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苏童新历史小说的美学追求郭 莹(浙江大学,浙江 西溪 310028)摘 要:苏童在对现实和历史的追寻中完成对生命存在的深切关怀,运用丰富的意象和隐喻,营造颓废的气息、朦胧神秘的气氛,形成了自由感伤的美学风格。
这种美学风格的形成与苏童童年的生活经历、江南地域文化特征以及中外文化的影响有着密切的联系。
关键词:苏童;美学风格;意象;感伤中图分类号:I 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40(2007)02-0048-03收稿日期:2007-02-16作者简介:郭莹(1982-),女,山东淄博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苏童是中国当代文坛上一位非常优秀的先锋派作家,他的新历史小说为当代小说的叙事带来了新的活力和更广阔的空间,呈现出独特的美学风格。
他的小说直面被遮蔽的生存状态,揭示人类灵魂深不可测的无限可能性,在历史和现实的追寻中展示独特的生命姿态,在传达生命的原欲,逃亡和死亡等意识时也显示了他对生命的执着追寻。
他善于运用丰富的意象和隐喻,在小说中营造颓废的气息、朦胧神秘的气氛,形成了自由感伤的美学风格。
一、意象空间的营造苏童注重运用富有诗意的意象来构筑小说的意义空间,与其小说精致细腻,舒缓优雅的叙述语言相融合,在幽怨婉转,气韵流通的叙事结构中,营造出独特的朦胧神秘的氛围和诗化意蕴。
他是一位“靠想象创作”的小说家,“苏童的想象是创造性的,是心灵化的。
想象和激情激发着他的写作,在心灵与世界之间架设着一座座彩虹般的浮桥。
”[1]意象的营造最能显示一个作家虚构与想象的才能。
苏童的小说往往能够在细节、环境、人物的社会关系中制造出一种强烈的色调或者梦幻般的氛围,这样的写作具有强烈的想象性特征,它使作家的思想往往含而不露,包裹在其中,富有理性的表达力而又富有感性的渗透力。
苏童的小说像诗歌一样充斥着大量的意象,这些意象以其各自的所指使小说形成一个独特的象喻空间。
它们一方面是推进故事情节发展的构成故事链的一个必需环节或中介,一方面又是作家主体的理念与情感的载体,具有隐喻、象征的色彩和预示、暗示故事结局的意义。
苏童小说中的一些意象象征了人物的生存环境,主要的两个核心意象是街道和河流。
苏童在他的小说中曾不止一次的描摹着“街道”与“河流”,这两个绵延的意象在文本中环绕,成为苏童思想的载体,也成为文本中人物的特定生存环境,映衬着人物的生活。
“我从来没有如此深情地描摹我出生的香椿树街,歌颂一条苍白的缺乏人情味的石路面,歌颂两排无始无终的破旧丑陋的旧式民房,歌颂出没在黑洞洞的窗口里那些体型矮小,面容委琐的街坊邻居。
”(《南方的堕落》)这种狭窄、肮脏的街道己经成为苏童一个固定的心理意象出现在文本中。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琐屑、粗俗、无聊,在此街道上打发自己的生命,发生在这里的故事都充满了罪恶、残暴、肮脏。
苏童还营造了承载着死亡、病态或者某些神秘感应式的内蕴意象,并且努力使这些意象与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世界构成一种对应关系。
如《妻妾成群》中的“箫”、“井”,《红粉》中的“伞”,还有己经在《婴粟之家》中出现的“猫”这一意象,刘素子终日以“猫”为伴,“猫”还构成了刘素子和翠花之间的一场冲突,这一意象在他后来的城市生活小说中频繁地出现,这是值得我们玩味的,它的出现决非随心所欲,而是有意为之。
“猫”被认为是一种孤独、冷漠和无情的动物,它的频繁出现也许正是对个人主体精神世界那挥之不去的孤独荒凉之气的预示。
苏童善于在小说中编织总体的隐喻性意象空间,使小说在整体的故事空间内弥漫着诗性因素与诗化特质。
小说中飘逸出绮丽与诡异的诗意想象,故事的核心总是有个忧郁的孤独的灵魂在游荡。
这颗游荡的孤魂,有时跟随且附着在端白身上陪伴他走下皇帝的宝座而登上江湖艺人的走索道;有时它跟随陈宝年和五龙们从村野涌入城市,以饱含忧伤的眼光观察他们的苍凉人生。
《妻妾成群》中对陈家84山东电大学报 2007年第2期大院进行了富有张力的描绘,并说:“这里的花园散发着空虚和死沉沉的隐喻气息”,陈家大院里的那口废弃的“井”是陈家惩罚偷情妻妾的死亡之地,它不仅笼罩着封建男权对女性迫害的阴影,还渗透着浓厚的颓败气息,井台石壁长满青苔,井水泛着幽蓝的光,弥漫着植物腐烂的气息。
那口“井”便是一个隐喻,它是欲望与死亡的象征。
“井”深入地下,无人敢上前问津,黑暗而幽深的形象本身就散发着死亡的气息。
同时它也是一个心理的隐喻意象,颂莲对它充满了恐惧,但内心又有一种被欲望诱惑的冲动,洞中的死者的冤魂仿佛给了颂莲的命运以某种暗示,她竟看见那里面映着她和梅珊的脸,流露出无尽的哀伤。
二、颓废的气息感伤的情怀苏童小说形成了一种感伤主义美学风格,处处流露出个体生命存在的孤独和绝望情绪。
在小说创作中,苏童更多地把笔触伸向人性恶的一面。
在他的作品中包容了多种生命的姿态,涵盖了性与人性、生殖与死亡、逃亡与还乡等生命主题,表达了躁动、困惑、无奈、焦灼、痛苦、恐惧、幻灭、空虚、绝望等种种生命情感。
他似乎特别喜欢纵情舞蹈生命的残缺与丑恶,在他的小说世界中,不仅生活着种种残缺的生命,他们或者平庸苍白或者愚昧无能,根本无以实现生命价值,甚至不能保存自己的生命;而且遍布着最为丑恶、最为低级的生命形式,这些生命生活的地方无论是香椿树街、枫杨树村庄,还是后宫院落、旧式家庭,也都充溢着动荡、狂躁、阴暗、糜烂的氛围。
《米》中五龙“女人都是贱货”的口头禅,男人也都注定了“不是什么好东西”,愚昧、庸俗、卑鄙、偷鸡摸狗、好勇斗狠,“城北地带”、“瓦匠街”和“香椿树街”上的男男女女们都使苏童感到深深的绝望和憎恶,苏童对所有人物的描写都充满了无法拯救的悲哀。
他冷酷地揭示着人性本原中近乎于原罪的丑恶,小说中不论是人的性爱欲望的表现,还是人的攻击性、性变态、极端自私等等丑恶行为的展示,可以说都是作家对人性的一种形而上思考的结果。
这种颓废的主题和气氛的营造,使小说具有了现代主义文本的特征,苏童也成为唯美颓废主义在当代最好的体现者之一。
在《妻妾成群》中始终飘荡着一股发霉、阴暗的气息,停滞的生活,封闭的深宅大院,阴冷恐怖的绿藤古井,几个女人的争风吃醋,陈佐千的房事,几个男人的萎顿,空虚无聊的日子里没有希望,没有光明,有的只是灰暗,恐怖,卑微和琐屑。
逃亡意识是苏童奏响的生命旋律,逃亡构成了奔波不止的生命过程。
人总是希望从既定的生存秩序中逃离出来去追求更高的存在,所以逃亡的过程也就是追寻的过程。
可悲的是,当追寻的目标实现时人们又发现进入了另一个生存的困境,为了摆脱这种生存怪圈的束缚,于是人们进行一次次的逃亡。
苏童曾说:“逃亡好像是我所迷恋的一个动作,尤其是前些年的创作。
人只有恐惧了、拒绝了才会采取这样一个动作,这样一种与社会不合作的姿态,才会逃。
我觉得这个动作或姿态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学命题,这是一个非常能够包罗万象的一种主题,人在逃亡的过程中完成了好多所谓他的人生价值和悲剧性的一面。
”[2]他不仅关心人们对物质生存环境的逃亡,还关注人们对精神危机的逃亡。
《狂奔》可以说是现代派风味很浓的小说,主人公少年榆莫名其妙地恐惧,莫名其妙地狂奔,对死亡的恐惧、对存在的疑惑、对自己的记忆力与分辨力的不信任的错乱,使他几乎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存在主义者”,其行为对成人也足以构成一种震撼,可这一切被苏童置于一个幽僻的乡村环境中展开,使乡村男孩的奔跑增添了悲怆而凄凉的气氛。
苏童小说世界中的颓废的气息、感伤的情怀、神秘主义的色彩与人物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
他通过描写女性形象的悲剧命运来增强小说的感伤和颓败气息。
洪子诚也指出苏童的小说“大多取材’历史’,对于’意象’的经营极为关注,尤其擅长女性人物的细腻心理的表现。
在有关旧时中国家族的叙事中,流露着忧伤、衰败的情调和气息。
”[3]颂莲、梅珊、小萼、织云、惠妃,都是美丽多情,温柔薄命的女性形象。
众多女性的身份、地位、经历各不相同,但她们的生存境遇之哀苦悲凉是一致的:她们都不约而同地陷入了红颜薄命的文化渊薮之中而不能自拔。
几乎所有的女性命运都如出一辙,那么相似而又必然:梅珊投井,颂莲发疯,娴孤老而死,惠妃沦落风尘,萼妃白绫赐死,即使在《离婚指南》等现代题材中,朱芸等现代女子的命运一样令人扼腕。
女性的命运的悲剧性加强了宿命的悲天悯人感,表现出一种深沉“历史颓废感”。
它具有以往那些同样以女性为视角的文学作品中不曾表达的寓言特征,如同一段梦幻般的旋律从历史废墟上缓缓升起,从而产生一种“震惊”的美学效果。
《妻妾成群》中的颂莲最后被欲望所吞噬,这种对黑暗生存、生命景象和人物绝望心态的展示,也使我们在阅读中感到一个生命在孤寂黑暗的世界中的挣扎和栩栩跃动,甚至体悟到一种生命激情的暗暗涌动,澎湃起来的气韵和一种难以排解的沉重和窒闷。
颂莲的形象透射出一股渗入骨髓的冷气,让人感受到一种凄楚之美。
三、苏童美学风格形成的原因探究苏童作品中散发出浓郁的历史颓废的气息、感伤的情怀是与他的生活经历和所受的文化影响密切相关的。
他作品中多流露出来一种存在的孤独和绝望情绪,这种情绪的产生主要与苏童的童年时代的经历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苏童在《过去随谈》中曾这样讲述自己的童年:“我从来不敢夸耀童年的幸福,事实上我的童年有点孤独,有点心事重重。
”他十岁时曾得过一次严重的肾炎,病痛折磨的经历,使苏童极善于描绘精神的孤独与存在的绝望。
在小说创作中他总是把主人公置于一种欲生不得、欲死不能的地狱之境中来体验和审视其绝望中的挣扎,他的《枫杨树故乡》最初向我们展示了“我”的家族的灾难和祖先们的绝望生命历程,其后的《1934年的逃亡》讲述祖母蒋氏的惨痛遭遇,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她所面临的生存绝境和心理绝望。
苏童早期的“枫杨树”系列小说,其诗意指向有强烈的末日感,对家族的没落充满着悲凉的绝望。
地域文化和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法国著名文学思想94家丹纳认为地理环境是决定文学的三大要素之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性质面貌都取决于种族、时代、环境三大因素……每种艺术的品种和流派只能在特殊的精神气候中产生。
”[4]苏童身上积淀着浓厚的江南文化意识,江南独特的自然环境、民俗风情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对苏童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中国南方和北方不同的地理环境风貌造就了南北文学不同的风格,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指出:“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
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
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
民尚虚无,故所著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
”[5]南方地势高低不平,峰峦叠嶂,时常阴雨霏霏、雾气迷茫,独特的地理环境易于形成文人细腻感伤的思维品性。
江南由于距离北方的政治中心较远,在思想上更加自由,文学风格上更多浪漫主义色彩,追求梦幻灵性的抒发,洋溢着自由的诗情。
苏童出生于苏州,定居于南京,江南的阴雨湿润气候和秀丽的风物环境滋养了他细腻敏感的审美心理和感觉,苏州小城的小桥流水造就了他婉转典雅的趣味与倾向,江南的文人传统中绵长的伤感、华贵的颓败都渗透在苏童的作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