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歌德
一生平及著作
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德国著名的作家和思想家，出生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城的一个富裕的市民家庭，父亲是法学博士，做过法兰克福市议员，母亲是市议会议长的女儿。

1765-1768年，歌德遵从父愿在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但他自己却喜爱艺术和自然科学。

1768年因病回家修养，病愈后1770-1771年就学于斯特拉斯堡大学，成为法学博士。

他早年接触了斯宾诺莎哲学，与“狂飙突进”运动作家、思想家相识，尤其受赫尔德影响，与赫尔德一起发动和领导了著名的“狂飙突进”运动。

1771年8月，歌德回到故乡，10月14日发表演说《莎士比亚命名日》，
1772年写成历史剧《铁手骑士葛兹·冯·伯利欣根》，旋即蜚声德国文坛。

1774年，他写成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以及一些抒情诗，并开始构思《浮士德》，其片断于1790年出版。

1775-1786年，歌德应邀担任魏玛宫廷枢密顾问和大臣，期间试图推行改革，但阻力重重。

由于政治上的不顺利，加上对科学研究和文学创作的牵挂，歌德
于1790年摆脱了宫廷生活，去意大利游历，潜心研究古希腊罗马雕塑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等，其思想由早期浪漫派倾向向古典主义转变。

从1794年7月开始，他同席勒亲密合作，自觉地走上了古典现实主义道路，共同为创立德国民族文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直至1805年5月9日席勒去世。

经过10年的努力，两位德国的伟人将德国文学推向了古典现实主义的高峰。

他曾与席勒合写《警句》，在席勒的敦促和相互切磋下，于1796年完成了《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

1806年《浮士德》第一部脱稿，于1808年出版。

1809年歌德完成长篇小说《亲和力》，
1811年开始撰写自传体小说《诗与真》，1830年脱稿，
1823年起，爱克曼到魏玛拜访歌德，并担任歌德秘书，直至1832年歌德在魏玛逝世，写下了《歌德谈话录》。

1831年，《浮士德》第二部脱稿。

集中体现歌德文论思想的著作主要有：《论德国的建筑艺术》（1772）、《说不尽的莎士比亚》（1813）、《评述温克尔曼》（草稿，1805）《歌德格言和感想集》、《诗与真》（1831）、《歌德谈话录》（1823-1832）。

他的这些文论著作与学究式的纯粹理论思辨不同，是一种直觉感受的抒发。

二艺术与自然或现实生活
在艺术与自然的关系上，歌德提出了一个辩证的双重关系的观点。

他说：“艺术家对于自然有着双重关系：他既是自然的主宰，又是自然的奴隶。

他是自然的奴隶，因为他必须用人世间的材料来进行工作，才能使人理解；同时他又是自然的主宰，因为他使这种人世间的材料服从他的较高的意旨，并且为这较高的意旨服务。

”（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37页）歌德晚年一直强调现实生活对于艺术的重要作用，要求艺术忠于自然，植根于现实。

他认为他的“全部诗都是应景即兴的诗，来自现实生活，从现实生活中获得坚实的基础。

”
现实生活为诗人提供了激发情感的机缘，是诗歌的基础素材。

他写《少年维特之烦恼》，也是因为他自己“生活过，恋爱过，苦痛过”。

他认为作家只有在熟悉了某些方面的生活，才能写好某些方面题材的诗。

同时，歌德又强调了艺术必须超越自然，创造出一个高于自然和现实生活的艺术整体，充分肯定了艺术家的主体创造性和能动性。

他在《论狄德罗对绘画的探讨》中认为，艺术作品既是自然的，又是超自然的，它是艺术家作为自然的主宰能动创造出来的“第二自然”。

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强调了艺术家的心灵和人格在艺术创造中
的重要意义。

“艺术要通过一种完整体向世界说话。

但这种完整体不是他在自然中所能找到的，而是他自己心智的果实，或者说，是一种丰产的神圣的精神灌注生气的结果。

”（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37页）
艺术家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心智和人格精神，是外在自然中所没有的，是超自然的。

歌德还特别强调了艺术的独创性。

他认为作家的独创性在于“他们能够说出一些好像过去还从来没有人说过的东西”，（《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程代熙、张惠民译，中国社会出版社1982年，第76页）“在于选择题材之后，能把它加以充分的发挥”，超乎人们的预料之外。

因此，这种创新，既是奠定在现实的基础之上，又说出了前人所未曾说过的话。

三一般与特殊的关系
歌德还从一般与特殊的关系，阐释诗的形象创造问题。

从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出发，歌德区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创作方法。

一是从抽象的概念或理念出发，通过具体感性形态以寓意的方式加以表现；
二是从生活中所感受到的具体、感性、个别的东西及其特征入手，通过个别显示出一般。

由第一种方法产生出寓意诗，但是第二种方法才特别适宜于诗的本质，它表现出一种特殊，谁若是生动地把握住这特殊，谁就会同时获得一般而当时却意识不到，或只是到事后才意识到。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416页）
在两者的具体关系方面，歌德与前人的看法有所不同。

歌德强调要从特殊中表现一般，“艺术的真正生命就在于对个别特殊事物的掌握和描述。

”（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0页）个别特殊的事物，常常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同时又可以让人根据各自的经历和体验，从中获得共鸣。

如果是为一般而找特殊，作品中的一般和特殊之间，常常会缺乏必然联系，出现概念化的倾向。

歌德的这种“在特殊中显出一般”的思想，经过黑格尔的发挥，到马克思那里，就成了“典型”理论。

马克思所说的“莎士比亚化”，就是歌德所推崇的莎士比亚的那种“在特殊中显出一般”，而马克思所批评的“席勒式”，正是歌德所不满意的席勒的那种“为一般而找特殊”。

四古典的和浪漫的
歌德在与席勒的讨论中，谈到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区别和优劣问题。

他和席勒两人用了“古典的”和“浪漫的”这两个概念。

歌德认为，“古典的”和“浪漫的”这两个概念最初是由他和席
勒提出的。

歌德主张诗应采取从客观世界出发的原则，认为只有这种创作方法才可取。

但是席勒却用完全主观的方法去写作，认为只有他那种创作方法才是正确的。

席勒谈素朴诗和感伤诗的分别，大体也是古典的和浪漫的分别。

歌德要求从客观现实出发，他的古典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现实主义，他的浪漫主义实际上是指感伤主义。

他称古典主义是健康的，浪漫主义是病态的。

因此，歌德反对近代所谓“浪漫的”，实际上是反对软弱的、病态的感伤主义，而要求强壮的、新鲜的、愉快的作品，认为这样的作品才符合古典文艺精神。

其实，歌德与席勒在本质上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他们都与施莱格尔兄弟的消极浪漫派不同，都是试图实现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统一。

从歌德对莎士比亚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歌德实际上是在寻求古典的（即现实主义）和浪漫的两者的有机协调。

五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
在德意志民族四分五裂的背景下，歌德希望德国能够统一。

他主张通过文化促进德国的统一，而统一又能够推动文化的发展。

他在《文学上的无短裤主义》一文中，阐释了古典型民族作家产
生的条件。

他认为，民族文学和民族作家应该是伟大的时代和民族历史的产物。

一个优秀的民族作家必须反映出全民族思想的伟大，情感的深刻及行动的坚强，而且对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有深切的了解，能够汲取前人的经验教训。

在此基础上，歌德还提出建立世界文学的口号。

在1827年1月31日与爱克曼的谈话中，歌德将中国传奇与贝朗瑞的诗加以对比，称赞中国人的思想、行为和情感更加明朗，更加纯洁，也更合乎道德。

他指出：“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

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

”（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13页）在1830年3月的一份提纲里，他又进一步发挥说：“这样一种世界文学在不久的未来将会形成，这在人类交往日益加快的情况下已属必然。

”（彼得·伯尔纳《歌德》关惠文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119页）
他要求珍视外国，不把自己束缚在任何个别的东西上。

他认为中国文学、塞尔维亚文学和《尼伯龙根之歌》可以作为我们的楷模，但范式仍然应该回到古希腊人那里去找。

而其他一切文学只能用历史的眼光去看，汲取它有价值的东西。

他主张向莫里哀学习，向莎士比亚学习，但是首先要学习古希腊人。

这种观点，多少有点厚古薄今，但从传统的源头为本的角度看，还是
有相当道理的。

作为一种理想，他希望世界文学的来临，是可以理解的，而且随着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世界文学名著已经实现了资源共享，但事实上，所谓消弭（mi）民族差异的世界文学来临的理想，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