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民主理论的兴起及其演进历程——从人民主权到表达民主再到协商民主张康之张乾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摘要]回顾民主理论的发展史，可以看到一条明晰的历史轨迹，那就是从人民主权到协商民主的历史进程。

启蒙思想家们的民主构想是包含在人民主权的构想之中的，随着资产阶级思想的成熟，人民主权的模糊性很快就被成熟形态的表达民主所替代。

但是，表达民主由于包含着对社会秩序形成冲击的可能性而被精英民主所替代。

随着官僚制理论的确立以及整个社会的官僚组织化，精英们被推向了社会治理的前台，出现了精英民主理论。

到20世纪70年代，挑战精英民主的协商民主理论逐渐成形，并征服了一切拥有民主信仰的人们。

然而，协商民主理论又包含着民主理想最终蜕变成为一种空想的危险。

在后工业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走出近代民主追求的陷阱，建立起真正合乎民主理想的实质性民主。

[关键词]人民主权；表达民主；精英民主；协商民主[作者简介]张康之：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乾友：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今天，当我们站在后工业化的历史关口去思考后工业社会的治理模式时，民主再一次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

应当看到，民主理想古已有之，但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方式则是工业社会的专属。

如果说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在治理方式上表现为从“君主”转向民主的话，那么，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是否意味着社会治理也将从民主转向另一种方式呢？这是一个必须予以解答的问题。

在工业社会，民主理论经历了一个不断蜕变的过程。

在18世纪的契约论者那里，民主意味着人民拥有主权并实行某种程度的主权自治。

这一浪漫主义构想很快就被另一种民主构想所取代，那就是通过设立代议制，由代表提出社会治理的意见和方案，人民则通过向代表进行意见表达来参与治理，这是一种“表达民主”。

在近代社会的早期，表达民主似乎被认为是唯一可行的民主方式，而且它也很快在近代国家的建立中占据了普遍性的支配地位。

但是，随着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特别是当官僚制组织开始支配整个社会的时候，代议制度受到政党、利益集团等官僚组织的操纵，表达民主逐渐丧失了其民主意涵。

随着表达民主的式微，民主理想实际上完全向精英现实低下了头，精英治理甚至一度成为民主的同义词。

到了20世纪中期，不甘失败的民主支持者们掀起了新一轮的民主浪潮，以“协商民主”的形式向治理精英们发起了挑战。

协商民主在一定程度上复兴了契约论者的民主理想，但在实践中还是对精英治理的现实做出了妥协，所以，协商民主也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空想。

各种民主方案的先后失败，宣告了既有的民主治理的不可能性，也引爆了工业社会晚期的治理危机。

我们正处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工业社会在民主治理上的失败能够给予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呢？这是一个需要我们从民主蜕变的逻辑中加以思考的问题。

一、从人民主权到表达民主在近代历史上，人民主权是国家及其政治的一个基本原则，民主理想也是以人民主权的形式而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

正是人民作为主权者的理念激励着人们踊跃地投身于反对绝对国家的革命斗争中去。

人民主权原则主要是由卢梭所描绘的，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不仅成为法国大革命的革命宣言，也成为近代以来许多争取解放和畅想民主的革命运动所共同高举的理论大旗。

在卢梭看来，人民不仅是而且应该永远是事实上的主权者。

为了维护人民的主权地位，卢梭要求：主权不可转让，不可分割，不可被代表。

对于人民主权来说，“聚会在一起的人民一旦批准了一套法律，便确定了国家的体制；但这是不够的。

他们已经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政府，或者是一劳永逸地提供了选择行政官的办法；这也还是不够的。

除去意外情况所可能需要的特别集会之外，他们还必须有固定的、按期的、绝对不能取消或延期的集会，从而到了规定的日期人民便能合法地根据法律召开会议，而不需要任何其他形式的召集手续”。

[1]（P115）根据卢梭的这一思想，人民的“公意”是以法律的形式表现的，人民以法律为依据进行治理，同时，又通过由法律所规定的从而也就是自主的集会来昭示并不断更新公意。

由于公意总是体现在治理活动中，因而人民也就总是能够维护自己的主权权威。

在卢梭那里，人民主权就等于民主，或者说可以简写成“民主”。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把人民主权原则写入其中，但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却很难转化成直接的治理方案。

所以，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虽然极富革命的煽动性，在具体的治理过程中却无法直接地以民主治理的方式出现。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不仅卢梭的批评者，就是卢梭本人，也承认它难以在大型社会中得到实践。

所以，要想让民主不仅仅作为一种理想而存在，就必须探索民主的其他实现方式。

这一任务在卢梭之前就已经由孟德斯鸠尝试过了。

就生活年代来说，孟德斯鸠在卢梭之前，但就民主理论的谱系而言，则应当把孟德斯鸠放到卢梭之后。

卢梭的关注重心主要落在不具有像英国那样强大的等级会议传统的大陆诸国，他无法将革命的希望寄托于英国式的议会主权，而只能走一条营造更为激进的革命话语的道路，即在没有任何陈规拘束的情况下自由地抒发理论畅想。

与之相比，孟德斯鸠的观察对象主要是革命后的英国，这使他必须抛开一切革命话语，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抵制革命话语，以求在现实的政治框架下思考民主的可行性问题。

所以，如果以民主理想为标准的话，孟德斯鸠就只能位居卢梭之后了。

卢梭曾经尖锐地批评过英国，认为英国人民只有在投票时才是主人，一投完票马上就变成了奴隶。

但在孟德斯鸠看来，这不仅不是什么问题，反而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情况：“在民主政治里，人民在某些方面是君主，在某些方面是臣民。

”[2]（P8）那么，人民在哪些方面是君主，又在哪些方面是臣民呢？对此，孟德斯鸠是这样解释的：“握有最高权力的人民应该自己做他所能够做得好的一切事情。

那些自己做不好的事情，就应该让代理人去做。

”[3]（P9）也就是说，人民在选举或者指派自己的代理人这个他所能够做得好的事情方面是君主，在自己做不好而交给了代理人去做的治理活动中则是臣民。

在这里，人民与代表被截然分开了：在选举代表的意义上，人民是主权者；在治理的意义上，人民是无法行使主权的。

随着人民与其代表的分离，民主显然也就不再能继续等同于人民主权意义上的民主了。

事实上，在建立起代议制度之后，民主正朝着一种表达民主的方向发展，即通过选举代表并向代表提出意见、做出批评以及直接加入到代表们的讨论之中等方式，去参与社会治理活动。

在孟德斯鸠看来，人民十分适合于选举自己的代表，却完全不适宜于讨论事情。

所以，他按照自己“言语并不构成‘罪体’”[4]（P198）的主张而要求给予人民以表达自由，即通过法律去确认人民的表达自由。

不过，总的说来，孟德斯鸠在表达问题上的态度还是极为保守的，他更注重的是人民在选举代表的过程中的表达，而并不认为代表选出之后人民的表达还有什么积极意义。

孟德斯鸠与卢梭之间的区别是，卢梭的思想属于一种人民主权民主，而孟德斯鸠则属于一种表达民主。

尽管孟德斯鸠的表达民主思想还只是一个开端，也表现得比较消极和保守，但应当说，孟德斯鸠开启了表达民主的先河。

他的主要贡献是使人民与其代表相分离了，正是这种分离，才使民主活动的主体以及过程能够在不同的环节上和不同的部门中得以施行。

当然，孟德斯鸠的思想是18世纪英国精英治理现实的写照，卢梭对此是不满的。

在卢梭看来，孟德斯鸠的这一思想无异于是为精英现实所做的辩解，是与民主理想相背离的。

到了19世纪，随着资产阶级革命高潮的消退，社会治理回归现实，一切理想的成分都自然地受到了冷落，而人民主权民主也由于其不可操作性而遭到了人们的抛弃，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把人民主权看做是一项必要的原则，是民主的理论支持因素。

因此，人们开始把卢梭和孟德斯鸠结合起来，在卢梭的人民主权的原则下来理解孟德斯鸠的表达民主，从而走向了代议制民主。

从实践上看，19世纪是以选举权的不断扩大与言论、集会、结社等表达自由的逐步获得为基本标志的，所有这些也都促进了代议制度框架下的表达民主的不断生成。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密尔的《代议制政府》这一民主理论的经典文献。

在密尔那里，政府还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是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国家”相重合的，密尔眼中的民主也就是国家意义上的代议制民主。

但密尔也看到，在孟德斯鸠所构想的那种代表与人民相分离的情况下，代议制又天然地具有蜕化为官僚体系的倾向。

密尔认为：“他们既然已经结成一个队伍，运用着一个和所有制度一样必然要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定则来进行的制度，这个官吏团体便不免在经常的诱引下逐步落入惰性相沿的例行公事之中，或者，假如他们有时也厌弃那种老马推磨的作风的话，又猝然陷入这个团体的某一领导成员所偶然幻想出来的没有完全经过验证的、不成熟的见解里面。

要遏止这两种貌似相反实则密切相连的趋势，要刺激这个团体的能力使其保持高度水准，唯一的条件是应对这个团体外面的有同等能力的监视批评负责。

因此，要在政府之外保有某些手段来形成这种能力，并给以为对重大实际事务做出正确判断所必需的机会和经验，这是必不可少的。

”[5]（P134-135）也就是说，要使代议制成为民主的一种形式，对代表的监视和批评就是必不可少的。

然而，与孟德斯鸠一样，密尔也认为实际的治理事务只有那些“特别经过所需训练的人们”才能够担负，这样一来，官僚体系的出现就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那么，如何平衡二者的矛盾而维持代议制民主呢？密尔用对“谈论”和“行动”的区分作出了回答。

密尔认为，“谈论”和“行动”是有区别的。

在代议制政府中，议会和代议团体的职能只应当是“谈论”，而立法、行政管理等“行动”则属于专业人员的职责。

在他看来，议会的职能是“设法使那些人被诚实地和明智地选出来，并不再干涉他们，除了通过广泛范围的建议和批评，以及给予或不给予国民同意的最后批准以外”。

[6]（P81-82）这样一种议会，“既是国民的诉苦委员会，又是他们表达意见的大会。

它是这样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不仅国民的一般意见，而且每一部分国民的意见，以及尽可能做到国民中每个杰出个人的意见，都能充分表达出来并要求讨论。

在那里，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可以指望有某个人把他想要说的话说出来，和他自己说得一样好或者比他自己说得更好——不是专对朋友和同党的人说，而是当着反对者的面经受相反争论的考验。

在那里，自己的意见被别人压倒的那些人会感到满足，因为把意见说出来了，其被撇在一旁不是由于单纯任意的行为，而是由于被认为是更好的意见得到大多数国民代表同意。

在那里，每个政党或每种意见都能检阅自己的力量，也都能矫正有关它的追随者的人数或力量的任何错觉。

在那里，国民中占优势的意见明白显示它的优势，并在政府面前集合队伍，从而就使政府能够并被迫在它仅仅显示力量而不必实际运用力量的情况下向它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