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与外语教学》(大连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年第11期(总第127期)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教　授　孙致礼文化与翻译 以前,人们常说我国翻译界存在两大流派:文艺学派和语言学派。

前者强调传达原作的艺术意境,因而把“传神”、“入化”视为翻译的最高境界;后者则将语言学的某些理论运用到翻译研究上,要求译作与原作“等值”、“等效”。

但是,令人可喜的是,近些年来,我国翻译界又悄然崛起了一个新的流派:文化学派。

他们认为,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既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两种不同的民族语言相交流,实质上是两种不同的民族文化的交流。

在语言的交际过程中,两个不同国家或民族的人能否相互沟通,不仅取决于他们对于语言本身的理解,而且取决于他们对语言所负载的文化蕴意的理解。

因此,他们主张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考察翻译。

①中外学者对翻译下过各种各样的定义,其中张今先生的定义尤为惹人瞩目:“翻译是两个语言社会之间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它的目的是要促进本语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步,它的任务是要把原作品中包含的现实世界的逻辑映象或艺术映象,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中译注到另一种语言中去”。

②进行文化交流,促进社会进步,这正是翻译的根本任务和最大意义所在。

从我国翻译界目前的状况来看,文化学派似乎尚未形成堪与文艺学派和语言学派并驾齐驱的势头。

但笔者认为他们的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下面,笔者就从文化与翻译的角度,谈谈自己的一点肤浅体会。

一、“文化传真”是翻译的基本原则鲁迅说:“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像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

”③什么叫“异国情调”呢?显然,鲁迅指的不是在语言上“一味仿效西洋”,而是尽量保存原文所蕴含的异域文化特色。

这就是说,翻译不仅要考虑语言的差异,还要密切注视文化的差异。

文化差异处理的好坏,往往是翻译成败的关键。

语言可以转换,甚至可以“归化”,但文化特色却不宜改变,特别不宜“归化”,一定要真实地传达出来。

因此,“文化传真”应是翻译的基本原则。

“文化传真”可以说是在“更大语境”下做翻译。

有时,从语言的角度考虑,可以得出一个译法,而从文化的角度考虑,可能得出另一种译法,而且可能是更高一筹的译法,例如:(1)“Y ou don’t want to lose Larry altogether,do you?”She shook her head.(S.Maugham:The Razor’s Edge, p.256)“你不想完全失掉拉里,是吗?”她点头。

(周煦良译《刀锋》,p.245)在回答否定疑问句时,英美人着眼于所问的内容是否属实,而中国人则着眼于问话本身是否正确。

如果仅仅从语言的角度考虑,周先生的译文无可指摘;然而,从文化的角度考虑,似乎有些“失真”:原文明明是“摇头”,译文为何改成了“点头”?笔者认为,这两句话改一个译法,则可达到“文化传真”的效果:“你并不想完全失掉拉里吧?”她摇摇头。

“文化传真”的反义词是“文化误导”。

如果我们光在文字上作文章,不考虑其文化内涵,有时难免会破坏原文的“异国情调”,代之以不伦不类的“本国情调”。

例如:(2)“I bet you can’t spell my name,”says I.“I bet you,what you dare I can,”says he.“All right,”says I,“go ahead.”“G eorge Jaxon-then now,”says he.(Mark Twain:TheA 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Ch.17)“我敢说你准不知道我的名字是哪几个字,”我说。

“我敢说你这可难不住我,我知道,”他说。

“好吧,”我说,“你说说看。

”“荞麦的荞,自治的治,清洁的洁,克服的克,孙子的孙—怎么样,”他说。

(张友松、张振先译《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p.116)上面两位译者用心虽好,结果却是弄巧成拙:使不懂洋文的读者误以为英文用的也是方块字。

如果这种译法在50年代还可说得过去的话,现在却是万万要不得的,而应老老实实译成:①王宁:文化研究语境下的翻译研究,《外语与翻译》,1998年第2期。

　②张今:《文学翻译原理》,第8页。

　③《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第246页。

“我敢说你不会拼我的名字,”我说。

“我敢说,你能行的事儿我也行,”他说。

“那好,”我说,“就拼拼看。

”“G-e-o-r-g-e　J-a-x-o-n-怎么样,”他说。

(3)The two gigantic negroes that now laid hold of Tom, with fiendish exultation in their faces,might have formed no un2 apt personification of powers of darkness.(H.B.Stowe:U ncle Tom’s Cabin,p.356)这时,那两个高大的黑人把汤姆一把抓住,脸上流露出魔鬼般的喜悦神色(那模样活像是阎罗王再世)。

(黄继忠译《汤姆大伯的小屋》,p.477)“阎罗王”本是佛教、也是中国冥界的主管,译者将其放在译文里,好像基督教与佛教共用一个魔鬼,其实基督教的魔鬼是撒旦,这两个魔王是不可混淆的,否则势必产生误导作用。

(4)“My dear Mr.Bennet,”said his lady to him one day,“have you heard that Netherfield Park is let at last?”(Jane Austen:Pride and Prejudice,Ch.1)有一天,班纳特太太对她的丈夫说:“我的好老爷,尼日斐花园终于租出去了,你听说过没有?”(王科一译《傲慢与偏见》,p.1)把“My dear Mr.Bennet”译成“我的好老爷”也容易产生误导:好像18世纪的英国妇女跟旧时代的中国妇女一样,也跟自己的丈夫称“老爷”。

其实,在奥斯丁的时代,虽然英国也存在男尊女卑的现象,但并不存在妻子必须称丈夫“老爷”的习俗。

所以,此处还是如实地译作“亲爱的贝内特先生”为好。

所谓“文化传真”,就是尽量保存外来文化之“洋味”,以使我国读者扩大文化视野,获得知识和启迪。

例如,我们把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译成“一石二鸟”,中国读者就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汉语成语“一箭双雕”,产生一种新鲜感。

再如,《圣经》中有beat swords into ploughshares,如果我们直译为“把刀剑打成耕犁”,中国读者就不会将其与佛教中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混为一谈。

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工具,其核心问题是“异化”还是“归化”。

从“文化传真”的目标来看,译文应该是越“异化”越好;然而,为了照顾读者的接受能力,又不得不容许一定程度的“归化”。

那末,应该如何处理好“异化”和“归化”的关系呢?笔者认为,这里有一条基本原则:文化上要尽量争取“异化”,尽量避免“归化”④;文字上不得已进行“归化”时,也要以尽量不引起“文化归化”为前提。

二、译者应作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一般说来,我们对翻译工作者的要求,首先必须掌握两种语言,用余光中先生的话说,对原语要能“尽窥其妙”,对译语要能“运用自如”⑤。

然而,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往往负载着一定的文化蕴意,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也就无法真正掌握语言。

所以,我们的译者不能光在语言上做文章,还要具有强烈的文化意识,按王佐良先生的说法,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⑥。

其实,对于具有一定外语功底的译者来说,翻译中的最大困难往往不是语言本身,而是语言所承载的文化蕴意。

以我自己翻译美国的现代小说《末代教父》(The L ast Don)为例,小说中先后两次出现eggplant这个词,前后文也没给出清晰的背景。

此字在词典里的释义是“茄子”,但在小说里显然不是这个意思。

为此,我请教了周围的许多专家,查阅了许多词典,都枉费心机。

无奈之中,我仔细捉摸该词的英文释义,鉴于茄子有的是深褐色,我突然醒悟到这可能是个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字眼:所谓的“紫茄子”,就是对黑人的蔑称。

最后,终于向美国人打听到,这是纽约市意大利人居住区使用的俚语。

此书中还有一个词forum,根据词典的释义,该词有“(古罗马城镇)用于公开讨论的广场”、“论坛”、“法庭”等意思,选择哪个都不合适。

后来,通过查阅美国报纸,才发现在当代英语中,此词系指一座用于娱乐活动的大厦,如洛杉矾就有这么一座,可译为“娱乐中心”。

所谓作“文化人”,就是要尽可能多了解原语民族的文化,不仅要精通其语言,还要熟悉其政治、经济、历史、风俗习惯、感情生活、哲学思想、科技成就,等等。

也就是说,译者的文化知识结构,应该是越博越好。

当然,样样精通是做不到的。

但是,要求译者“译一行通一行”,却并非不切实际。

翻译中碰到棘手的文化问题,译者不应知难而退,而应知难而上,一丝不苟地加以解决。

周煦良先生在翻译《福尔赛世家》时,为了弄清伦敦的地理,买了伦敦游览指南、巴黎游览指南、欧洲游览指南,仔细研究上面有关城市沿革的说明,从而得知一些路名的由来。

周先生虽然对法律学颇为通晓,但为了使翻译更加准确起见,小说中有关法律名词,他请好友姚永励教授翻译,特别是书中詹姆士为老乔里恩写的那份又长又臭的遗嘱,几乎全部请姚教授翻译。

⑦译者不仅要了解异域的文化,还要了解本民族的文化,通过两相对比,做出真正对等的传译。

所谓真正的对等,是指在各自文化里的含义、分寸、轻重、范围、色彩等都相当。

这当中,确有不少陷阱,稍有不慎,就可能陷进去。

比如,我在翻译《呼啸山庄》下卷第18章I supposed I should be con2demned in Hareton Earnshaw’s heart,if not by his mouth,tothe lowest pit in the infernal regions...这句(下转第46页)④笔者在此所以用了“尽量”二字,乃是因为起码在现阶段,译者还很难在文化上做到完全“异化”,丝毫不露“归化”之痕迹,例如,spring(或shoot,pop)up like mushrooms,目前还是采取“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归化”译法,而不译作“像雨后蘑菇般涌现出来”。

　⑤穆雷:余光中谈翻译,《中国翻译》,1998年第4期。

　⑥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第18页。

　⑦周煦良译《福尔赛世家》译本序,上海译文出版社。

全科学性的“客观性”吗?不依靠它,如何明白译者的“化”?同时,假若“化”指的是“化为作者用译语的创作”,那么,这种“化”如何可能?我们读者又如何知道存在这种可能性?因此,不探讨这样的可能性,能“自圆其说”(论)吗?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艺术’指‘从心所欲而不逾矩”,那么,艺术是否只是一种“把戏”或者“熟练”?达到“不逾矩”这种状态的话,是否能“得心应手”?这里的“从心所欲”的“心”如何界定?假若没有理论的严格或“如实地”阐述,译者如何把(从)实践中得出或产生的“经验”告诉另外的译者,从而“启发”他们进入这种境界以求后继有人且事业兴旺发达?我们还可能产生许多别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