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卷 第12期 中 国 水 运 Vol.4 No.12 2006年 12月 China Water Transport December 2006收稿日期：2006-11-12作者简介：龙佳红 女（1971-） 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讲师 英语语言文学硕士 （430070） 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从翻译的界定看翻译研究范式的转变龙佳红摘 要：简要梳理了译界对翻译这一概念的界定。
传统和现代译论主要围绕翻跨语际转换性质来界定.当代译论则主要围绕跨文化转换性质来阐释翻译。
对翻译界定的演进中还折射出翻译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从以原语为中心的规定性研究转向以译语为中心的描写性研究，从微观语言层面的内部研究转向宏观文化层面的外部研究。
关键词：翻译 翻译学 传统译论 现代译论 当代译论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973（2006）12-0190-03对翻译这一概念的界定，是译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
对翻译的界定集中反映了人们对翻译活动性质、目的、过程和作用的认识。
传统和现代译论主要从语言学的角度将翻译视为语言转换活动。
而当代译学由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及借鉴了西方当代多种文论思潮，主要从文化和权力等宏观层面将翻译界定为跨文化的交际行为和传播行为，从而凸显出翻译背后复杂的文化、政治和权力因素。
这一核心概念的演进，折射出翻译学科的发展趋势——即翻译内涵逐步扩大，翻译研究疆域不断拓宽。
翻译研究也从单一视角微观层面的内部研究转为多维视角宏观层面的外部研究；从静态的以翻译结果（文本分析）为中心的研究转为以动态的翻译过程为中心的研究；从以原语为依规的规定性研究转为以译语为中心的描写性研究。
将翻译理论分为传统、现代和当代三类是参照潘文国“按学科意识的自觉与否，将翻译理论分为传统、现代、当代三大类。
”（2002：34）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语言学的发展，翻译研究者纷纷以语言学为理论指导来研究翻译，翻译研究告别了传统经验漫谈式的模式，从而走以语言学、符号学等理论为指导的科学模式，代表人物有费道罗夫、奈达，卡特福德等。
1976年比利时洛文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当代翻译学的诞生，也标志着翻译研究从现代的语言学范式开始转为更深厚的当代哲学话语范式。
一、传统和现代翻译理论对翻译的界定传统译论和现代翻译理论主要将翻译界定为语言转换活动，认为原文的意义可以准确地传达或移植到译文中，无论东方或西方都追求译文与原文的忠实、对等。
这无疑合理地界定了翻译的职责和译者的使命。
例如中国译论主要围绕忠实来界定翻译。
典型的定义有：“文学翻译是运用适合于原作风格的文学语言，把原作的内容与形式正确无遗地再现出来。
”（茅盾，1984：511）从最早阐述翻译理论的支谦提出“因循本旨，不加文饰”，到道安提出“五失本，三不易”，再到玄奘提出的“既须求真，又须喻俗”，再到近代严复提出的信达雅，都是遵循忠实原则，将翻译视为能忠实再现原文思想的语言转换活动。
西方译论也主要围绕“对等”来界定翻译。
前苏联语言派译论代表人物安德烈.费道罗夫这样界定翻译—翻译是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在内容与形式不可分割的统一中业已表达出来的东西准确而完全地表达出来。
美国翻译家奈达以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为基础，将翻译定义翻译为从语义到文本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文的信息。
奈达后来又将交际理论引入翻译研究，提出了“动态对等”和“对等效应原则”。
英国翻译研究者卡特福德的定义为“翻译是用一种等值的语言（译语）的文本材料去替换另一种语言（原语）的文本材料。
（1991：24）卡特福德是等值翻译最早的倡导者之一，他以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为理论参照，认为原语和译语的等值关系基本上可以量化。
传统译论和现代语言学翻译学派深刻揭示了翻译活动的符际转换性质，为翻译学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翻译研究以内部微观研究为主，主要探讨如何去译，它将忠实或“等值”视为翻译研究的中心，将研究的视角锁定于具体的语言操作和文本分析之维度，揭示了翻译是跨语际、跨符际的转化活动，却忽略了翻译活动跨文化转换的性质，忽略了翻译所赖以发生的复杂的文化和社会历史语境。
当代译学则以其宏大的研究视角，引入当代哲学话语范式，从文化之维揭示了翻译复杂的过程、性质和作用。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当代翻译研究是对传统和现代翻译研究的一种补充。
二、当代翻译理论对翻译的界定当代翻译理论流派众多，翻译研究学派（也称文化学派、操纵学派），是其中影响深远的一个学派。
该学派推动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该派最主要的贡献是将文化研究的宏大视角引入翻译研究，即从文化层面审视考察翻译与文化的复杂关系。
从此翻译研究范式从以原语、原文为中心转向以译入语、译文为中心。
文化学派大大提高了翻译的地位，认为翻译是构建译入语文化的重要力量，研究的中心从“如何去译”第12期 龙佳红：从翻译的界定看翻译研究范式的转变 191的规定研究转变为“为什么会这样译”的描写研究。
他们将翻译界定为文化层面的改写甚至是操纵。
该派代表人物美国文化学者勒菲费尔认为翻译与文选编篡、文学批评、影视改编等一样，都是对文本的改写。
“而一切改写，不论其意图如何，都反映某种思想意识和诗学。
因此翻译实际上也是译者对文本的摆布，使文学以一定的方式在特定的社会里产生作用。
”（郭建中，2000：159）该派另一代表人物英国学者赫曼斯说：“从目的语文学的角度来看，翻译意味着为了某一目的对原语文本的操纵行为。
”（1985：9）“改写”和“操纵”动摇了原文的权威地位，揭示了翻译跨文化交流的社会属性。
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站在文化层面研究翻译能深入地审视翻译在沟通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中扮演的重要作用。
越来越多的学者从比较文化研究的角度切入翻译研究，甚至提倡比较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
王宁将翻译界定为“文化层面的阐释和再现”。
（2001：2）谢天振则是国内较早系统从文化层面对翻译进行跨文化研究的学者，他的专著《译介学》主要研究由文化差异所导致的文学翻译中文化信息的改变和增删，以及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中的桥梁作用。
翻译与理解、阐释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哲学解释学成为当代翻译研究的一个新视域。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精辟地论述了两者之间的关联，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每种翻译都是解释，而所有的解释都是翻译。
当代哲学解释学代表人物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认为理解并不是一种复制过程，而是一种创造过程。
翻译不是对原文的复制，而是对原文的再创造。
当然这种再创造是建立在尊重原文基础上的再创造。
英国学者斯坦纳借鉴解释学理论，在其著作《巴塔塔之后》提出了翻译的四步骤：信任、侵入、吸收和补偿。
国内许多学者也将解释学和接受美学（两者都肯定读者是生成文本意义的重要主体）引入翻译研究。
如杨武能从解释哲学角度将翻译界定为“阐释、接受和再创造的循环。
”（杨武能，1987：6）如果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文学文本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呼唤译者的阐释和再创造。
译者作为一个读者在翻译过程中自然见到不同的历史文化北京和置身于此背景中的读者的期待视野，而不同的译者根据自己的翻译策略或是追随主流、或是反叛、或是做出种种调整，因各种不同需要解释或转化文本的不确定性。
当然译者的再创造绝非任意地胡译乱译，成功的译者在尊重原文文本的前提下发挥自己的创造性，认真履行沟通原文化和目标文话的跨文化交流使命。
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以其犀利的批判思维进一步提高了翻译、译文和译者以及翻译学的地位。
美国学者保罗德曼认为翻译类似于文学批评对文学的批评解读，因为翻译是对原文的批评解读，“这种解读将原作置于动态，并质疑其权威性。
”（德曼，2005：52）德里达从哲学层面思考翻译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他认为哲学的起源就是翻译或者是可译性问题。
翻译涉及言语能否把握意义以及意义在那里等深刻的哲学命题。
德里达认为意义是不确定的，它不断地在延异、在散播。
德里达提出了自己的翻译观——“翻译”是一种有调节的转换，即“翻译是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之间有调节的转换。
因为在语言之间或同一语言之内从未传递过纯粹的所指。
”（费小平，2005：7）换言之，翻译转换的不是意义的整体，而是意义的碎片。
“翻译所表现的原文与译文的关系不是对等的再现，而是踪迹的延宕；不是纵向的词语转换，而是横向的能指推延；不是同一性追求的信，而是重复所要达到的差异。
在这个过程中，翻译的两端由两极对立转向了横向的空间流动，变成了语言或文化从一地到另一地的旅行。
”（陈永国，2005：4）如果说传统、现代译论对翻译的界定侧重“对等”，解构主义译论的界定则突出了对“差异”的研究。
正是差异激活了同一性的原文使其得以在他者文化中获得再生。
在解构主义视域下，陈永国将翻译界定为在自我与他者、同一性与位移之间的一种差异游戏。
翻译将原文引入一个新的文化接受链中从而拓展延长了原文的生命。
解构主义使翻译研究突破了原文与译文二元对立的传统范式，翻译使得原文与译文相互补充。
“翻译是我们开启和逃脱各自语言牢笼的唯一方式。
”（西奥赫尔曼，2005：7）从某种意义上说翻译承担着拯救被囚禁在原文中纯语言的任务。
不过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完全抛开对原文的忠实，有其片面和不足。
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则在后殖民主义视域下更为激进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领域，该派主要探讨翻译背后潜藏的权力政治关系，尤其注重拷问翻译中体现出的两种文化和两种民族间的不平等关系。
该派在西方以印度裔美国学者斯皮瓦克、印度学者妮南贾娜和英国学者罗宾逊为主要代表。
这些学者在90年代中后期的著述中深入探讨了翻译与文化身份的塑造、后殖民语境下翻译的暴力、翻译中的性别政治等问题，使翻译研究再次与文化研究相对接。
当下的文化研究可指广义的全人类文化研究，如性别、意识形态、权力等。
该派学者认为翻译是一项国际性的政治文化实践，因为“翻译是一个传介过程，它不是超越意识形态而是穿行其中。
”（Sherry.Simmon，1976：7）妮南贾娜认为翻译自始至终是一个政治行为，她呼吁给翻译重新定位，把它当成一个抵抗和转化的场所。
在后殖民语境下翻译的策略成为抵制西方种族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政治策略。
“就后殖民翻译而言就是以边缘或属下国家语言的修辞性跨越原文狭小的地带，以在他者眼光中略显扭曲的形式进入都市国家广阔的文化空间，获得世界公民的生存权利。
”（陈永国，2005：8）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译学界已注意到翻译与权力和政治的关系。
如吕俊将翻译界定为“翻译不是一种中性的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和利益冲突的行为；更不是一种纯粹的文字活动，一种文本间话语符号的转换和替代，而是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在另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环境里的改造、变形或再创造。
”（2002：109）张喻将翻译界定为“在译入语文化权力网络多元操控下对原文本的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