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体系分析和全球资本主义－－对现代化理论的一种检讨阿里夫·德里克１９８９年东欧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使得一部分社会科学家断定，“现代化”理论战胜了用来替代它的其他变革理论，尤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依据的变革理论。

在以下的讨论中，我将提出相反的观点。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比以前更加切合于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在社会科学文献中这种当代资本主义日益被描述为“全球资本主义”（GlobalCapitalism）。

在这里我特别地感兴趣于作为马克思主义一个流派的“世界体系分析”对于资本主义的剖析。

世界体系分析及其对全球资本主义的看法，对于认真思考社会主义的现状和未来是至关重要的。

一、世界体系分析：思想来源“世界体系”这个术语在７０年代早期开始流行，它最初与美国的一位名叫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uelWallerstein）的社会学家的著作有直接关系。

沃勒斯坦在１９７４年发表了一部著作，名为《现代世界体系：１６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和欧洲世界经济的兴起》。

该书不仅引入了“世界体系”这一概念，而且在发展研究和社会科学界直接引起了震动。

在随后对欧洲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中，沃勒斯坦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论题。

虽然沃勒斯坦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对在学术界普及世界体系分析上起了重要作用，但为了评估其实际影响，我们仍必须把他本人的著作置于７０年代的整个背景之中。

世界体系分析之所以被热烈地接受，首先是因为它对现代化理论提出了挑战。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现代化理论一直在欧美社会科学中占据支配性的地位。

因此毫不奇怪，世界体系分析会得到年轻的激进学者的极大支持，这些年轻的激进学者在６０年代走进学术界，他们大多数是第三世界的研究者。

此外，沃勒斯坦的著作在当时也不是对现代化理论提出挑战的唯一著作。

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SamirAmin）和拉丁美洲的“依附”理论家也具有同样的影响（若不是在制度上便是在思想上），他们也提出了替代现代化理论的其他理论，这些理论与沃勒斯坦的著作在理论前提上有许多共同之处。

可以说，这些著作标志着第三世界社会科学家的时代的到来，他们力图对体现在现代化理论中的霸权主义的欧洲中心论提出挑战。

而且不管怎么说，这些研究发展的新方法都受到了全球性的激进运动的鼓励，尤其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在过去２０年中，世界体系分析在解释发达与不发达问题上提供了取代现代化理论的最佳选择。

现代化理论形成于二战以后的年代，在解释发展问题上它基本上是“文化主义的”。

明显的证据是，它最初用“现代性”和“传统”这些术语来提出发展问题。

现代社会是这样一些社会（在欧洲和北美），它们设法从旧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从而创立了理性的思想模式和制度模式；传统社会则是这样一些社会，它们在文化上和制度上仍与过去相联，从而无法进入现代世界。

根据这种区分，落后与传统几乎是同义语，而发达则与朝着欧美范式方向的进步密切相关。

在８０年代以前，现代化理论家极少用“现代性”来指资本主义，而是把欧美的现代性当作进步的范式。

所有社会若要摆脱其落后状态都必须遵循这些范式。

进而言之，现代化理论显然受到了韦伯理论的影响，它强调与欧美的现代化相联系的那些价值的规范性力量。

然而，它所缺少的却是韦伯对“理性化”的批判。

现代化理论把现代性的规范当作是保证人类不断进步的积极价值。

最后，我们应当注意，现代化理论由于强调文化的价值，而把整个现代化问题看作是社会内部的问题，是社会内部的制度结构和价值结构的一种功能，而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无关。

因此，欧洲和美国对这些所谓“传统”社会的影响便似乎是一种进步的力量，而任何阻碍进步的因素都被归结为这些“落后”社会自身的历史惰性。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尽管强调历史的负担，现代化理论本身却是极其非历史的，因为当它把所谓的落后社会统统归属于“传统”社会时，它忽视了这些落后社会之间的巨大差异。

到６０年代晚期，象艾森斯塔特（S.N.Eisenstadt）和亨廷顿（S.Huntington）这些现代化理论家甚至也开始批判现代化理论的文化主义和目的论假设。

但他们自己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却不是对“现代化就是进步”这一理论前提提出怀疑，而是探究如何控制现代化产生的混乱，以便拯救整个现代化过程。

对现代化理论的主要挑战来自世界体系分析，新马克思主义者从第三世界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促使了世界体系分析理论的产生，它对“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假定提出了怀疑。

让我在此简要地复述一下我所理解的世界体系分析的最具根本性的观点，这些根本点也代表了它与现代化理论的区别。

①世界体系分析把资本主义当作是现代化的核心论据，它力图把资本主义对现代世界的建构理解为一种生产方式。

在这一点上它显然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鼓励。

②然而，世界体系分析不同于正统的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它坚持认为不能根据个别国家的内部发展来理解资本主义，而必须根据超国家的空间关系来理解并给它们归类。

因此，“世界体系”这一术语不是指整个世界，而是指那些或多或少在商品交换方面自给自足的空间领域。

一位世界体系分析的倡导者最近指出：“世界体系论者不是把国家看作不证自明的分析单位，这些国家通过贸易、投资流动和劳工交换而发生相互关系，他们认为这些分析单位是由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和改变的”。

③因此，世界体系分析将空间作为核心论据而引入发展分析。

不同社会之间的关系不仅是时间上的关系（即先进与落后、发达与不发达），也是空间上的关系。

强调空间的结果之一就是怀疑现代化的目的论（这一点我在下面还要讲到）。

这种目的论认为，所有社会都必定朝着眼下最发达的欧洲和北美这个唯一的方向前进。

④在分析空间关系时，世界体系分析把“核心”与“外围”的关系看作是最重要的关系。

“核心”是指以经济和社会复杂性为表征的资本集中地区，这些核心地区在经济结构上相对自主。

“外围”是指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上依附于“核心”的地区，还有一个术语叫“半外围”（Semi-periphery），它常用来指那些不明显属于上述两类地区的区域。

⑤这些理论前提意味着，世界体系分析主要关注的不是独立自主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单位，而是这些单位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些单位本身怎样被这些关系所决定。

核心－－外围的关系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而是其结果。

按照这种对发展的分析，发达与不发达并不表明国家的相互独立，它们是资本主义关系的结果，按照某些抽象的标准，“不发达”社会未必是“不发达的”，但从核心与外围的关系看它们是“不发达”社会（在这里“不发达”显然与“外围”是同义语）。

由此观之，就不存在“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所有社会都已是“现代”社会，区别仅在于其中某些社会属于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区，而另一些则属于其外围地区。

因而不能认为，所有社会一旦挣脱过去便是进步的。

外围地区的社会仅仅由于其外围地位而注定是不发达的。

最后，这也表明，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所有社会也不可能都发达，因为中心－－外围的关系对资本主义的结构来说是实质性的。

不过，这些关系或许会改变，以致中心和外围发生空间上的更换。

⑥最后必须指出世界体系分析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

只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世界体系的结构原则，那么，社会主义便只有在挣脱这种世界体系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这是阿明的话），因为并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本来就意味着排斥了那种不满足资本的需要和满足地方需要的经济组织的可能性。

我认为这曾经是２０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问题，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在当时曾引发了这一问题。

欧洲历史学家费尔南多·布罗代尔的著作对沃勒斯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将世界体系分析运用于其三卷本《１５－１８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关于现代世界的论述。

根据布罗代尔的说法，在现代早期，存在着多个“世界体系”，欧洲仅是其中之一。

此外还有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和东南亚，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奥托曼帝国，俄罗斯帝国，中非王国和美洲的印第安帝国。

现代世界史是一部将各个不同的自给自足的世界体系并入一个源自欧洲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

通过这个过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便应运而生。

二、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世界体系分析如何解释资本主义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这要归因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对一些根本问题的模糊不清。

在其某些著作，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把长途贸易当作是资本主义产生的一个动因。

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在讨论历史上生产方式的依次更替的地方，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产生归结为封建社会内部的矛盾，似乎中世纪欧洲的商业扩张和海外的发现对资本主义的产生无关紧要（在这里资本主义仅仅是当时最新的一种生产方式，每一种生产方式都产生于前一种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

因而，重大的理论问题是，生产方式在历史上的展开是否可以根据每一种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来解释？每一种生产方式是否必然导致下一种生产方式的产生？或者说这样的解释是否把生产方式的外部因素当作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动因？正如我在其他地方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一问题在理论与历史同时产生的欧洲历史关系中似乎并不尖锐，马克思就是把其理论依据建立在欧洲社会的历史发展之上的。

这一问题反而在非欧洲社会的情景中远为明显，在那里资本主义是通过欧洲的影响而从外部引进的。

不过，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一直争论不休。

众所周知，列宁在其帝国主义理论中就强调外部因素的重要作用。

在２０年代和３０年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曾就中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问题展开过长期的争论，这一争论一直延续到不久前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

在斯大林时代确立的正统观点认为，每个社会都要经历生产方式的一系列更替。

这种正统观点不是解决问题。

而是阻滞马克思主义者努力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

它或许应对思想的贫乏负责。

这种思想的贫乏抑止马克思主义者在二战后努力提出替代现代化理论的新理论。

在欧洲和北美，二战后这种争论曾长期存在，但它限于小范围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中，这些学者对整个社会科学没有重要影响。

我在这里提到的关于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著名争论是由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莫里斯·多勃（MauriceDobb）的著作发起的，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PaulSweezy）对此作出了响应。

我们或许记得，在这场争论中，多勃支持内部的发展，而斯威齐则强调长途贸易在资本主义起源中的作用。

正是在六十年代当第三世界的解放斗争进入高潮时，这些问题才作为社会科学的普遍问题而出现。

正如前面指出的，也正是在这时，世界体系分析才得以形成为发展研究中一种有影响的流行理论。

很显然，世界体系分析属于那种强调资本主义产生过程中的外部因素，尤其是长途贸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