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认知心理学研究的新进展朱新秤中山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广州510275)摘要文章从社会认知研究的隐喻、情感与认知、社会情境认知、交流与认知、内隐社会认知与心理控制几个方面概述了90年代以来社会认知心理学研究的一些最新进展,并对此作了简要的评价。

关键词社会认知心理学,目标明确的策略家,情感,交流分类号B849:C91从70年代开始,社会认知过程的研究一直在社会心理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这方面的研究称之为社会认知或社会认知心理学。

90年代以后,社会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取得了许多不同于以往的新成果。

1从/朴素科学家0、/认知吝啬者0向/目标明确的策略家0转变在社会认知的研究中,存在一些隐喻(m eta p ho r),它是对人的社会认知特点的总看法,对于社会认知的研究有重要的影响。

社会认知心理学的发展是与这些隐喻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

70年代以前,社会认知研究中的隐喻是,人是一个/朴素的科学家0,在社会认知的过程中,象科学家一样,寻找、确定事件产生的原因,以达到预测和控制的目的。

社会心理学家在这些隐喻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社会认知的模式。

Kelly(1967)就提出了归因协变理论,认为人们在归因时会考虑客观刺激、行动者、情境三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根据一贯性信息、一致性信息、区别性信息来对事件产生的原因进行归因。

但是随着社会认知研究的深入,社会心理学家越来越多地发现,人在社会认知的过程中并不完全地、精确地运用所获得的信息,导致社会认知、社会判断中出现大量偏差,特别是随着信息加工心理学对于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影响,从70年代开始,社会认知中/朴素科学家0的隐喻开始向/认知吝啬者0转变。

/认知吝啬者0的隐喻认为,人们在社会认知的过程中,面临的信息往往是不确定的、不完全的、复杂的,在对它们进行加工的过程中,达到最满意的合理性是困难的。

人的认知资源是有限的,人在社会认知的过程中常常偏爱策略性捷径,而不是采用精细的统计学的分析,以尽量节省时间和加工资源。

人偏爱用最小限度的观察去产生社会判断的策略加本文初稿于1999-08-30收到,修改稿于1999-11-16收到。

工,是社会认知偏差产生的根源。

建立在计算机类比基础上的/认知吝啬者0隐喻,使社会认知的研究出现了以下特点:首先,忽视情感动机在认知中的作用,/冷0(cold)认知的研究占据主导地位。

第二,把人当作一个孤立的信息加工器,忽视社会背景的作用。

Schneider就指出,/社会认知中,社会在那里?0[1]。

第三,很少进行外显社会行为的研究,/社会心理学现在发现它本身转变成一个主要关心的不是人的行为,而是加工社会刺激的思想家或信息加工器0[2]。

这些思想家或信息加工者不管思考什么,好象都总会出错,因此在社会认知和社会判断的研究中发现了一系列的偏差。

从90年代开始,对人的隐喻转变为,人是/目标明确的策略家0[3](m otivated tact-i cian)。

/目标明确的的策略家被认为有多种信息加工的策略,在目标、动机、需要和环境力量的基础上,对策略进行选择0[4]。

人能够实用地采取加工策略以适应当时的情境的需要,努力使事情完成。

因此,在需要时,人会更多地注意复杂的信息,进行系统的费力的加工;当目标不存在这种需要时,人会依赖于认知捷近、简单的策略和先前的知识结构。

人能够灵活地调节自己的认知过程以适应情境的需要。

/目标明确的策略家0的隐喻对于90年代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下面从几个方面进行了说明。

2情感和认知的相互作用从80年代中期开始,社会认知心理学中开始探讨心情、情绪、目标、动机在认知中的作用,/暖0(w arm)认知的研究开始受到相当的注意。

9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情感对社会判断和认知策略的影响。

2.1心情对于社会判断的影响Schw ar z和Clore(1996)[5]指出,人在作出判断时,人的情感本身也是一种信息的来源。

特别是,有时人会通过询问自己/我对它的感受如何?0,来简化判断的任务,一些评价判断实际上就是人对目标的情感反应(例如,喜欢感)。

一个人目前的情感可能确实是由当前的目标对象引起的。

不过,由于心情的具有无针对性和无中心性的特点,人有时很难把对判断物体的情感反应与一个人先前就存在的心情状态清楚地区分开来,误把先前就存在的情感作为对当前目标对象的情感反应,导致在心情愉快时比心情不好时对目标对象的评价更为积极。

研究表明[6],在雨天参加电话调查的的被试比睛天参加调查的被试报告的生活满意度更低,表明不同天气状况下的心情对于社会判断的影响。

但是,当调查者在询问被试关于生活满意度的问题之前,先询问一下当天的天气情况,上面的研究结果就不再出现。

因为这使被试的注意到目前心情的外在来源,从而把不好的心情归结于雨天而不是自己对个人生活的反映,消除或减少了它对社会判断的影响。

2.2心情对于加工策略的影响一般而言,坏心情的人更可能运用系统的、数据驱动的信息加工的策略,相当注意问题的细节。

相反,心情愉快的人更可能依赖于先前存在的一般知识结构,运用自上而下的策略性加工,较少注意问题的细节。

这一结果是与/动机的策略家0的隐喻一致的,可以用情感的信息功能加以解释。

当人遇到威胁或缺少积极的结果时,通常会体会到坏的心情;当人得到积极的结果或没有威胁时,会感受到好的心情。

可以说,人的心情反映了环境的状况,处于坏心情时表明处于问题的情境,而好心情标志着一种好的舒适的情境。

人的思维过程与情感表示的情境要求相一致,当消极的情感标志着问题的情境时,会特别注意问题的细节,投入必不可少的努力,进行仔细分析,进行精细加工;当情感标志着一个好的情境时,人很难看到精细加工的需要,投入的认知努力会很小,忽视问题的细节,运用以前的知识结构进行策略加工。

这在印象形成过程中有充分的表现。

Bodenhausen等[7](1994)研究发现,在印象形成的过程中,当人处于好的心情时增加了刻板印象的运用;心情不好时较少运用刻板印象,更多地运用有个性的信息,较少出现晕轮效应,较少受呈现信息次序的影响,对人评价也更为精确。

3社会的情境认知与/目标明确的策略家0的隐喻一致,社会认知过程会根据情境的需要,在不同的社会情境采取不同的认知策略。

社会认知的双过程模式[8]认为,人对于目标和社会情境的特殊性是十分敏感的,根据不同的情境需要,或采取需要花费大量认知资源的系统加工策略,或采取花费较少认知资源的策略性加工策略。

Fiske和N euberg[9]提出的印象形成的模式就强调了印象形成中目标的关键作用:当一个关系对于印象形成者来说非常重要时,他将分配充足的认知资源在有关目标对象的特殊信息基础上去形成印象;当关系不重要时,他将简化印象形成的任务,把目标归入某一范畴,根据刻板印象形成印象。

Fiske等(1996)还研究了权力在人际知觉中的作用,结果发现:没有权力的人对有权力的人存在更多依赖,因此更多地寻求有关权力者的最具诊断价值的信息;相反,有权力的人不会寻求有关下属的复杂信息,而是把注意放在证实而不是否定刻板的信息上,从而更进一步加强了刻板印象的作用。

/当没有权力时需要警惕,权力却允许人们忽视有关其他人的大量信息0[10],因为他对没有权力的人依赖较少。

同时,社会心理学家对于跨文化心理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探讨了文化对于社会心理的巨大影响,并使这方面的研究成为当前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一种新时尚[11]。

4交流过程与认知Kr auss和Fussell[12](1996)指出,/交流是一个人影响另一个人的主要方法。

,,据此,人们可能预期交流的研究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核心课题,但是历史上情况并非如此0。

确实,交流在社会心理学中虽有涉及,但很少把交流过程与人的认知过程联系起来加以探讨。

近年来社会心理学家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认为社会认知和判断过程中的许多偏差和差误可能部分地是由于研究情境中交流的性质引起的,并不表示人在社会认知和判断中必然存在内在缺陷。

对偏差和差误应根据研究情境中交流的性质加以理解。

Grice[13]认为,社会交流应依据/合作的0原理,它可以用四个准则加以表示:质的准则,要求交谈者不说自己认为是假的或缺乏确切证据的东西;关系的准则,要求交谈者为达到交流的目标作出自己的贡献,提供的信息应与交流的目标有关;量的准则,要求交谈者为达到交流的目标提供更多的信息,但不要提供与目标无关的信息;方式准则,要求交谈者提供的信息是清楚的,不是模糊、模棱两可的。

交流的信息应该是/信息的、真实的、相关的和清楚的0。

同时,听者应该根据合作原理及其准则对说者提供的信息进行解释。

这些心照不宣的假设常常影响实验中的被试对实验材料的理解,从而影响实验的结果,产生明显的偏差。

Kahnem an和T versk y[14]提供给被试一些关于一个人的描述:他对于政治和社会问题没有任何兴趣,而花费大量的时间于他的许多嗜好,包括家庭木器、航海、数学难题。

告诉被试这个人来自于一个包括工程师和律师的样本,让被试确定这个人的职业。

结果发现,虽然被试得到的这个人是工程师的概率不同,在0.30%0.70之间,但被试大都认为这个人是工程师。

这表明,被试的判断依赖较少诊断价值的个性方面的信息,忽略了更具诊断价值的概率信息,与判断的统计模式不一致。

这一结果的出现,与被试对于提供的信息的理解有关。

在判断研究中,实验者作为交流的一方,有时呈现的信息可能既没有信息性也不相关。

不过,根据交流的原理和准则,被试却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在严肃的研究情境中提供给他们的信息的相关性,会/在任何实验信息中寻求相关0。

他们通常超出实验者表达的信息字面意义,把不相关的信息当作相关的,导致相对于标准统计模式的差误,因为标准的统计模式只考虑表达的字面意义,不考虑交流背景的意义。

这些差误是由于在实验中部分违反了交谈的准则造成的。

在上面的研究中,被试根据交流的准则会认为呈现在前面的关于个性的信息非常重要,否则不会首先呈现它们,从而导致了判断偏差。

Krosnick等[15]对Kahneman和Tuersky的研究作了一些改进,在一种情况下告诉被试这些人格描述是由一个心理学家写的,在另一种情况下告诉被试这些人格描述是心理学家从大量的样本中通过计算机抽取的。

结果发现,在前一种情况下,被试认为这个人是一个工程师,不管提供的他是工程师的概率是多少;在后一种情况下,被试更多地依赖更具诊断性的概率信息来判断这个人是工程师还是律师。

这一结果反映出由心理学家写的人格描述要注意合作交流的特征,应符合交流准则,当它是计算机随机抽取的时,交流的准则就不起作用。

因此,被试在前一种情况下重视人格信息,但在后一种情况下却忽视了这方面的信息。

同样,在问卷调查的过程中,被试根据交流的准则理解问题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