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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文学概述

一过程:80年代前期1976年底“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文学并未在较大的范围里实现从“文革文学”的转变。

写作者的文学观念、取材和艺术方法,仍是“文革文学”的沿袭。

出现对于“文革”模式的明显脱离,是从1979年开始。

因此,不少批评家在谈到“新时期”文学的开端时,并不以“文革”结束作为界限。

(注:如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指出,他们把“当代文学思潮史”的下限划在1979年,而不是划在“粉碎‘四人帮’的1976年”,原因是1979年以前,“文艺思想并没有从根本上解除禁锢”;“文艺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文艺创作有了新的突破”,是在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

而“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成为文艺史上转折的里程碑”。

《中国当代文学思想史》第8-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当然,在此之前,已有一些作品预示了这种“转变”的发生。

如发表于1977年11月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刘心武)和发表于1978年8月的短篇《伤痕》(卢新华)(注:分别刊载于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学》和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上海)。

)。

这些艺术上显得粗糙的作品,提示了文学“解冻”的一些重要特征:对个人的命运、情感创伤的关注,和作家对于“主体意识”的寻找的自觉。

以1985年前后为界,80年代文学可以区分为两个阶段。

80年代前期,文学界和思想文化界存在着相当集中的关注点。

刚刚过去的“文革”,在当时被广泛看作是“封建专制主义”的“肆虐”。

因此,挣脱“文化专制”的枷锁,更新全民族观念的“文化启蒙”(“新启蒙”),是思想文化的“主潮”。

与此相关,文学是对于“现实主义”的“传统”的呼唤。

在这几年间,文学主题可以说都与“文革”的“历史记忆”有关,是亲历者对“历史灾难”所提供的“证言”,以及对于“历史责任”(“谁之罪”)所作的思考和探究。

在小说创作上,出现了“伤痕小说”和“反思小说”的潮流;诗歌创作的主要构成,则是“复出诗人”的“归来的歌”,和青年诗人的“朦胧诗”创作;戏剧,特别是话剧也大多是与“文革”有关的“社会问题剧”。

已经在酝酿着艺术观念和方法上的更为深入的变革,但还未成为显在的、受到普遍关注的现象。

从总体而言,这几年文学的取材和主题,是指向社会一政治层面的,也大多具有社会—政治的“干预”性质。

涉及的问题,表达的情绪,与社会各阶层的思考与情绪同步。

文学创作与社会政治、与公众的生活和情感的密切关系,是后来不再重视、并为一些人怀恋的“昔日的光荣”。

由于“文革”被看作是中国现代文艺史的“最黑暗的一页”,文艺的“园地”受到严重摧残而“百花凋零”,因此,“新时期文学”被看作是“文学复兴”,“复兴”的提出,又通常与“五四”文学相联系,看成是对“五四”的“复归”。

在80年代初,人们最为向往的,是他们心目中“五四”文学的那种自由的、“多元共生”局面。

但从80年代前期的中心问题看,所要“复活”的,主要是“五四”提倡“科学、民主”的启蒙精神,和以“五四”为旗帜的、在50至70年代被当作“异端”批判的文学思潮。

许多批评家和作家的努力,是继续四五十年代胡风、冯雪峰、秦兆阳(也包括周扬等在60年代)以悲剧结局告终的工作。

一方面,在承认文学的“革命”性质的前提下,推动文学挣脱图解政治概念、复制社会生活表象和僵化艺术模式控制的状况;另一方面,在维护文学作为“艺术”的“特质”,和重视文学社会承担、批判职能,倡导作家的“启蒙”精神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和结合。

对“写真实”和“现实主义”的重申和坚持,公开发表周恩来、陈毅60年代初关于文艺政策“调整”的讲话(注:周恩来《在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6月19日),陈毅《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62年3月6日)等。

),为50年代以来受到批判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秦兆阳)等文章的观点辩护,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质疑,都说明了推动“新时期”文学“复兴”的人们,最初继续的是五六十年代“未竟”的工作,接过的是他们的旗帜(注:见《文艺报》1979年3月召开的文艺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上,作家、批评家的发言,《文艺报》1979年第4期《总结经验,把文艺理论批评工作搞上去》。

)。

1979年4月,《上海文学》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注:当时文艺界对这篇文章反响热烈,《上海文学》等刊物还组织了有较大规模的讨论。

),对于这一在中国左翼文学界长期流传的“根本性”观念的质疑,也是在左翼文学观的框架内,来反对把文艺变成单纯的政治传声筒,而寻求不离开文艺“特性”的文艺的政治功用:它申明的是左翼文学中受压抑的派别(胡风、冯雪峰、秦兆阳等)的思想路线。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时期”开端所处理的问题,展开的论争,是五六十年代,或更早时间发生于左翼文学的“陈旧”话题,或这些话题的延伸。

这包括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写真实”,“现代派”文学,人性和人道主义等。

在80年代初与文学有关的思想理论问题的论争中,周扬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的探讨》(注:刊发于1983年3月16日《人民日报》。

据王元化《为周扬起草文章始末》(广州《南方周末》1997年12月12日)称,在周扬与王元化、王若水、顾骧一起讨论后,由王元化、王若水、顾骧起草。

王元化主要撰写有关重视认识论问题的部分,王若水撰写有关人道主义部分。

在此之前,王元化已就认识论和知性方法的问题,发表过文章(刊发于1979年上海《学术月刊》和1981年《上海文学》上的《论知性的分析方法》等)。

王若水在这一时期,也撰写了多篇论人道主义的文章。

最著名的是《为人道主义辩护》(上海《文汇报》1983年1月17日)。

周扬的文章由王元化定稿,周扬作最后润色,并由周扬于1983年3月7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召开的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报告会上演讲。

)是重要的、产生很大争议的文章。

文章试图清算几十年来中国“左”的政治思想路线的哲学根源,来推动思想解放的深化。

它的影响与其说是在理论上的,不如说更主要是现实问题的针对性上的。

它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批评了“终极真理”的观点。

提出在认识论上考虑用感性、知性、理性的三范畴,去代替感性和理性的两范畴,以划分知性与理性的区别;认为知性和理性相混淆,以为一旦形成概念,就掌握了本质,是导致简单化、概念化的根源。

文章提出的另一重要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

文章不同意把马克思主义全部归结为人道主义,但认为马克思主义包含人道主义。

在阐释马克思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它是80年代前期“思想解放运动”思潮中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的“异化”概念时,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理想中的人类解放,不仅是从剥削制度下的解放,而且是从一切异化形式束缚下的解放。

文章引出的最大“麻烦”,是认为不仅是资本主义,而且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存在“异化”,包括经济领域的异化,政治领域的异化(权力异化)和思想领域的异化(个人崇拜,或宗教异化)。

这篇文章既得到热烈支持,也很快受到激烈批评(注:在周扬发表讲话后,本来定于3月9日结束的“学术报告会”突然决定延期,并开始对讲话的观点进行批评。

3月16日,《人民日报》在发表周扬讲话时,同时刊发会上对这一讲话的批评发言:《黄楠森等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的发言摘要》。

)。

对周扬文章系统的、最具权威性的批评,由胡乔木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注:这是胡乔木1984年1月3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话。

经修改后刊于《红旗》1984年第2期。

)一文中进行,指出“宣传人道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带有根本性质错误的”思潮,不是一般的学术理论问题,而“牵涉到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诱发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情绪”的问题。

随后,周扬做了公开的自我批评(注:1983年11月,周扬在对新华社记者谈话中作了自我批评。

在11月中国文联召开的座谈会上说,“我在今年3月份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报告会上发表了那样一篇有缺点、错误的文章。

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参见《文艺报》1983年第12期。

)。

1983年至1984年间开展的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文学问题和现象被作为“精神污染”列举的事项,除了周扬等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观点外,还包括:“把西方‘现代派’作为我国文艺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创作上“热衷于表现抽象的人性和人道主义”,“渲染各种悲观、失望孤独、恐惧的阴暗心理”,“把‘表现自我’当成惟一的和最高的目的”等等。

(注:参见1983年第11期《文艺报》社论和12期座谈会报道。

)二过程:80年代后期80年代文学在走过一段路程之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

80年代的文学主题,作家的基本构成,文学的接受和流通方式等等,在主要的方面仍在延续,但也出现了新的因素。

这种“变化”,可以理解为文学创作和理论的某些方面,已经超越五六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学的“话题”的范围,创作的风貌脱离了较为单一的模式,艺术方法的探索和革新以更大的步伐推进,而文学与读者的关系,也变得远为复杂。

在80年代中期或稍后,“文革”后一度享誉的“复出”作家、诗人,有的创作仍获取新的进展,而许多人则已越过自己创作“高峰”。

在面对文学观念、方法变革的巨大压力下,缺乏调整自己步调的潜力,或者显得迟滞,或者新作日见减少。

“朦胧诗”的作者也大多走过他们的鼎盛期,80年代初大量涌现的青年诗人,到80年代中期以后仍保持活跃姿态的,并不是很多。

有的“知青”小说家的创作也出现了停滞状态。

显然,当代作家和作品的“生命力”普遍短暂的问题,在80年代并没有成为历史。

为文学写作所作的准备的不足,和开放之后文学潮流急遽的变化,使作家的更替出现超出一般时期的速度。

当然,各种“类型”作家中,都存在沉稳而坚实者,尤其是被称为“知青作家”中的一部分。

他们和更年轻的作者一起,构成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

80年代中期文学的变化,因1985年这一年发生的许多事件,使这一年份成为一些批评家所认定的文学“转折”的“标志”。

对“文革”和当代历史的书写仍为许多作家所直接或间接关注,但一批与“伤痕”、“反思”小说在思想艺术形态上不同的作品已经出现。

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张辛欣、桑晔的《北京人》,史铁生的《命若琴弦》,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王安忆的《小鲍庄》,陈村的《少男少女,一共七个》,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韩少功的《爸爸爸》,残雪的《山上的小屋》,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等,均发表于这一年(注:马原等的这些小说,分别刊于1995年的《上海文学》第2期、《上海文学》第1、7期、《现代人》第2期、《人民文学》第3期、《中国作家》第2期、《文学月报》1985年第5期、《中国作家》第2期、《人民文学》第6期、《人民文学》第8期、《西藏文学》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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