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诗基本知识律詩基本知識一、五言古诗五言古诗是汉、魏时期形成的一种新诗体。

它没有一定的格律，不限长短，不讲平仄，用韵也相当自由，但句式——每句五言却是固定不变的。

因为它既不同于汉代乐府歌辞，也不同于唐代的近体律诗和绝句，故称五言古诗。

唐代的五言古诗虽源于汉、魏，但决不因袭模拟，呈现出自己的面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唐初陈子昂、张九龄等力追建安风骨，通过自己的感遇，表现出自己的性格，开启了一代有思想、有个性、有艺术特色的诗风。

继后李白、杜甫勃兴，或抒发性灵，寄托规讽；或缘事而发，忧国伤时；而王维、孟浩然等又以其清谵婉约的作风参与其间，是繁星丽天的盛唐诗歌，闪烁着耀眼的光彩。

中唐时期，又出现了韦应物、柳宗元等名家，也都能各以自己的品格启迪后人。

例如：李白的《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杜甫的《望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王维的《送别》——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

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

韦应物的《初发扬子寄元大校书》——凄凄去亲爱，泛泛入烟雾。

归棹洛阳人，残钟广陵树。

今朝此为别，何处不相遇。

世事波上舟，沿洄安得住。

二、七言古诗七言古诗七言古诗简称七古，在古代诗歌中，是形式最活泼、体裁最多样、句法和韵脚的处理最自由，而且抒情叙事最富有表现力的一种诗歌形式，诗体全篇每句七字或以七字句为主。

简单地说就是篇幅较长，容量较大，用韵灵活。

如杜甫的七言古诗代表作《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丹青引赠曹霸将军》等。

目录 [隐藏]1 溯源2 划分3 作法4 演进5 相关词条6 参考资料七言古诗-溯源七言古诗，是中国古代诗歌体裁的一种，诗体全篇每句七字或以七字句为主。

它起源于民谣。

先秦时期除《诗经》、《楚辞》已有七言句式外，荀子的《成相篇》就是摹仿民间歌谣写成的以七言为主的杂言体韵文。

西汉时期除《汉书》所载的《楼护歌》、《上郡歌》外，还有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等七言通俗韵文。

《燕歌行》东汉七言、杂言民谣为数更多，如东汉末年的《小麦谣》、《城上乌》(司马彪《续汉书·五行志》)、《桓灵时童谣》“举秀才”(葛洪《抱朴子·审举》)都是很生动、通俗流畅的七言和杂言民间作品。

相传汉武帝曾会聚群臣作柏梁台七言联句，但据后人考证，实系伪托，并不可靠。

魏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的第一首文人创作的完整七言诗。

以后汤惠林、鲍照都有七言作品。

鲍照的《拟行路难》18首，不仅在诗歌内容上有很大的扩展，同时还把原来七言诗的句句用韵变为隔句用韵和可以换韵，为七言体的发展开出了新路。

从梁至隋代七言体诗歌逐渐增多，至唐代七言诗才真正发达起来。

七言诗的出现，为诗歌提供了一个新的、有更大容量的形式，丰富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表现力。

七言古诗-划分七言古诗，是对七古和歌行的统称。

古人所谓七言，并不是说全诗每一句都是七个字，而是只要诗中多数的句子是七言就可以了。

如李白《蜀道难》既有“噫吁嚱”三言，复有“危乎高哉”四言，“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五言，“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九言，但仍认为是七言歌行，而不认为是杂言诗。

明清以来的诗论家，对于七言古诗的划分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认为七古、七言歌行二者同体，可以互相替代，如胡应麟《诗薮》云：“七言古诗，概曰歌行。

”王士禛《古诗选》就径直分五言诗与七言诗歌行钞两部分。

明清诗话评论中，将七古与七言歌行相互代称，其例更是不胜枚举。

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七古与歌行在体性上存在分别，这种分别而且甚大。

李中华、李会二位先生曾著文论述过这个问题，略曰：从形式上看，七古与七言歌行都是七言诗，又都不能算是七言律诗，故归为一体，目为七古，似亦理所当然。

然而就各自诗体的源流、体式与风格而论，二者之间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陆游的七言古诗首先，七言歌行出自古乐府，而七古则是七律产生之后别立的诗体，二者渊源不同。

汉魏乐府有《长歌行》、《短歌行》、《燕歌行》、《齐歌行》、《艳歌行》、《怨歌行》、《伤歌行》、《悲歌行》、《鞠歌行》、《棹歌行》等，可以视为唐代歌行之祖。

其中七言歌行，则是汉魏以来七言乐府歌诗自然的发展。

清代吴乔《围炉诗话》尝云：“七言创于汉代，魏文帝有《燕歌行》，古诗有《东飞伯劳》，至梁末而大盛，亦有五七言杂用者，唐人歌行之祖也。

”所谓古诗《东飞伯劳》，即《乐府诗集•杂曲歌辞》载录的《东飞伯劳歌》。

故七言歌行出于汉魏、南朝乐府应无疑义。

至于七言古诗，旧说它起于汉武帝时的《柏梁台诗》。

然而《柏梁台诗》的作者有二十四人之多，每人一句，只能算是联句，算不得完整的七古。

所以从诗体发生的角度说，二者不同源。

其次，就体式的主要特征而言，七古要求与七言律诗(包括七律、七排)划清界限。

清王士禛《古诗平仄论》有云：“七言古自有平仄。

若平韵到底者，断不可杂以律句。

”七言古诗则有句脚多用三平调、句中不避孤平之类的讲究，这些都是对格律诗的反动。

至于七言歌行，虽然初期部分作品在体式格调上颇与七古相似，然而在其演化过程中律化的现象却愈来愈严重。

据王力《汉语诗律学》的统计，白居易《琵琶行》88句中律句与似律句共计53句，而《长恨歌》120句中律句与似律句占到百句之多。

这种律化趋势的形成并非偶然，它是歌行体诗要求适宜歌唱而着意追求声韵和谐的结果。

其三，从文学风貌论，七古的典型风格是端正浑厚、庄重典雅，歌行的典型风格则是宛转流动、纵横多姿。

《文章辨体序说》认为“七言古诗贵乎句语浑雄，格调苍古”，又说“放情长言曰歌”、“体如行书曰行”，二者风调互异。

《诗薮》论七古亦云：“古诗窘于格调，近体束于声律，惟歌行大小短长，错综阖辟，素无定体，故极能发人才思。

李、杜之才，不尽于古诗而尽于歌行。

”则在七古、七律之外，因其风格的差异视七言歌行别为一体。

《昭昧詹言》说“七言古之妙，朴、拙、琐、曲、硬、淡，缺一不可。

总归于一字曰老”，又说“凡歌行，要曼不要警”。

“曼”即情辞摇曳、流动不居；“警”即义理端庄、文辞老练。

这些评论，都揭示了七言古诗与歌行在美感风格方面的不同。

尽管在具体的诗歌创作中，以七古的笔法写歌行、以歌行的笔法写七古，一度成为时尚，然而在总体上仍不难看出二者之间的差异。

举例来说，杜甫《寄韩谏议注》、卢仝《月蚀诗》、韩愈《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李商隐《韩碑》等，只能是七言古诗；而王维《桃源行》、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白居易《长恨歌》、韦庄《秦妇吟》只能是七言歌行。

七言古诗-作法姜夔说：“放情曰歌，体如行书曰行，兼之曰歌行。

”据此，七言歌行的体性应当是一气盘旋直下，流转奔逸。

歌行短制，往往与近体诗在体性上相近。

如王勃《滕王阁诗》：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如果不考虑平仄，简直就是两首近体绝句连在一起。

又如杜甫《夜闻觱篥》：夜闻觱篥沧江上，衰年侧耳情所向。

邻舟一听多感伤，塞曲三更歘悲壮。

积雪飞霜此夜寒，孤灯急管复风湍。

君知天地干戈满，不见江湖行路难。

同样，高适的《燕歌行》：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元戎出塞而还者，作《燕歌行》以示适，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

白居易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

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

(一结)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旗逶迤碣石间。

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

(二结)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三结)大漠穷秋塞草衰，孤城落日斗兵稀。

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

(四结)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

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

(五结)边风飘飘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

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

(六结)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

君不见沙场争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七结)就像是七首绝句串在了一起。

事实上，七言歌行体的基本章法，就是仄韵和平韵交替，四句一换韵。

(当然也有两句、六句等偶数句一换韵的。

)换韵主要是依照意思的转折，如上举《燕歌行》，一结写主将奉命出生，是诗的起，用职韵。

二结四句，写出征途中的声势和敌方进犯的态势，是诗的承，换删韵。

第三结开始着笔勾勒，极尽描摹刻画之能事，所以又换麌韵了。

描摹刻画，又可分四个小的层次：三结四句，写战斗惨烈而主将荒淫，用婺韵；四结四句，写战争失利，未能解围，用微韵；五结，写征夫思妇久别远离之苦，用有韵；六结，写边地征戍的艰苦，仍用有韵。

至第七结前两句，是诗的转，后两句，则是诗的合。

四句换用文韵作结。

在转韵时，一般一二句都要用韵，即首句要入韵。

《滕王阁诗》和《燕歌行》，每四句换韵时，首句总是入韵的。

而一首诗多次转韵，常是平仄韵交替使用。

这和律句平仄字相间的意义相同，为的是使声调富于变化而又齐整和谐。

如果把一个个的四句比作一粒粒的珍珠，那么长篇七言歌行就是用一根丝线——诗的主题思想，把这一粒粒的珍珠串成一条美丽的项链。

这种章法，被白居易、元稹等人发扬光大，称为长庆体，并到了清代吴伟业那儿总其大成，是名梅村体。

如白的《长恨歌》、《琵琶体》，元的《连昌宫词》，吴的《圆圆曲》等。

这类诗，最可注意者为韦庄的《秦妇吟》。

此诗“为长庆体，叙述黄巢焚掠，借陷贼妇人口中述之。

语极沉痛详尽，其词复明浅易解。

”写出黄巢造反给人民带来的不幸，堪称有唐一代史诗冠冕。

七言古诗-演进唐代是中国诗歌大放异彩的时代。

在唐代众多的优秀文学作品中，七言古诗无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唐诗之所以成其为唐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七古在唐代的兴盛。

七古作为一种古老的诗体，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终于在唐代走向成熟。

在以往的研究中，更多关注的是盛唐及其以后的七古作品。

但对文学史稍加关注就不难发现，任何文学体裁的发展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

李白文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发展必定是社会，作家的心理以及整个社会心理发展的共同结果。

七古的发展同样不是一蹴而就，盛唐诗人是在综合了前代七古创作实践的基础上，转益多师，才最终创造了七古的辉煌。

盛唐七古的最后准备期——初唐，前承汉魏六朝，后启盛唐，虽然在这一时期七古的面貌没有发生彻底的改变，但正是在“四杰”等初唐七古诗人的努力下，七古获得了走向高潮的必要准备。

初唐时期，七言古诗的体制得以正式确立，从四杰到张、李、沈、宋诸人，七言古诗经历了一个从形式到风格方面的缓慢演变的过程。

初唐诸诗人都为七言古诗的成熟与完善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并开启了盛唐七古的先声。

李白在七言古诗发展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李白的七古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和巨大的思想容量，在反映生活的深度与广度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艺术上，具有句式多变和韵律结构多变两个突出特点，从而把七古的艺术表现力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