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观述评何包钢本文主要依据哈贝马斯的《沟通行为理论 ----- 理性和社会的理性化》、《论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和《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中有关材料，集中综述、介绍他的沟通理性观。

[2]文章先介绍哈贝马斯的基本哲学框架，以便能够了解其沟通理性的背景思想；然后分别从沟通理性的概念、有效性申述、辩论理论、实践理性和生活世界诸方面来刻画出沟通理性的一般面貌及其特征。

文章进一步讨论了哈贝马斯沟通理性观的民主意义：商讨型民主模式。

文章最后提出几点对哈贝马斯的批评意见。

哲学基本范式的转变要理解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首先要把握住他的哲学基本理论框架。

哈贝马斯在其《论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探讨了走出精神主体哲学的新路子。

他建议客观知识的范式 (t he paradigm of the knowledge of objects)必须由言行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的范式(the paradigm of m 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subjects capable of speed and action)来代替。

他批评了狭窄的主体精神哲学的本体论框架。

如果恒常的、可调节的、有表达力的言语行为能够与有效性申述发生联系，那么精神哲学的基本本体论框架就被证明太狭窄了。

因为这个与主体及其表征或命题相联系的“世界”迄今为止被看成是整体性的客体或现存的事态。

此外，客观世界被看成与所有真实判断语句相联系。

但是，如果规范的正当和主体的真挚这些话题被引到与真理相类似的有效性申述中，那么这个与事实世界相类似的“世界”就不得不要求合法调节的人际关系和有特征的主观经验 ----- 这个“世界”不仅要求以第三人称态度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客观”东西，而且要求在听众态度中我们感受到有责任的规范东西，同时还要求在第一人称态度中我们不是公开就是隐藏于公众之中的主观东西(Habermas，1987，313)。

这样，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就涉及到事实的客观世界、规范的社会世界和情感的主观世界中的合理性问题。

随着主体之间相互理解的范式代替了主-客二分的框架，沟通中的参与者的执行态度(the performative a ttitude)也取代了观察者的客观化态度。

哈贝马斯指出，在定向于获得理解的行为模式中，客体化态度 ------ 认识主体把自身看成是外部世界的客体 ----- 不再具有特殊地位。

相反，相互理解的范式的关键在于沟通中的参与者的执行态度，即他们通过相互理解世上某事来协调行为计划(Habermas, 1987:296)。

只要观察者采用客观化态度来对待外在世界实体，就会产生与主体自身的关系，只要其它视角没有取代观察者的视角，自我关系的先验 ----- 经验的双重性就是不可避免的；于是主体只好把自已看成是整个世界的主要对立物，或看成是一个出现在世界中的实体。

这样，在先验的外在态度和经验的内在态度之间没有调解的可能性。

但是，在哈贝马斯的理论框架中，只要语言形成的主体之间的关系获得主要地位，那么上述不可调解的可能性就不再适用了；而且，自我处于人际关系之中，这使得自我从视角转换方面把自己与相互作用中的参与者相联系。

确实，这种从参与者视角所进行的反思避免了那种由观察者反思所运用的视角而必然产生的客观化态度。

在一个互利又联系的系统中，任何人都必须受到训练，学会以执行态度的方式来采取或转换第一、第二、第三人称的视角 (Habermas, 1987:297)。

上述哲学范式的变化也意味着认识对象的改变：从可知领域转变到关于被运用的规则的知识，从关于客体的反映性知识转向于再构性知识。

“ 以前受贬的先验哲学 ----- 对自我意识的直觉分析 ----- 现在正调整到重构科学(reconstructive s cience) 的范围内。

重构科学试图从讨论、交流中的参与者角度看问题，通过分析成功的或歪曲的申述来阐明言、行、知主体对规则的先于理论的把握。

因为这种重构努力不再集中在可知领域，而超越现象的领域，而集中在事实上被运用的规则知识 ----- 它们凝结在正确形式的申述中 ----- 上，所以先验和经验的这种本体区分就不再有用了…… 积淀于申述中的并且在实践中被运用的规范知识可以从参与者的角度来再构，而不从整个生活世界所提供的正消退的背景角度和常在的背景源泉换角度来再构。

”( Habermas, 1987:299)对于精神哲学的理论框架的衰落，哈贝马斯建议我们必须明确转到语言范式上来 ----- 不是句法或语义系统中的语言，而是使用中的语言或言语(Habermas,1984:ix)。

语言是为了达到相互理解的沟通手段；通过语言中介，个人的不同目的的行为可以协调起来。

这样，哈贝马斯把我们的注意力从目的论的社会行为观转移到由语言中介而调节的沟通论的社会行为观；从广泛背景下的个人目的行为转移到目的行为居其中的社会交互结构；从把行为协调解释为自我定向的功利算计的相互结合转移到把行为协调解释为由文化传统和社会化所提出的规范和价值所形成的整合社会的共识，或者是把合作解释为趋于相互理解。

综上所述，哈贝马斯的理论框架有下列几个特点：不是主客两分对立，而是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不是主体采纳的观察者的客观化态度，而是主体采取参与者的协调性态度；不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和认识，而是主体对规范的把握和运用；个人行为不在于追求各自的目的，而在达到相互理解，并由语言中介的调节来达到社会沟通。

工具理性和沟通理性根据直觉，我们深信人有理性能力和捍卫理性的意志及潜能。

然而，理性人对于“ 理性”自身却没有一致的“理性同意”。

哈贝马斯回顾了不同理性观念：康德的纯粹的、排斥性的理性模式[3]，黑格尔的辩证的、整体的理性模式，青年黑格尔派的情景理性模式，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的理性观，韦伯的实质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模式，尼采对理性的整体批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以内容广泛的理性来批评工具理性。

[4] 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是在批评、总结前人各种理性观的基础上形成的。

青年黑格尔派用“ 情景理性”(situated reason)反对黑格尔的绝对理性。

情景理性与时间的历史性、外界自然的实在性、摆脱中心地位的内在生命的主体性及社会的物质性有关系。

这种联系不是逻辑上的内涵关系或排斥关系，而是由一个确认和发展本质力量 ----- 它发生在“ 自己不能选择”的----- 下的实践所规定的。

社会被描述为一些体现理性的实践活动。

…… 在社会实践的场所中，历史上所位于的、形式上所具体化的、又受到外在自然挑战的理性与其它实践具体地发生了中介关系 (Habermas, 1987: 304)。

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观来源于上述观点。

他转引J.H. Hamann 的观点：没有纯粹理性。

理性本质上具体体现于沟通行为的背景中和生活世界的结构中。

本文并不打算讨论沟通理性与上述理性观的异同，也不讨论哈贝马斯如何、为什么批评上述理性观；只是集中介绍沟通理性和认知–工具理性的几点区别。

哈贝马斯在其《沟通行为理论 ------ 理性和社会的理性化》中对理性作了深入详细的讨论。

“ 理性可理解为一种言行主体的能力，它反映在具有理由和根据的行为模式中”( Habermas, 1984:22)。

这样，理性有两个基本因素：有知识的人和表现知识的沟通或非沟通行为。

理性和知识的关系就涉及到合理性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把知识作为理性和非理性的标准，这是相当不可靠的。

工具理性和沟通理性都始于命题知识，但区别在于它们使用知识的方法不同。

在理性和知识的关系上有两个方向。

“ 如果我们始于目的行为中对知识的非沟通性使用，我们就预先选择了认识 --工具理性概念；认识 --工具理性通过经验主义深刻地标志了现代的自我理解。

这个认识 --工具理性概念带来了成功的自我维持的涵义；通过认识上对偶然环境条件的掌握和智力上对其的适应，使得这种自我维持得以可能。

如果我们始于申述中对命题知识的沟通性使用，我们就预先选择了一个与古代逻各斯(logos) 观念相联系的较广泛的理性观。

这个沟通理性概念的涵义最终依赖于对辩论对话 ------ 它是不受限制、努力统一、寻求共识的力量 ----- 的主要经验；通过这种辩论对话，不同参与者克服了各自主观意见；并且由于他们相互深信各自的合理动机，他们确信：客观世界和生活世界的主体间结构是统一的”( Habermas, 1984:10)。

在《论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哈贝马斯进一步区分工具理性和沟通理性的标准。

“ 理性最初指言行主体掌握、使用易错知识的能力。

只要精神哲学的基本概念引导我们只把知识理解为客观世界的知识，评估理性的工作就根据孤立的主体如何使自己定向于陈述的、命题的内容。

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在真理和成功的标准 ----- 它们控制了认知及目的行为主体和世界中可能的对象 (或事态) 之间的关系 ----- 中找到了自己的标准。

相比较，只要我们把知识看成为由沟通调节的，评估理性的工作就根据有责任感的参与者的能力；参与者在相互作用中使自己面向于由主体间承认所产生的有效性申述关系。

沟通理性在辩论程序 ----- 辩论是为了直接或间接地重新获得对命题的真值、规范的正当、主体的真诚和审美的和谐等申述的合理性 ----- 中找到自己的标准。

这样，一个程序的理性概念就根据各种辩论形式的相互依靠，即在一个辩论的实用逻辑的帮助下，而被制定出来“(Habermas, 1987:314)。

按照工具理性观，一个定向于某种目标的行为能够被认为加合理的，只要当行为者满足下述条件就行了：在世界上成功干预行为并实现其意愿。

而按照沟通理性观，一个申述能够被认为合理的，只要当说话者满足了下述必要条件：至少与沟通中一个参与者获得对某物的理解。

在沟通理性观看来，言语、行为是否合理的关键在于满足一些通过沟通获得共识的条件。

合理性来自主体之间的讨论和沟通，合理性标准存在于辩论程序规则中。

这样，哈贝马斯的合理性标准是规范性的：如果辩论中的参与者承认理性，并提出说服人的理由，那么他的行为态度就是合理的；反之，他轻视理性，以教条方式讨论问题，那么这种行为态度就是不合理的。

在沟通行为背景下，我们以为某人是合理的，不仅在于他有能力提出某个申述，当这个申述受到批评时，他能够指出适当证据来为该申述提供理由；而且还在于他遵守已有的规则，当这个申述受到批评时，他有能力以合法期望来阐明给定的情形并证明其行为的合理性(以上参见Habermas, 1984:11-1 5)。

哈贝马斯还区分了两种社会行为类型。

一种是工具理性所指导的追求最大利益化的策略行为，另一种是由规范指导的沟通行为。

在研究美国立宪史时Ton Elster就研究了这两种不同的行为，一种是基于利益的讨价还价，另一种是基于原则和伦理的争辨，而后者已通过国会这种形式制度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