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全球文化？
像一个醉鬼，人类跌跌撞撞地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危机，刚躲过一个，另一个就会尾随出现。

随着核毁灭危险的消除和冷战的结束，人类似乎可以轻松一下了。

然而还真没有喘息的机会，因为紧接着这一致命危机，另一种更不为人知但是危险系数依然很高的危机已然出现。

在如今这个自由开放的世界，一种新的威胁正在逼近，它将给生态和文化带来灾难。

它是自由开放的产物，而这种自由和开放正是人们在长期集权主义制度下奋力争取的目标。

然而奇怪的是，随着极权制度的垮台，全球化席卷了整个世界，最终却带来了这样的灾难。

在很多领域——很容易想到的领域就有经济、政治、通讯，甚至语言等——都会欢迎全球化的到来。

但是全球化也会产生一些对人类未来都很致命的副作用。

这并非只是愤世嫉俗者的猜测，连那些原本对全球化持肯定态度的人也表达了这样的担忧。

因此，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其积极倡导全球化的书里却写下了如下这些话：
我对现行的全球化体系观察得越多，就越明显的感受到，它已经释放出了排山倒海似的巨大发展力量。

如果我们不加以遏制，这些潜在的力量将会摧毁环境，根除文化…
由于全球化统一文化和吞噬环境的进程如此之快，所以它的确非常危险，因为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它将会摧毁生态和文化的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是人类力量以及其他生物力量历经数百万年才得以形成的。

如此不祥的东西实在是个威胁。

然而,纵使有这些忧虑和担心，弗里德曼和其他与之想法相同的人都相信，只要不干预全球化的（技术推进）进程，就能避免它造成大规模的影响。

这仅仅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还是他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
正如弗里德曼所指出的,全球化将威胁自然和文化:不仅威胁到整个生态环境和生物物种的多样性,而且还会影响人类的生活质量及其所依赖的文化多样性。

破坏环境最终势必破坏文化，反之亦然。

许多古代历史上，许多古代文明的消亡就是佐证，因为他们的发展远远超过自然资源的增长。

我们现代文明的发展也受制于同样的条件。

因此，如果所有农业都变成农业综合业，那么开辟自新石器时代的多样的乡村景观，将会变成单一作物的生态沙漠，因为很多动植物种类将消失，随之一起消失的还有整个乡村生活方式及其多种多样的民俗文化，那是人们传承了上千年的文化啊！
随着自然栖息地的消失，自然物种也在逐渐消亡；与此同时，随着扎根于自然环境的社会栖息地的消失，文化“物种”也在逐渐消亡。

丛林的消失不仅消灭栖息在那里的动物，而且还影响了祖祖辈辈居住在那里的人类。

只需计算下人类语言消亡的速度，就能精确地量化分析文化的消亡。

世界上曾经有大约6,000多种语言，如今尚存的几乎不到一般，其中某些语言的语言使用者仅为一人。

剩下的语言中，仅有几百多种语言拥有超百万的使用者，只有8门语言的使用者超千万，其中中文、印度语和英语是使用数量最多的语言。

尽管语言和文化不完全一致，但是语言的消亡即便不会导致整个生活方式的消亡，但几乎毫无例外地会导致某些独特文化形式的消亡。

所以，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只说英语，那么多样的文化就将被简化为单一的文化形式。

自然和文化以这样或那样微弱的方式相互交织在一起，对一方的破坏必将会
导致另一方的衰弱，而且双方都受到来自单一文化的威胁。

为了规避这种威胁，为了保护环境、维持人类的生活质量，我们需要建立一种生态--文化平衡。

要知道，以前一些传统社会早已成功地建立了这样的平衡，虽然那时科技水平比现在低很多。

在当今较高的科技水平下，如何实现这个平衡，这是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然而，保持生态和文化的多样性显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因为全球化引发了技术、工业、经济、社会和通讯等领域的革命，急剧破坏了生态文化的多样性，并严重干扰了生态—文化的平衡。

人们对了解并开始着手研究全球化对生态造成的破坏。

志愿团体和国际机构已经有组织地采取了一些具有决定性的措施来降低破坏程度。

但不幸的是，全球化带来的文化侵蚀至今还没有受到重视，因此也没有相应的措施来制止。

历史上，致力于防止生态灾难的那些人，往往就是破坏文化的那些人，而他们对此却全然不知，这很有讽刺意味。

因此，那些致力于生态保护活动的年轻人，也往往沉迷于一种商业化的全球文化，并且明显地表现出同质化的倾向。

以拯救濒危物种为目的的摇滚音乐会，的确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拯救生态的活动，但从文化层面看，由于它们被跨国集团和唱片公司所利用，整个活动加剧了对文化的破坏，结果破坏了濒危物种所依赖的人类和自然环境。

那些发起片面的保护生态运动的人根本不了解生态--文化平衡的重要性及两者间的相互关系。

他们根本不知道保护文化对保护生态的重要性。

相反，那些致力于保护文化的人（如国家信托机构的成员）一般已不年轻，但是他们同样对生态保护一无所知，不知道文化与生态间的良好关系是维持社会生活的关键。

他们用来进行文化保护活动的经费通常都是赞助的，而提供这些经费的公司恰恰靠滥用国家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来赚钱的。

在这方面，他们就像萧伯纳在他的作品（Major Barbara）所讽刺的那些禁酒者，他们一边提倡禁酒，一边却用着制酒商赞助的经费。

如果今天萧伯纳还活着的话，他就会有无数的题材来写讽刺作品，正如Juvenal说过，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想不讽刺都难。

这个作品放在当今社会，应该也足以来讽刺荒诞的现实了。

可惜，我们没有朱文纳尔式的脾气，也没有萧伯纳式的讽刺才能。

最后一个用讽刺的语气来描写这种情况的人是赫胥黎（Aldous Huxley），因为他的反乌托邦名著《勇敢新世界》中所描写的诗意幻想，现在显然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实了。

为了这些事实，这个作品只能召来当代一些乏味的学术研究和争论。

七十年前，赫胥黎描写的发生在洛杉矶发生的事情，现如今在世界的各个大都城市都已经变得司空见惯。

全球化已经无处不在，紧随其后的是其鬼怪的文化幽灵：所谓的“全球文化”。

为应对这一日益严重的威胁，年轻人和不再年轻的人们必须携手，共同努力。

后者需要了解更多的生态学知识，而前者则需要了解更多的文化，因为他们众的很多人曾痴迷于全球化所奏响的美妙诱人却杀气十足的乐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