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与新加坡经济发展比较林锡星 香港和新加坡的经济多年来持续高速增长,以“亚洲小龙”和“亚洲双城”著称。
在1970年以后的20年间,香港和新加坡的年均GD P分别增长了813%和7165%。
在80年代,新加坡的边际资本产出率是香港的两倍。
这意味着新加坡为了增加单位产出所需要付出的额外资本数量之大。
不断增加投资无非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回报,但新加坡是世界上资本报酬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60年代初,它的资本报酬率是40%,但到了80年代末却下降到11~12%。
在1970年以后的20年间,香港每个工人产出的增长有56%来自总要素生产力的提高。
但同期新加坡的总要素生产力却下降6%。
简言之,香港的富裕和发展是靠提高使用人力、资本和技术的效率,而新加坡则主要靠增加资本投入、征税和强制储蓄。
香港的经济发展比新加坡稍胜一筹,主要归因于三个因素:一是香港居民主要是解放前后来自上海的移民,其中有不少名流精英和实业家。
他们精明能干,受过良好教育,素质高和具有国际性。
直到80年代,香港对新加坡仍占有这方面的优势。
二是香港政府执行积极的“不干预政策”,甚至对投资、基础事业都不加干涉。
新加坡却与此截然相反,干预甚多。
三是新加坡在整个工业发展过程采取了资本密集与劳力密集相结合、中小型企业与大型企业相结合的方式。
新加坡制造业的资本密集程度相当高,尤其是电子、石化、机械、造船之类典型的资本密集型企业在制造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香港制造业则偏重于轻工业,主要行业有纺织、制衣、塑胶及电子业。
这些产业的资本密集程度不高,规模偏小。
香港虽然有若干亿万富翁和大财团,但大多集中于房地产、金融、贸易和运输等第三产业,属于制造业的屈指可数。
进入9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香港和新加坡长期以来是对手,亚洲经济危机加剧了这两个亚洲城市历来就存在的竞争。
但今非昔比,香港已丧失了对新加坡的绝对优势。
两者只能互相学习,共同发展,争取成为21世纪的双赢家。
香港和新加坡都由于当地居民的勤劳和智慧才有了今天的繁荣,而不是依靠富饶的自然资源而致富。
两地的居民绝大多数是华人。
但作为前英国殖民地,两地都适于讲英语的人居住,并吸引了不少移居国外的专业技术人员。
但从目前情况看,新加坡人讲英语的水平要比香港人稍胜一筹。
两者都在金融市场上占有自己特殊的位置。
新加坡在外汇交易方面超过香港,每天的成交额逾1000亿美元。
但香港在投42资基金的数目方面超过新加坡。
一位香港投资银行家如是说:“新加坡绝对仍是一个地区金融中心,而香港只是纽约、东京和伦敦的一个小伙伴。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最近的调查报告,东京外汇市场日平均外汇交易额为1490亿美元,新加坡为1390亿美元,香港为820亿美元。
虽然新加坡的市场规模比日本小,但它正在迅猛发展。
据上述调查报告说,新加坡外汇交易额从1995年到1998年增长了32%,而东京的外汇交易额同期却下降了8%,香港则下降了13%。
但香港股市和期指的规模比新加坡大得多。
由于两者都有能力开发利用巨大而有潜力的富饶腹地,而同时却没有管理这些腹地或提高数量巨大农业人口的生活水平的负担,它们都富裕繁荣起来了。
两个城市里的外国移民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不仅受到礼遇,而且还是它们成功的关键。
然而,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的市场。
传统上,新加坡更面向东南亚,而香港则是通往中国内地的门户。
由于亚洲经济衰退对中国造成的影响比亚洲其它国家小,这暂时给了香港一个优势。
也就是说,香港有一个富有活力的后院,而新加坡的后院有点奄奄一息的味道。
香港与中国内地是相互支持的关系,香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引进大量的投资。
而新加坡与邻国间却猜疑甚多,当矛盾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候,新加坡甚至为自己的安全担忧。
马来西亚同新加坡的密切关系使得监督资本外流非常困难。
马来西亚的大部分贸易是通过新加坡进行的,有人把马来西亚比作是新加坡的一个大加工厂。
马来西亚的金融业务也依赖新加坡。
在香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和不干涉经济的原则实际上是一个信条。
港府坚守市场经济的原则,让人们自己去克服困难险阻,因此,港人有很强的闯世界的毅力。
人们都说,香港街头上的人当中几乎个个都是经理,而新加坡马路上的行人几乎个个都是打工仔。
香港人出去做生意总是赚钱,而新加坡人总会亏本。
香港人比新加坡人更能吃苦和承受压力。
新加坡的简洁、有效、自上而下的模式有许多令人羡慕之处,但其他亚洲人很难学到它的长处,他们更容易学到的东西可能是那种控制较少、自由程度较高的香港模式,以及香港对创业精神的崇拜。
新加坡政府让本国最出色和最有才华的人进入政府,不仅给他们提供高薪,而且还向优秀学生提供数百个名额的高额奖学金,要求拿到奖学金的学生必须在政府部门服务一定的年限。
这样,新加坡建立了一个非常干练的政府,使得港口能有效地运作,车辆畅通无阻,吸引投资者到那里投资。
但是,没有更多的新加坡公司敢于根据自己的长处去冒风险并取得成功。
因此,新加坡将不得不继续依靠多国公司。
跨国公司和对经济具有控制力的同政府关系密切的大型集团,拥有排挤潜在的竞争者的优势。
有发展前途的刚刚创立的企业很难获得它们发展所需要的资金。
害怕风险的银行和投资者长期以来热衷于有把握的房地产业,而缺乏在把握不大的产业中创业的思想。
因此,个人小企业主很难得到大量的资金。
这也就是新加坡人比香港人更难成为企业家的重要原因。
新加坡大力推行强制性的公共储蓄计划,并把政府扣压下来的大量财政储备金用于公益事业。
由于政府控制着大量的资金,这些资金就无法进入市场系统。
新加坡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是无法根据市场驱动机制的需要继续拨出款项。
香港一贯标榜的积极的不干预政策,在新的形势下有所发展。
1998年上半年,国际大炒家在香港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大肆狙击52港币,使联系汇率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香港特区政府在货币交易中损失60亿美元后,8月14日史无前例地利用外汇基金入市,在股票和期货市场上全力出击。
在此后的两周内,特区政府共动用1180亿港元资金入市,使国际大炒家在期指结算日遭到重大的损失,被迫全面撤退,香港金融市场趋于稳定。
到12月底,特区政府共获利300亿港元。
之后,金管局推出巩固联系汇率的七项改革措施,特区政府也采取了30项措施,防止及避免了国际大炒家再度操纵股市和期市。
此后,特区政府成立了外汇基金投资公司,管理手头上160亿美元的股票。
许多人对香港动用纳税人的钱入市颇有微言,幸亏自卫反击成功,令不少对冲基金溃不成军。
长期资本管理等基金黑幕揭开,更令全球支持香港特区政府及亚洲各国和地区政府的声音大增,化解破坏经济自由的指控。
香港特区政府随即解释道,政府无意长期控股,将在适当的时候放出手里的股票。
香港坚持自由经济的原则始终不变。
新加坡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比香港稍胜一筹。
这也是新加坡免遭金融风暴直接冲击的原因之一。
80年代中期以后,新加坡技术密集型产业得到迅速的发展。
电子电器业、炼油业和化学工业成为制造业部门的主导行业。
随着制造业部门结构的转型,新加坡的工业技术也加速向重化工业技术和高新技术方向发展。
新加坡政府在资助研究与开发方面,尤其是在促进制造业部门发展方面一直起积极作用。
1994年新加坡投在研究与开发上的支出达1118亿新元。
新加坡利用一流的投资环境和高素质的劳动力来吸引外资,1993年至1994年年均吸收了30多亿新元外资,其中80%以上来自美国、日本和英国。
吸引外资的重点是附加价值高的制造业。
1993年,外国投资于生产电子产品、化工产品和运输设备的企业的金额达2314亿新元,占外资的7313%。
新加坡经济发展委员会负责制造业规划和促进投资及改善本地经营条件,以确保中长期内制造业产值至少占GD P的25%,并保持每年至少增长7%的发展势头。
经过努力,新加坡的电子业成为新加坡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
新加坡的电子产品出口量占东亚总出口量的七成,其中30%出口到美国,20%出口到欧盟,出口到马来西亚、日本和香港的比重分别只占12%、7%和6%。
因此,新加坡抵御金融危机的机制比较强。
与新加坡相比,香港经济结构失调的情况较严重,它的制造业比重太小,从10多年前占GD P的23%下降至如今的13%。
用香港人自己的话说是制造业空心化,高新科技产业少。
以房地产、金融、旅游、转口贸易为支柱的经济结构容易受外部因素的影响。
幸亏有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特区政府才经受住严峻的考验,渡过难关。
在香港回归前,港英政府限制卖地,导致房地产价格高企。
后来受回归因素的影响,房地产价格和股价继续攀高,造成泡沫经济的出现。
炒股、炒楼成为香港人赢利的行业。
香港的房地产价格比新加坡高40~50%,股市从8000点飙升到15000点。
房地产实际上已经有价无市。
股市急剧攀升使香港人利令智昏。
1997年底,香港楼价和股价均缩水50%左右,失业率从5%增至6%。
香港人一时惊呆了。
但经过一场金融危机,香港的营商成本已经降低,外商仍把它当作一个良好投资场所,因为它始终是进入中国的门户。
但由于制造业比重低,过份依赖楼市和股市的状况一时难以克服,因此政府不得不忙于托市,导致经济波动较大。
香港已发现同新加坡之间存在的差距,并深信高新科技行业的重要性。
近年来,香港62累计和计划投资逾100亿港元,大力发展创新科技。
为了进一步协助工商界发展和应用科技,特区政府除了发展香港科学园,设立一所应用科学技术研究院外,还将与大专院校研究更有效地将其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科技的方法。
1998年12月底,120多名来自商业界、工业界、学术界的人士聚会,探讨香港如何通过创新科技提升传统工业。
自创新科技委员会第一份报告公布后,美国的创新科技公司开始考虑来港投资。
外商有兴趣投资的行业中,包括高增值的传统工业,以及信息科技产业。
粤港加强高科技产业合作的步伐也在加快。
1998年底,由朱锆基总理正式批准,在深圳河沿岸靠近港方一侧,划出约一平方公里的地方,成立自由免税区发展高新科技,由两地共同管理。
新加坡也正在国际化方面付诸行动。
1998年11月23日,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开始根据摩根—斯坦利港股指数推出港股指数期货交易,加剧了同香港争夺地区金融中心的竞争。
尽管成交额不大,但已跨出了第一步。
新加坡还制定了研究人员的创业制度,鼓励研究人员自办企业。
制定上述新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研究人员在一年内把研究成果应用到实际中。
此外,1998年11月24日,新加坡政府宣布实行对政府部门及私营企业的雇员全面减薪的计划,以降低生产成本,加强经济竞争力。
新加坡政府计划通过雇员减薪以及减少公司税等方法,力争使新加坡的商业开支每年减少100亿新元。
对雇员工资的削减幅度占其工资的5%至8%。
香港回归祖国前夕,港英当局改变过去行政主导的原则,推行“政制改革”和“民主化”,改变了香港经济城市的面貌,为后来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埋下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