与在监囚犯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他们之间实质上是分等级的。

在没有外部监督下，即使制定再严格的管理制度也无法在制度上控制监管人员的滥权行为。

在条件艰苦的监狱环境里，囚犯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品质，必然期望通过各种途径与监管人员达成交易。

而事实上，监管人员和有能力的囚犯很容易达成妥协，各取所需，最后彼此皆大欢喜。

唯一的不好的便是监狱机关执行刑罚的功能变得遥不可及。

再次，在对罪犯改造的执法过程中也存在上述问题。

监狱机关的执法不公，很大程度上是由内部的腐败引起，而腐败本身都会降低社会公众对执法公信力的信任度，这点构成对公信力量的评价标准的违背。

但监狱机关的执法不公主要的还是违背了公信力质的评价标准。

执法不公，让国家授以监狱机关的刑罚执行权不能按照规定行驶，导致刑罚和改造的功能不能实现，这是透支政府的信用。

按照社会契约论学说的观点，人民将其权利让渡给国家（政府），作为政府的组成部分的监狱机关的不公正执法，严重损害了社会公众（政治意义上称为人民）对监狱机关的执法效果将获得预期收益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