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赵树理小说中的农民形象【作者】程凯华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赵树理是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卓有成绩的作家。
他先以太行山区的农民生活作为自己创作的肥沃土壤，用中国农民喜闻乐见的民族化、大众化的文艺形式，写出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优秀的小说。
解放以后，赵树理仍然以广阔的农村作为自己生活和创作的根据地，相继写出了《登记》、《三里湾》、《灵泉洞》、《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锻炼锻炼》等作品。
这些作品，通过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反映了我国农村的伟大历史变革，喊出了人民的心声，赢得了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喜爱。
周扬同志称赵树理是“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写农村题材的‘铁笔’、‘圣手’”，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赵树理根据农村各个时期的实际生活，塑造了多种多样的、栩栩如生的农民形象，这些形象可以称得上是我国文学史上塑造农民(包括他们的干部)形象的第一座丰碑。
但是，仅仅根据这一点，还不能确定赵树理小说的全部价位，因为选择什么样的题材，塑造什么样的形象固然是很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作家在这些题材和形象里有什么新的发现，提供了哪些为过去的作家所没有提供过的新的东西。
歌德说得好：“现代最有独创性的作家原来是这样，并非因为他们创造出了什么新东西，而仅仅是因为他们能够说出一些好象过去还从来没有人说过的东西。
……由此看来，独创性的一个最好的标志就在于选择题材之后，能把它加以充分的发挥，从而使得大家承认压根儿想不到会在这个题材里发现那么多的东西”(《歌德文学语录选》、《古典文艺理论译丛》(8)第一一五页)。
那么，赵树理笔下的农民形象究竟有哪些新的东西是过去的作家所没有提供过的呢？解放区涌现的新型农民——大家知道，在“五四”以来的小说创作中，鲁迅是第一个以农民的生活和命运为小说题材的。
他笔下的农民大多备受苦难而尚不觉醒。
经过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高潮，到了三十年代，在深入发展的农村革命的推动下，一些左翼作家笔下开始出现了觉醒的反抗的年青一代新农民形象，如茅盾《农村三部曲》中的多多头，蒋光慈《田野的风》中的王贵才，叶紫《丰收》中的立秋、癫大哥等……。
但是在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下，山于作家没有真正深人到工农中间去，因而人物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比较明显。
赵树理笔下的农民形象则不同。
象鲁迅小说所描绘的闰土、阿Q、祥林嫂等终生不幸的农民形象以及一些左翼作家笔下那种衣服是劳动人民的而思想是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形象，在赵树理小说中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在党的教育下，在与地主阶级的斗争中，开始觉醒、成长的解放区的新型农民。
小二黑、小芹是步人中国现代文学领域的第一批新型农民的形象。
他们从生活上和精神上都己摆脱了被压迫坡奴役的社会地位，坚洁共产党和民主政权是劳动人民和农村新生力量的支持者，因而勇敢地向以二诸葛和三仙姑为代表的封建落后思想，以及以金旺和兴旺为代表的封建恶霸势力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争取恋爱婚姻自由。
当二诸葛收了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作童养媳时，小二黑不认帐，他对父亲说：“你愿意养你就养着，反正我不要里”小芹也不认三仙姑为她定下的婚事，把聘礼扔满一地，对母亲说：：“我不管！谁收了人家的东西谁跟人家去！”对于潜伏在人民政权下的封建恶势力，他们也丝毫没有畏怯和退缩。
当小二黑和小芹在窑洞里谈话，金旺要来捉他俩时，二黑理直气壮地说：“拿?没有犯了法！”兴旺要捆他送区上，他又说：“送到那里也不犯法！”这里可见解放区农村中青年一代的特色，同时也说明了党和民主政权对农村青年的深刻影响。
由小芹的形象可以说：祥林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爱姑身上的无畏的反抗性格在新的时代环境里已经获得合理的发展和成长了。
赵树理从变革的时代生活中，发掘了解放区翻身农民思想上出现的新因素。
如果说在《小二黑结婚》中，还只是从争取恋爱婚姻自由这个角度描写农民对封建落后思想和封建恶势力的斗争，新人物的性格展示得还不够充分的话，那么这种新人物的性格，到了直接表现农民对地主展开政治和经济上的斗争的《李有才板话》中，就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李有才是农民积极分子的代表和出色的民间歌手。
他无家无业，完全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然而非常乐观和绕有风趣。
李有才的这种性格决非一般的所谓“安贫乐道”，而是新时代的阳光在他身上的一种反射，是在和地主阶级的长期斗争中形成的。
他的“气不死”的绰号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当阎恒元父子把持村政权的时候，决不同他们妥协。
他以其独特的政治敏感和幽默的讽刺才能，随时随地创作出许多快板，无情地揭露地主阶级的阴毒和狗腿子的丑恶。
李有才的性格深沉而又乐观，有.蔚度的政治热情和组织群众的能力，在阎家山的群众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李才有的确是老槐树下第一名“能人”，是农民群众中的诸葛亮。
这个形象是具有典型意义的。
显然，作者是通过这一形象来概括我国劳动人民的反抗性格和巨大智慧。
象李有才这样成功的劳动人民歌手的形象，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还是初次出现的。
聚集在李有才周围的一群“小”字辈人物，是新一代农民的集体的形象。
他们和老一辈农民有着显著不同的地方，就是敢说敢干。
当阎恒元横行村里，“一手遮天”时，他们敢于放“冷炮”，敢于“扭扭劲”，顶着干，当阎恒元在丈地问题上耍“肮脏计”时，他们敢于把他的底子戮穿，李有才被赶走一r，他们接下他的工作，又把斗争的歌子编起来。
在他们身上没有旧时代老一辈农民那种因袭的重负，有的只是对地主阶级的仇恨和翻身求解放的激情。
他们正在苦难和斗争中逐渐成长起来，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成为阎家山的主人。
李有才及其周围的新一代农民，只有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才能取得反对以阎恒元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胜利。
作品中的农村干部老杨同志这个人物形象的创造对于表现这一主题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老杨是一个雇农出身的优秀的党的农村基层部干，他老练，踏实，有魄力，尤其是有鲜明的群众观点，善于走群众路线。
他一到阎家山就和老槐树底的群众成了知心朋友。
而他的革命责任心和丰富的工作经验，又使他对周围事物有敏锐感觉。
他刚到村公所，看到村长和武委会主任下棋的样子，就觉得不是门路，到了老秦家听他女儿说到“押地”，从小顺口中知道秋收还是“各顾各”，从农民唱的快板里听到“模范不模范，从西往东看”的话，他马上听出问题来，看出这里“工作不实在”，于是深人群众，向群众调查了解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组织起真正的农救会，改选了村政权，帮助农民取得了真正的翻身解放。
在他身上体现着党对农民及其斗争的正确领导。
作品把老杨同志和章工作员对照着进行描写，艺术地说明了党的优良作风是革命工作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
这一形象为文艺创作塑造工农兵及其干部的英雄形象提供了宝贵经验。
中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同样是以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斗争为主题，同样塑造了农民积极分子和党的干部的形象。
作品中的主人公铁锁是“小”字辈人物，但比小二黑、小芹、小顺、小保有更多的经历，因而也就更深沉，更接近成熟。
他在地主阶级残酷的剥削压迫下遭到了破产的命运。
现实生活的教育，使他逐渐地认识到青年共产党员小常所教给他的一些革命道理。
后来他和农民中其他积极分子冷元、白狗等参加了党所领导的一系列斗争，锻炼成为优秀的革命战士。
铁锁的经历，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党成立以后农民如何走上革命的道路。
铁锁是一个跨越了两个时期的农民形象，具有很大的典型意义，作者着力地刻划了铁锁的觉醒和成长过程，也就反映了历史发展的真实。
赵树理笔下的新型农民形象，在中国现代小说人物的艺术画廊中，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恰好反映了时代的特色。
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在解放区，有了党的领导，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府。
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深人穷乡僻壤，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得到了改革。
千百年来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农民群众，翻身得解放，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成为生活的主人，革命精神得到充分发挥。
时代要求文艺表现农村中这个翻天覆地的历史变革，为新农民塑象。
赵树理最早地承担起这一历史任务，自觉地描写农民在党的领导下觉醒成长的过程，揭示他们崭新的精神面貌。
这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历史功绩。
社会主义时代的先进农民——在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赵树理小说中的先进农民具有新的时代特色：赵树理突出描写了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充足的干劲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他们是英雄，又是普通人。
如《套不住的手》中的陈秉正，作家从他一双套不住的手突出地描写了他的勤劳不服老。
按年纪他早应该休息了，可是他无论到哪儿，非干点什么活儿不可。
逛会，他却为社里买五把桑权扛了回来，去参加劳模会，稍微有点空，就主动给招待所抬木料收拾院子。
两次出门，他戴上了手套，但每次都因为要劳动，不愿再戴了。
他把手套交还给儿媳妇时说：“这付手套还给你们吧！我这双手是戴不住手套的!”老舍曾说：“这是一篇手的赞歌。
”“在这里，赵树理同志热情地颂扬了一位老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最可爱的品质。
”(《读<套不住的手>》，《文艺报》一九六四年二十二期)陈秉正的朴实形象，完美地凝集了我国劳动人民对干劳动的无比光荣感，他比之赵树理以往作品中的新型农民形象有新的光彩。
同《套不住的手》相辉映，在《实干家潘永福》中，作者尽情地赞美了潘永福的“实干精神”和“经营之才”。
作品着重描写了潘永福在一九五九年、一九六O年两年中的工作表现，用朴素的笔调，精确的数字，生动有力地表现潘永福在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中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埋头苦干的作风。
这种实干精神，在生产和经济方面，表现为重“实利”，而不是为了摆花样给人看。
求实精神是潘永福性格的核心。
赵树理在一九五九年曾经提出，要表现新英雄人物，首先要善于识别英雄。
在他看来，英雄应该“有远大的理想，一声不响，勤勤恳恳地在那里建设社会主义，别人知道他，也是这样干，别人不知道他，也是这样干”(《三复集·’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
陈秉正和潘永福就是这样的英雄。
作家塑造这两个形象，目的显然在针对一九五八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来一个富有针贬作用的反驳。
在长篇小说《三里湾》中，作家付出了更多的力量，描写一个社会主义的先进集体。
这个集体以王金生一家为代表。
对党支部书记兼农业生产合作社副主任王金生，作者从多方而描写出他的领导才千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富有自我牺牲的精神，朴实、诚恳的工作态度。
作者为他的出场作了独具匠心的安排，通过一本“奇怪”的笔记，反映了这位农民干部虽然识字不多，工作却有条有理。
他把三里湾的问题概括为“高、大、好、剥、拆、公、畜、欠、配、合”十个字，说明他对当前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并能按照党的方针路线采取适当的对策。
作者又通过他带领党团员和群众进行秋收、整党、扩社、开渠，表现了他高度的政策水平和领导生产的能力，对思想落后的农民，他坚持正面的说服教育，他说：“争取一个人不容易，打击一个人马上就见效”，“只要不是生死敌人，就得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