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士”与“士文化”汉文化的瑰宝—中国的“士”与“士文化” 刘降渝2004、4-9 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有一大文化景观，那就是“士”与“士文化”。

士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升华和瑰宝，其立身之道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粮食，其结晶则是具有高度凝聚力的民族精神。

没有传统就没有文化。

文化的传承性昭示我们有必要弘扬传统文化中的“士文化”。

一、何者谓士？古代的“士”是指介于大夫与庶民之间的阶层。

这个阶层非常广袤，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处于“官”与农工商“小百姓”之间的“各界人士”。

“士人”尤指古代的读书人。

“士大夫”则泛指没有做官的读书人和官僚阶层。

中国古代，按士、农、工、商来划分阶层。

历史具有巨大的惯性，新中国的国旗就体现了这古老的传统观念。

五星红旗中的大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围绕它的四颗小星就象征士、农、工、商。

国旗法规将之释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这“小资产阶级”是知识分子的代词，也就是“士”。

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他们是社会的末流，是思想改造的对象。

倘若五十年代的反右只触及他们的灵魂，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则毫不客气地触及皮肉乃至性命，以致“士”的概念彻底消失，乍提起，还陌生。

汉家词汇，“士林”茂盛。

如国士、文士、武士、智士、勇士、义士、壮士、志士、谋士、说士、战士、斗士、名士、寒士、隐士、绅士……学位、职称里也有院士、博士、硕士、学士、医士、技士、上士、中士、下士……烈士乃逝者的最高谥号。

从古到今，士的社会特征就是不当官，不掌权。

一旦当官就叫“步入仕途”或“入仕”。

按这个特征来界定，如今仍然存在着“士”这个阶层。

教授、专家、学者、作家、企业家、记者、卫生界、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商界及其它各型的知识分子，凡“学而不仕者”，皆属士的范畴。

传统的士讲风骨，重操守。

其风范大致是：尽管他们经济上处于附庸地位，却极自尊，古有不吃嗟来之食及不为五斗米折腰者；文士爱名节，重义轻利，孔子过盗泉渴而不饮，孟子喻义不言利；武士以“重然诺，轻生死”为业道，后来被大和民族窃去；他们尊崇的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他们向往立功、立德、立言而作不朽之人；他们爱国，以国为家，倡导“天下为公”；“士为知己者死”，人以国士待我，我必以国士报之，他们能“杀身成仁，舍身取义”，能以身许国，毁家纾难；他们的信条是“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

虽然心理上他们欣赏《陋室铭》，孤芳自赏，愿甘寂寞，但其傲骨却铮铮有声。

“见大人则藐之”，甚至敢扳“逆鳞”，这是他们最不讨人喜欢的致命点。

谓予不信，且看《战国策.齐四》中《齐宣王见颜斶》的记载。

齐宣王见颜斶，曰：“斶前！” 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悦。

左右曰：“王，人君也。

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 斶对曰：“夫斶前为趋势，王前为趋士。

与其使斶为趋势，不如使王为趋士。

” 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

” 王曰：“有说乎？” 斶曰：“有。

昔者秦攻齐，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垄（田埂）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

’令曰：‘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金千镒。

’由是观之，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也。

”宣王默然不悦。

这番应对，反映了古代士人的独立人格，“生王之头不若死士之垄”，乃士人自恃而傲“大人”的自负之言。

“腰无半文，心忧天下”是他们的写照。

指点江山、著书立说、“志在天下”是他们的社会属性。

士的社会特征及属性，决定了无官无爵的老子、庄子、孔子、孟子、荀子、墨子、孙子、韩子等奠定传统文化基石的先秦诸子、以及其后历代发微抒义的经学大师，连鲁迅在内，全都是士。

他们创造及发展的文化内容，由人及家，由家而国，由“小术”至“大道”，无一不与国家民族有关。

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

中国的诸子百家是从不谈鬼神的！这种文化土壤栽培出的中国读书人，历耒将读书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故“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优良传统，这是各国没有的社会及文化现象。

尽管春秋战国时期养士成风，动辙数百数千，士人一度有过养尊处优的地位，然而总体来看，中国士人的命运，从来就不昌不济。

老子隐西，孔子流离，孙子刖，韩子囚，鲁迅亦卖文为生。

解放初为农民叫苦遭呵斥的梁漱溟，文革中面对围攻他这只“死老虎”的逞勇之徙，冷静地说：“士可杀，不可辱”，其自尊自爱胜过性命。

虽然语惊满座，其凛凛难犯之正气略有镇慑之效，但这毕竟是万般无奈之际的悲呜。

中国的士人之“气”，由于恪守的原则太多，往往有几分执著的“呆气”。

故士人虽有可敬可爱之处，却往往被视为迂腐的“书呆子”。

当道者对士人的态度大多只是优礼有加，故“礼贤下士”之古风只作为美谈。

刘备三顾，令士人赞叹了几百年。

尽管如此，士仍有着不可小视的社会能量。

由于他们居于承上启下的社会地位，又无权以谋私，加之有一定的文化积累，故往往能以较客观的眼光来洞察社会。

慧眼独到之至，则有“众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甚至“一言九鼎”、“一言兴邦”的社会效应。

他们基于“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吕氏春秋》的民主观，敢为天下倡。

其所称颂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士以天下为已任”等脍炙人口的名言，则是起码的士人观。

由此亦可见，“士”是民主政治的道上人。

二、何谓士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并不是单一的儒家文化，而是融汇了诸子学说的“士文化”。

士文化的本质，于人讲立身，于国论治道，它是民主主义的雏形。

人类一万年前还在使用石器，从事物质生产的种植史约有七千多年，脱离蛮荒而进入有文字的文明时代也只有五、六千年。

当人类步入有国家理念的社会形态后，管理自身的治道一直是一个跨民族、跨文化、跨时代的课题，至今世界各国仍在探索之中。

治道是一个既有民族传承性、又具有多领域综合性和发展性的思想体系。

它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智慧和思维能力，更是一个国家社会形态的显著标志。

当代东西方的冲突，很大程度上是包括治道在内的文化冲突。

故地理上的中东，自成为东西方文化冲突的雷管及战场。

智慧型的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就从不同的角度探索治身、治学、治事、治人、治兵、治家、治国、乃至治水、治病之道。

2400年前，就出现了诸子峰起、百家争鸣的盛况，典籍之丰，汗牛充栋，故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治道思想库。

“提高执政能力”的真谛，就是寻求最佳的治道。

士文化尽管萌生于封建时代，但它并不是封建文化，而是饱含善良文化基因、刚柔并济、博大精深和充满了人性和理性的智慧型民族文化。

它是中华民族在人文思想中的硕果，具有深远的价值。

它传承了数千年，并不因古老而陈腐，反而如醇，愈陈愈浓。

例如在西方，《老子》的影响力是仅次于《圣经》的。

社会主义之所以能方兴未艾于中国，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原因，那就是有士文化这片肥沃的土壤。

孔子的“民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均贫富、缩小差距的最早立论。

而士文化所憧憬的“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男有分，女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礼记·礼运第九》这是中国古版的“共产主义”。

小康社会与大同社会一样，都是一个文化标准。

令西方大讶而不理解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但不崩溃，反而如日中天？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可提供历史的答案。

老子曰：“爱民治国，能无智乎？”《老子.10章》邓小平兴邦治国的智慧，不是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本里翻出来的。

而是由于切肤之痛，体验了“草民”的疾苦，纯出于“爱民”两字，故智出不穷。

他“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元德。

”（创造了一切却不占有，做了大事却不自恃有功，居万物之首却不以主宰者自居。

《老子.10章》）在汉文化里，“元德”是最崇高的盛大之德。

在《说文解字》里，“元”是意义最大、仅次于“一”、排在第二位的字。

“一”就是“道”，“道无双，故曰一。

” “爱民”乃治国之本。

胡锦涛“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新三民主义”，温家宝“以人为本”的思维，既是共产党的宗旨，又是邓小平爱民情结的继承和发展，亦是传统士文化的再现。

三、“士”与“士文化”的历史作用中国的“士”与“士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文化景观，并非无中生有而耸视听，因为它确实存在，并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否则，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是无法解释的。

中国上百年的落后挨打，是由于士气不张及士文化的衰落，是封建文化将士人铸成缺少“士气”儒生的必然结果。

而中国近代的革命，在某种程度上讲，实因士人的觉醒和士文化的复苏而勃发。

1842年丧权辱国的鸦片战争，只激发了洋务运动。

而1894年甲午海战失败后，日本不仅索赔白银二亿两，还割去了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

举国震惊之余，士人由悲而愤，于是“名士”康有为联络在北京会试的各省士人一千余人，联名上书请愿，要求变法图强。

国家都要亡了，还考什么试?做什么官?他们第一要废除的就是扼杀士人的科举制，不愿再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这不是士人的觉醒吗?而封建社会对他们的回答只有一个字：杀! 1895年著名的“公车上书”实为近代革命的起点。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推翻帝制的同盟会员及早期的共产党员，皆是深受士文化影响士人出身。

他们前仆后继，志在天下，以身许国，可歌可泣。

由于康、梁、孙中山等人是以士文化来反封建文化，所以只能唤起少数的志士、义士和勇士，而没有唤起民众。

故孙中山在遗嘱中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

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这条唯一的经验，实质上是从文化的角度来总结革命的得失，故十分深刻。

1919年“五四运动”前的毛泽东，是在士文化的土壤中成长的。

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抒志之词，也“士气”十足。

毛泽东接受了共产主义学说后，将之与传统文化的精华相结合，不仅唤起了民众，还高度重视团结广大士人。

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他总结为靠“三大法宝”。

法宝之一就是“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之旨，在于团结党外的仁人志士。

仁人志士的共同标准就是爱国。

中国的特产“统战部”与“政协”，不是什么权宜、权谋之计，而是有着悠久文化底蕴的士文化在政治体制上的创新。

故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就有了绅士李鼎铭，共和国成立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就有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等名士。

政府中一百多个正、副部级的职位，有三分之二是由党外人士担任的。

历史上，“士”从来就是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捍卫人，亦是社会教化的力倡者。

士人汹汹，不一定是坏事。

天下士人皆箝口不言，则是治道的悲剧。

尽管大一统的封建社会一开始就对士及士文化有过“焚书坑儒”灭绝性的剿杀，更有长达1300多年制度性地长期禁锢与扼杀，用科举制将天下士人一网打尽，但士人及士文化中以国为家的浩荡之气却与世长存，雄风不衰，天涯海角的华人亦沛然填膺，从而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国魂”！爱祖国--祖宗之国，这是祖先给我们每个中国人打下的烙印！四、历史的沉思江河里有一种富集了沙金的“金窝子”，很难被发现，它们是万千年江水荡涤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