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登科进士总数考作者：龚延明邱进春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03期[摘要]进土统计是科举制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各种文献对明代进入录取人数记载不一，现在学者对此又缺乏必要的考证，以致不能得出统一而确切的统计数据。
充分利用明代登科录、明实录、各种题名泛等第一手资科，是获取准确数据的前提。
在考证中，必须注意会试录取和殿试录取人数的不同，而进入统计必须以殿试录取为准。
依此标准，明代共取进士89科，实际总数为24595人。
[关键词]明代；进士；统计；殿试[中图分类号]K24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942X(2006)03-0069—10有明一代(1368—1644)，二百七十余年间，一共产生了多少进土?历来研究者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吴宣德曾对此作过综述。
他说：“如何炳棣先生(Mr．PmgHo)TArLaddrr。
SUCCeSyerialChina(《明清社会史论》)统计为24 594人；萧源锦《状元史话》统计为24 610人；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土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为24 866人；沈登苗《明清全国进上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为24 814人；黄明光”明代科举制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版)为24 452人。
”由此他认为，统计数据的不统一，“实在让入怀疑建立在这样的统计结果上的论点的可信性”。
但是，吴宣德本人对明代进士的统计数据同样不统一：他在《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明代卷中统计为24 861人，在《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中作24 878人，在最近发表的《明代地方教育建设与进士的地理分布》中又作。
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源，除了统计技术上可能存在的误差外，更在于我们对参考文献缺乏必要的考证：从上述学者的著作中，我们看不到相关的考证，有的甚至连数据的出处都没有注明?由此可见，有些学者在作统计时，十分随意，缺乏科学的态度，同时也反映出求得明代进士总数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进行《中国历代登科总录》子课题《明登科录》的研究过程中，笔者对相关科举文献进行了整理比照：首先对明代进士的榜数进行了细致的探讨，进而再考证明代进士的总数，最后得出了明代登科进士较为确切的数据。
一、明代进士的榜数关于明代究竟开科取进土多少榜，学界存在不同意见：吴宣德认为：“整个明代，如果不包括南明小王朝，共举行丁9)届科举。
其中洪武四年、洪武五年举行了乡试，但未举行会试，所以这两届无进士。
”如此，则取进士为89科。
而多洛肯认为是88科：“其中洪武三十年有春夏两榜进士，应算一科殿试。
另崇祯十五年为赐特用出身进士。
”对于崇浈赐特用榜算不算进士，也有学者提出了质疑。
这里存在一个标准问题，笔者认为，必须以经殿试传胪作为确定进士科傍的标准。
那么矛盾的焦点就在于，如何看待洪武三十年(1397)的南北榜和崇祯十三年(1640)的赐特用出身榜。
洪武三十年舂三月殿试，录取陈51人，并依照惯例授予相应的官职。
但由于所录取的进士都是南方人(实际还有四川李祥、蔡天祥2人)，下第的北方举子便认为考官刘三吾等人存在舞弊行为，于是闹得不可开交。
明太祖为了平衡北人心态，严厉处分了该科考宫；状元陈亦被处死。
然后于六月重开一榜，所取者韩克忠等全为北人(包括四川人冉通、张朝贵、马忠、王原、陈铿、张玺6人)。
后来人们多把陈榜称为春榜．或者南榜；而韩克忠榜则为夏榜，或者北榜。
既然春夏榜都经过殿试传胪等程序，都有状元、榜眼，探花，都有二甲、三甲之分，就应该视为两科、否则，一种之中，岂不有两位状元、两位榜眼、两位探花?因此，笔者采纳把洪武三十年分成两科的观点。
崇祯十三年春，已录取魏藻德等勾进士；同年夏四月，“帝恩破格用人，而考选止及进士，特命举人贡生就试教职者，悉用为部寺司属，推官、知县，凡二百六十三人。
号为庚辰特用”。
后来史惇等人又“请援进士例，谒孔庙行释菜礼，并立石题名，帝如所请”。
该科题名碑现存于北京东城区国子监内，名录见载于清李周望编《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明洪武至祟祯各种附》和今人朱保炯等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但都被误作崇祯十五年(1642)榜。
他们实际的身份是前163人为该科会试的副榜举人，后100入则为当年经过廷试的岁贡生员，显然和进土是两码事。
依照明代的规定，会试正榜外还有副榜，副榜例授教职；岁贡生员经过廷试，也分别授以教职，这是在明代相沿已久的铨选惯例，也即所谓循资格。
崇祯皇帝对大臣的疑心非常之重，内阁辅臣和经略辽东的督抚一个个或者短期即卸任，或者下诏狱、处死。
在崇祯的眼里，进士出身的大臣并无经国韬略，他认为这是历年以来铨官循资格太甚造成的弊端，于是特地将举人和贡生的初授官资格提高到进士的地位，这样既可以鼓励非进士出身的人才积极报国，又能对拥资格而自重的进土们产生一定的刺激作用。
谈迁《国榷》云：“丙寅，渝吏部：年来资格畛域，抑坏人才考选。
屡奉旨举贡兼收，究竟不遵，非祖宗破格用人至意。
就教贡士并试过岁贡生共二百六十三入，俱着于六部司属，都、通、太常寺各司属及推，知正官通行察阙，依次填补、此系特用，后不为例。
”这表明“赐特用”的本意只是破例升用，并非赐进士出身。
时人对于祟祯十二年榜的态度也是如此，史惇清求援进士例立碑时，“阁臣张四知以为不可”，显然是因力他们不是进士。
但间距的阻拦，反而刺激了崇祯“厌薄进土”的逆反心理，并特旨批准．这种近乎恶作剧般的举动，在崇祯朝并不罕见。
清初的盛子邺在《类姓登科考》中收录了几乎明代所有各科进士，就是不裁祟祯十三年赐特用榜。
清初各省通志中，也只有江西、浙江两省选举表见载。
而当事人自己的态度更具有说服力，出身该榜的雷縯祚历官佥事，曾上疏惮奏周延儒．内自称“臣外藩小吏，乙榜孤踪”，未尝说自己是进土。
总之，崇祯十三年赐持用出身榜不能视为进士-那么，明代总计取进士s9科(内洪武三十年2科，崇祯十三年1科)。
二、明代的进士总数明代进士数量的统计同样必须以殿试为准，不能参照会试中式人数。
在一般情况下，会试中式举人都会参加本科殿试，但由于疾病或者丁忧等意外情况发生，有些举子不能参加本科殿试，下种甚至后数科方始殿试。
这种现象在永乐朝以后各种中几乎都存在，造成相当多的科次会，殿试人数不相吻合，未经殿试者不能得到进士的出身，其名分依然还是举人。
据笔者统计，明代过会试而未殿试者有56人，除崇祯十六年(1644)因明亡而未殿试的11人外，其余45人大多未及殿试便已身故了，如黄绾《东瀛王公启神道碑铭》载，王启的祖父王钦，“举进士，未廷试卒”，科年无考；《万历壬辰科进土履历》载，四川富顺范岷汇会试121名，末迁试卒。
系统记载明代各科进士数量的文献，有清《续文献逋考》卷三五《选举考·明登科总目》(以下简称、续文献通考》)，李周望编《朗历科题名砷最初集·明洪武至崇祯各科附》(以下简称、碑录》)，陈梦雷编《古今图书集成·选举典·殿试部》(以下简称《古今图书集成》)。
今人朱保炯等编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以下简称《索引》)是一种工具书，其后附《历科进士题名录·明朝之部》相当于对明代进士的分榜统计。
明俞宪《皇明进士登科考》、张朝瑞《皇明贡举考》、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二八件《部·科目》(以下简称《国朝典汇》等亦有记载，但限于编纂年代而收录不全。
另外，明实录、登科录、题名碑、各种序文等也有相关记载。
笔者对以上文献进行整理研究时，发现其中有部分科次的数据，各书所鼓不同，孰正孰误，需要进行细致的考证才能判断，下文依照朝榜次序，对各书所载不一的科次以表格形式作对比，然后进行考异，以求其真，诸书所载相同者不出考。
分榜统计及总数在文末也用表格形式展示(见表9)。
考异：洪武二十一年戊辰科会试中式99人。
《同朝典汇》云：“二十一年戊辰，以编修苏伯衡、李叔荆主会试，取中式举人施显等九十九名。
”殿试黜落2人，实际过殿试者97入。
《明太祖实录》卷一八九载“时廷对者九十七人，擢任亨泰为第一”一语不够准确，97人是最终录取的人数，非“廷对”人数。
《皇明贡举考》云：“时廷肘之士九十九人，踢任亨泰等九十七入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是录部本缺，闽本存。
今除黜落二人，尚缺二人。
”故各书所载名录均只有蜡人，《碑录》和《索引》据此以为殿试人数，而未加考证。
《占今图书集成》作63人则差之甚远，不可信。
本科进士当作97人。
洪武三十年春陈卹榜，殿试录取51人。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一载：“洪武三十年三月癸丑朔，上御奉天殿策试举人……时廷对者五十一人。
”据《国朝典汇》云：“(共武)三十年丁丑二月全试……取宋踪等五十一人。
”则会试中式亦只引人，前科并无未廷耐者，而《续文献逋考》云“廷试宋琼等五十二人”《皇明进士爸科考》和《古今图书集成》等作53人，都超过会试录取人数，显误。
考异：甲申科会试录取472人，有2人当年未廷试，故诸名录均作470人。
王直《送吴侍郎致仕序》称：“水乐之初，太宗皇帝仍用科目取士。
明年甲申，会试礼邰者数千人，中者凡四百七十二人，公在高选，而予亦幸得焉。
”《赠龚君归省序》同样说：“当太宗皇帝即位之初，设科取天下士……中选者得四百七十二入。
”王直即偯科进士，所云当确。
黄佐《翰林记》亦云：“永乐二年，诗读学士解缙、侍读黄淮为考试官，取杨相等四百七十二人，遵洪武乙丑例也。
”据《永乐九年进士登科录》载，二甲第二名刘永清，会试第389名，即水乐二年未廷试者之一。
《续文献通考》和《国朝典汇》均误以会试人数作殿试人数。
本科进士当为470人。
考异：孙贤榜当为349人。
《明英宗实录》卷二三九载：“(景泰五年三月)甲寅，帝亲阅举人所对策，赐孙贤等三百四十九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陈循《题名记》亦云：“景泰五年春三月朔……进是岁会试所取天下贡上三百四十九人于廷，以俟皇上临轩亲策。
”题名碑刻一甲3名，二甲129名，三甲217名，合计349名，与《皇明进土登科考》等书同。
《碑录》三甲题作213名，漏载牛宜、俞纪、沈黼和沈譓等4人，故总数仅345人。
《索引》据碑刻作了更正。
《续文献通考》可能是依据《碑录》，亦误。
考异：本科殿殿录取250人。
《明宪末实录》卷一○二载：“(成化八年三月)癸丑……上亲阅举人所对策，赐吴宽等二百五十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商辂《题名记》亦云：“成化八年三月十五日，皇上临轩策试礼部听贡士。
赐吴宽等二百五十人进上及第出身有差。
V-：乳：b．：：、成化八年进亡登科录》、《明进士登科考》、《皇明贡举考》所载名录与之相符，均为一甲3名，二甲78名，三甲169名，合计250人。
《碑录》三甲题作170名，较他书多出1人，但其三甲160名张抚下空缺2人，《索引》补第161名为薛真，仍空缺1人。
其实补上薛真后该榜已全，但《索引》榜末却又据地方志补阙2人(金迪，翟廷蕙)，则《索引》实有252人、此2人均不载于《登科录》，不可信，按，《索引》载翟廷蕙作“河南洛阳，明成化8”，注云“据《河南通志》补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