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和西方政治科学〔俄〕A1C1马卡雷切夫　A1A1谢尔古宁 文　华译 在80—90年代的西方社会科学文献中,也许没有比后现代主义更流行和更争论不休的题目。

一些学者认为,后现代主义者企图损害西方科学和文明的基础;另一些学者认为,后现代主义能使社会科学摆脱危机。

“后现代主义”术语没有统一的解释。

它被属于各种不同哲学流派的社会科学家积极地用来说明现时代的特点,而这种情况使政治思想的研究者迷失方向。

现在,在西方学者中间进行着关于可以把谁和不能把谁列为后现代主义者的争论。

后现代主义的根源产生后现代主义有两个基本原因。

第一个原因——从哲学、伦理学和美学的角度解释20世纪末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发生的复杂变化的需要。

许多政治学家认为,主要西方国家发展的特点是:它们进入了后工业社会时期,自由民主主义和与之竞争的社会意识形态的长期对立以前者战胜后者而告终。

西方政治学家提出了社会(特别是现代西方社会)的不可控制性的论点。

三方委员会的一个报告分析了这个论点。

报告指出,政府民事活动能力下降,政治家责任心差,缺乏对领袖的社会监督。

这一切证明,西方的国家体制不能恰如其分地反映时代的挑战。

在高度工业化的社会,政权应当如何组织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过去,人们在宗教、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中寻找自己的目标……新教使个人意识神圣化,民族主义设定了公民平等,自由主义论证了以意见一致为基础的有机政体概念。

而现在……我们成了宗教没落、民族思想削弱和阶级思想消失的见证人”①。

后现代时代的特点是:国家和人民的相互依赖关系增长,全球问题尖锐化、由两极世界向多极世界过渡、产生了一些新威胁(恐怖主义、毒品交易、核扩散、宗教原教旨主义、民族主义等)。

同时,全球核战争的威胁消失了,世界最大强国之间的合作不断加强,民主原则明显地扩大了在全世界的影响范围。

全世界的政治学家都承认后现代时代与现代时代的不同特点,但他们的科学解释则取决于作者的学派和世界观立场。

例如,F.福山认为,后现代时代意味着历史在其经典意义上的终结和在世代无目的的交替形式中的继续,这种交替使人想起黑格尔的“恶无限”范畴②。

“批判理论”的创造者J.哈贝马斯则认为,后现代时代意味着必须根本改变现代社会的原则和在现代条件中运用这些原则③。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人和社会的按基本质起教育作用的理论,以相信理智、科学和进步为基础,在集中营、宗教战争和生态灾难的时代完全丧失了自己的威信④。

他们坚持必须运用崭新的方法研究历史和现代问题。

产生后现代主义的第二个原因——对实证主义危机,特别是对结构主义危机的反映。

这一危机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明显地反映出来。

这是哈贝马斯“批判理论”形成的先决条件,也是后现代主义形成的先决条件。

“批判理论”的目的是要恢复分析社会政治问题的标准方法,而后现代主义是极端非理性主义和不接受理论的抽象和综合。

后现代主义者最先指出,把社会过程过分形式化是结构主义和系统方法在社会科学的主要危险。

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基础是:F.尼采的著作、对理论知识可靠性持怀疑态度的美国实用主义者(W.詹姆斯)的著作以及一些心理语言学家和语义学家的著作,这些学者认为,词和术语不反映现实生活,而只反映声音之间的差别,只是人们之间为了方便而签订的协议的结果。

战后西方造形艺术、建筑艺术、文学、电影艺术中的各种非理性主义流派,对后现代主义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这些流派认为理性的全面统治导致非人格化和异化的古怪形式,他们为了表现反对理性的全面统治,特别注意人的内心世界、人对周围现实情况的主观看法和个人感觉。

正是在这些领域产生了作为哲学2美学观点一定体系的后现代主义。

在社会科学中,后现代主义产生于70年代的法国,稍后流行于英国、某些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并传到了美国。

到80年代末,后现代主义在美国左翼自由主义昌盛的大学中心有不小的影响。

后现代主义“占领了”西方政治科学的某些权威出版机关(如《In ternati onal Studies Q uarterly》——国际研究联合会的官方杂志)和一些出版社。

在某些西方国家中,后现代主义也受马克思主义人士欢迎,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晚期的意识形态危机和文化危机的佐证。

后现代主义的认识论后现代主义的特点是极端非理性主义和对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

后现代主义创始人之——美国哲学家R.罗蒂批判了现代社会科学所依据的唯理论的认识理论,认为唯理论的主要论点——“人的知识反映自然界中发生的事物的本质”——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不可能为认识主体创造绝对中立的条件,以保障知识的客观性。

“分析哲学”的拥护者经常被一些在他们看来解释世界的新理论所吸引,但实际上这些理论和以前的理论同样是错误的。

罗蒂认为,“摧毁分析哲学”是他的主要任务。

“修辞哲学”应当代替“分析哲学”。

“对话—谈话”的相对主义原则应当成为“修辞哲学”的基础,这种方法的实质在于,新的知识不产生于认识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中,而产生于个人关于某个问题的意见和观点的对照过程中。

罗蒂及其拥护者认为,无论如何不能认识真理,但借助对话方法还是可以提供关于真理的多少“近乎真实的解释”⑤。

罗蒂的观点在迷恋语言学后结构主义理论的法国社会科学家的著作中得到了发展。

根据后结构主义的学说,语言并不反映“表达者”(即词、文本)和“被表达者”(对象)之间的关系,而只反映“表达者”之间的关系。

后现代主义者的结论是,不仅单个词,而且科学范畴和科学文本都不反映周围世界,而只是反映主体的产物。

这使后现代主义者有根据说认识的“客体消失”,在认识过程中必须用“文本之间对话”作为认识的方法以代替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对话。

后现代主义者断定,既然一种文本只有和其他文本相比较才能被理解,那么作者的形象就成为多余。

应该把后现代主义者关于“文本之外什么也没有”的论点理解为不仅是“客体消失”,而且也是认识主体消失(“作者死亡”)。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研究过程就是比较和对照文本、批判分析文本,其目的是揭示文本中的矛盾、错误、不清楚的地方、层次(即“文本解构”)。

R.阿什利对K.沃尔茨的著作《人、国家和战争》的批评是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的典范。

“文本之间对话”和“作者死亡”的论点必然导致关于“人的死亡”的思考。

M1福柯写道,“我们记忆的考古学令人信服地证明,人是比较不久以前的、也可能是正走向自己死亡的发明”⑥。

试图论证世界可知性的不可能性和关于“客体消失”、“作者死亡”、“文本之间对话”的推论,是后现代主义哲学中最薄弱的地方。

第一,语言学家已经证明,在词源学上与被说明的客体没有联系的词,在语言中相对不多。

而大部分词是派生的,在词源学方面反映被说明客体的内容。

后现代主义者试图把所有的词看作是词源学上没有内容的词是站不住脚的。

第二,把专门的语言学方法运用于哲学领域在原则上是不对的。

每门科学都有自己的专门方法,也可以运用其他科学的方法,但其他科学的方法只是解决具体问题的辅助方法。

后现代主义者把语言学的方法绝对化,用作者偷换认识主体,用文本偷换知识,用“先验的被认识的世界”偷换客观世界,并在这一虚假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论。

第三,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最后必然列入经典的唯我主义范围。

例如,后现代主义者的“在文本之外什么也没有”的论点与唯我主义的“在我的感觉之外什么也没有”的论点有原则差别吗?第四,后现代主义者在否定某些概念时并不彻底。

反理论者的声望可以使后现代主义者不批评那些注意到他们的理论结构不完备的论敌。

国家、政权的本质后现代主义者批判地对待国家、国家的职能和作用。

R.利普舒茨认为,“国家的产生完全不是为了保障一定领土上的居民的福利”,而主要是“政府试图强迫人们服从它的监护”的结果⑦。

阿什利断定,“现代国家的现实作用和力量取决于‘人——社会成员’格局在多大程度上制度化了……‘人’和‘国家’两种设制彼此是有区别的:前者——纯粹意义上所代表的客观现实,后者——这一客观现实的代表”⑧。

后现代主义者承认,现代国家在社会发展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R.沃克认为,国家主权思想对解决封建割据问题有重要意义。

它是“解决集中和分散之间,或用哲学的语言表示,一般和特殊之间的明显矛盾的极其恰当的方法……国家主权原则产生于现代早期的欧洲,是等级从属制度原则的替代物”⑨。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到20世纪中叶,国家2主权主体已经过时了。

利普舒茨指出,国家2主权主体的危机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这是在社会的日益发展着的权威性的背景中国家的日益发展着的非权威性,其结果是国家不能履行它过去承担的社会保护和保障职能。

第二,这是丧失管理社会中的经济、社会、政治过程和其他过程的能力。

人们试图通过增加官僚机关数量的途径解决这个问题,使问题更加尖锐了βκ。

J.卡米莱里和J.福尔克认为,国家2主权主体的危机有五种原因:生产、贸易、金融国际化;工艺进步对经济的均匀化作用;安全问题全球化;生态问题尖锐化;地方的和跨国的社会自觉的发展βλ。

他们也指出了国家2主权主体已经开始了的危机的特征:西方国家经济中国营经济成分的规模缩小;以前属于国家的服务行业和企业私有化;工业发展速度放慢;公民意识简化为消费心理;社会对国家设制不信任的程度增加和政治犬儒主义广泛流行等。

同时在后现代主义者中,关于自由主义的国家主权主体危机对西方将有什么后果,从这个主体的遗产中应该保留什么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意见。

罗蒂的回答很清楚:需要保留自由主义设制,根据时代的现实修改这种设制。

他说:“……我们需要更加珍惜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是已经存在过的国家制度中最好的国家制度。

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这种国家制度也不能解决地球上居民的多数问题”βµ。

人的团结原则是自由主义国家的基础,一定要保留下来。

卡米莱里和福尔克对保留主权国家和恢复它与市民社会的和谐关系的背景颇为乐观βν。

但是,多数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自由主义的国家2主权主体是社会发展的障碍。

他们一方面赞成社会在微观层次上继续分散(单个社会群体和区域的自治化),另一方面赞成社会在宏观层次上一体化(“全球市民社会”)。

“全球市民社会”美国政治学家H.布尔分析国际关系发展的新趋势时,把“全球市民社会”术语引入了学术交流领域βο。

后现代主义者不仅分析了该术语出现的原因,而且还对它作了详细评述。

什么是后现代主义者理解的“全球市民社会”?利普舒茨写道,“为了搞清楚这个概念,我们应该使用新的政治空间,它们有别于根据民族国家系统的界线而确定的政治空间。

全球市民社会的空间界线完全是另外的界线,这些政治空间用经济、社会和文化关系网画出轮廓,居住一些自愿结合在一起的活动家。

尽管这些活动家身体上被各自的居住地分开,但他们彼此联系成统一的网络,目的是要实现具体的政治和社会目标……虽然形些具体政治问题同国家和政府相互作用,但这些网络自身却超出国界的范围,并不受国家系统的限制”β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