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庭、同伴与自我意识浅谈学生人格发展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和谐发展，是我国学校教育的重要任务，而人格的健全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之一(尹博, 田万生, 2006)。

人格是个体在遗传素质的基础上，通过与后天环境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和独特的心理行为模式(王明忠, 付聪, 周宗奎, 2015)，其作为个性差异的重要方面，能够直接影响个体的认知、情感、行为，还对其身心健康、人际关系和社会成就等持续产生影响。

人格随个体与环境的互动而在毕生得以发展，相比人生其他阶段，儿童青少年期（包括童年期、青少年期）面临更密集的发展任务，该阶段的个体会以新的方式不断与父母、同伴、学校和社会互动，尤其是青少年还会经历生理、心理的巨大改变，这些必然会对其人格发展带来更深重影响(邹容, 周宗奎, 田媛, 张凤娟, 魏华, 2016)。

本文将从家庭、同伴与自我意识三个角度探讨了学生阶段的人格发展。

1 家庭与人格发展
家庭环境是学生成长发展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对人格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范航, 朱转, 苗灵童, 刘燊, 张林, 2018)。

根据生态系统理论，个体的发展是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生态系统中的远端因素（如家庭）会通过近端因素（如人格）对个体的发展产生作用，个体的人格特点会受到家庭这一微系统的影响(李蒙蒙, 甘雄, 金鑫, 2020)。

Ahmadi, Alizadehgoradel, Rezadeh和Jabraeili (2014)的研究基于大五人格理论(The Big Five)进行分析，发现学生的人格特征与家庭沟通、关怀等家庭功能存在显著相关。

邹容等人(2016)的研究认为处于童年期的小学生会习惯接受、服从父母等权威传递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因而会表现出顺从、待人友善的特点，此时宜人性较高。

而从青春期早期开始，青少年开始探索自我，追求自主、独立，此时他们开始质疑并反抗成人的准则，这增加了他们的冒险行为且更易与父母等权威者发生冲突，故宜人性逐渐下降。

到青少年中晚期，他们逐渐内化社会规范，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宜人性又逐渐回升。

父母作为家庭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教养方式能够显著影响孩子的人格发展，积极温暖的家庭环境下，孩子的宜人性、开放性等积极人格水平更高；而消极冷漠的家庭环境下，孩子的神经质等消极人格水平更高(Trentacosta et al., 2010)。

家庭背景理论认为，消极的家庭环境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风险性因素，青春期作为个体发展的特殊时期，父母婚姻冲突会导致青少年产生消极、不稳定的情绪，伴随着焦虑、担忧和高神经质水平(李蒙蒙等, 2020)，已有实证研究表明，外倾性及神经质人格是成瘾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外倾性及高神经质的个体更容易出现手机成瘾，使用频率更高(张斌等, 2017)；高“神经质”和低“外向性”的
人更容易发展为强迫症(李森等, 2020)。

总而言之，家庭是孩子成长的重要场所，对孩子的人格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 同伴与人格发展
随着学生的逐渐成长，人际关系的重心也逐渐由父母转向同伴，同伴关系作为一种社会支持有力地影响着个体的人格发展，其是指同龄人之间或心理发展水平相当的个体之间的一种共同活动并相互协作的关系，是在交往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平行、平等的人际关系，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发展和社会适应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消极的同伴关系可能会导致学校适应不良、高危行为以及行为障碍等，但积极的同伴关系却有助于缓解不良家庭环境对人格发展的消极影响。

(彭运石, 王玉龙, 龚玲, 彭磊, 2013; 王挺, 2020)。

学界对于到底是孩子的行为与人格特征造成了不同的同伴地位（如受欢迎或是被拒斥），还是不同的同伴地位导致了孩子不同的行为与人格特征一直尚未有定论，心理学家目前也难以做出明确的回答。

最有可能的解释是，二者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循环关系(黄菊山, 张亚军, 傅亚卓, 2016)。

根据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孩子会不自觉模仿家长的行为，并将此运用到同伴交往中，持积极教养方式的父母倾向于教导儿童在与同伴交往时，与人和睦相处、富有同情心，从而使儿童在同伴交往中受到更多的欢迎与接纳；而消极父母教养方式则会使儿童在同伴交往中产生较强的攻击性、较高的冷漠感，以致儿童被拒绝水平较高(孙岩, 刘沙, 杨丽珠, 2016)。

此外，邹容等人(2016)的研究认为儿童进入童年晚期后，由于受到社会规范和同伴群体的双重影响，使儿童会为与群体保持一致而不愿尝试新事物，故从童年晚期到青少年中期，开放性逐渐下降。

孙岩(2014)利用贝叶斯网络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在家庭环境中，消极教养方式对儿童人格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被同伴群体的陪伴、鼓励所缓解。

杨丽珠(2015)的研究发现相比于其他因素，同伴接纳对人格的影响更为直接，表现为班级平均友谊质量对学生人格的外倾性、情绪稳定性、严谨性维度有预测作用；青少年的同伴接纳对“大五人格的5个维度”均有直接影响。

彭运石等人(2013)的研究也发现同伴关系能够缓解父亲过分干涉对孩子的情绪稳定性的影响。

因此，尽管同伴关系与孩子的人格发展间的关系还存在争议，但无可否认的是，同伴对学生的人格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3 自我意识与人格发展
艾里克森的人格发展论可以分八个发展阶段，每一阶段都有其独特的发展任务，并面临着所谓的“心理·社会的危机”——指一种可能形成积极人格品质与消极人格品质之间的冲突，个体如果能够顺利完成某阶段的发展任务，就能形成某种积极的个性品质，反之就会形
成某种消极的人格品质，但每个人的品格并非非此即彼的，而是处于两极之间的某一个点上。

随着个体跨入青春期，其生理、认知、情绪等各方面都发生着急剧变化，如逻辑思维和想象力的发展、感受性的提高，他们开始把关注的重点转向自身，开始关心自己的形象，去发现、体验自己的内心世界。

艾里克森认为，个体在青少年期需要完成的发展任务是确立自我同一性，防止角色混乱，该阶段是自我意识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实现由“客观化期”到“主观化期”的过渡，即个体逐步确立自己的心理特质，包括智力、人格、态度、信念、理想和行为等的统合(陈建文, 2010; 陈香, 2010; 黄菊山等, 2016)。

由于青少年处于一个未成年人向成年人过渡的阶段，尽管他们有着强烈的独立意识，但在外界环境的诸多约束下，尚未形成完整独立的人格(杨淑萍, 张雅楠, 2018)。

随着自我意识水平的不断提高，青少年进行自我评价的需要越来越强烈，并带有强烈的社会比较倾向。

将自己的状态与他人的状态进行对比，从而获得比较明确的自我评价，是促使青少年心理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黄菊山等, 2016)。

他们开始思考“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促使着学生从实然的角度对自己的整体状况做出客观而真诚的评价，引导学生从应然的角度思考理想自我问题，既包含现实中生物性“我”的一切，也包含基于生物性的“我”而生发的精神性“我”的状况，是受教育者对现实中的自己所做出的整体性认识，是个体道德建构的起点(杨淑萍等, 2018)。

已有研究表明，尽责性和宜人性与自我控制呈正相关，神经质则与其呈负相关(张静怡, 崔雪英, 陶婷, 王利刚, 高文斌, 2019)。

此外，具有主动性人格的个体有着长远的愿景，他们为了完成目标，会合理分配时间，努力控制自我，抵制诱惑，因此更有信心完成学习任务，自我的认可度也更高，这有助于个体的自我意识发展(罗杰, 陈维, 杨桂芳, 吴丹萍, 刘拓, 2019)。

由此可知，自我意识与人格发展是相互影响的。

4 总结
罗杰斯认为，人格的发展就是自我的成长，而自我成长的动力来自于个体内生的自我实现倾向，即所谓“个体有一种实现自身机体的内在趋向”(陈建文, 2010)。

本文从家庭、同伴、自我意识三个角度浅谈了学生阶段的人格发展，结果表明三个角度都对学生的人格发展起着重要作用，除此之外，社会、学校等环境对学生的人格发展也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

总而言之，个体应准确把握个人成长目标，培养积极的心态，采取主动的行为，积极调整自我，形成良好的自我认知与自我评价，改善和克服不良的拖延行为，塑造健全人格，促进学业的进步和身心的健康发展(罗杰等,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