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的渊源可远溯至两汉魏晋南北朝。

程树德先生在1921年撰定的《后魏律考序》（后收入《九朝律考》）中就已指出：“自晋氏而后，律分南北二支：南朝之律，至陈并于隋，而其祀遽斩；北朝则自魏及唐，统系相承，迄于明清，犹守旧制。

……然则唐宋以来相沿之律，皆属北系。

”此观点可以称之为“北支独进说”，中国法制史学界对唐律渊源的探索至今仍奉程树德80多年前的这一观点为圭臬。

陈寅恪先生1940年撰《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其中《刑律》一章对程树德的这一观点提出质疑，归纳起来有两点：第一，程树德所说北朝承袭汉律传统、而晋律传统为南朝所沿至陈而斩的观点是错误的，北魏太和修律已吸收魏晋因子，正始修律进一步吸收了南朝前期宋、齐的成果，因此陈寅恪认为：“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族创建晋室，统制中国，其所制定之刑律尤为儒家化，既为南朝历代所因袭，北魏改律，复采用之，辗转嬗蜕，经由（北）齐隋，以至于唐，实为华夏刑律不祧之正统。

”第二，如果有人认为隋唐刑律“颇采南朝后期之发展”也即吸收梁、陈之成果，也是错误的。

也就是说，北魏正始修律以后，南支对北支再没有影响。

陈寅恪的观点可以称之为“北采南律说”，这个观点应该说比程树德的“北支独进说”更为全面周到。

但这两个观点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唐律是直接从北支而来的，就算其中有魏晋和南朝宋齐的影响，也是先被北支的北魏律吸收，而后通过（北）齐隋影响于唐律，换言之，唐律并未主动吸收南支的影响。

笔者以为程、陈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两位学者对法律继承的理解侧重于法律体例与篇章结构，而忽略了法律精神与内容的继承。

笔者认为唐律对北南两支均有直接的继承，这个观点，姑且可以称之为“北南并源说”。

程树德的《九朝律考》提到很多“律家”，所谓汉律家、晋律家、魏律家、宋律家、陈律家、后魏律家、北齐律家、周律家；陈寅恪也偶尔提到“律家”，如江左“律家之学术不越张、杜之范围”。

程树德所说“律家”范围较广，有立法者、司法者、著论者；陈寅恪所说“律家”主要指立法者。

律学，是对法律注释讲解的学问；律学家，是注释讲解法律的人；律家，最初指世代精习法律之家，后即指律学家。

战国以来，李悝、商鞅、吴起、韩非、李斯都可以称
为律家或律学家；西汉初年的萧何、叔孙通、张苍、廷尉吴公、张叔、晁错也可称为律家或律学家。

可以说，董仲舒以前的律学家，不管是立法者、司法者或理论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推崇法家思想。

董仲舒以后，律学家分为两大流派：一为章句家，一为刑名家。

这是陈寅恪和程树德都忽略了的问题。

在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以后，就有一种解释经典的学问，称为“章句”。

所谓章句，章指经典文章，句指句读，本意指文章中休止和停顿之处，借指读懂经文。

如《汉书·艺文志》就记载有：易经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尚书欧阳章句三十一卷，尚书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公羊章句三十八篇，榖梁章句三十三篇。

而解释儒家以外的著作，就没有以“章句”为名的，可见“章句”是专门解释儒家经典的学问，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其实也可以称为“公羊董氏章句”。

律学章句则始于董仲舒的春秋决狱，《汉书·艺文志》所载“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就是一种律学章句，用儒家经典来解释与指导法律。

但西汉的章句家中除个别如董仲舒者，还很少有关心法律与研究法律的。

当时关心法律的叫“刑名家”，多为直接参与司法工作的官吏，有的也有著作传世，如杜周、杜延年父子就有大杜律、小杜律；有的司法兼立法者，如张汤、赵禹。

较为有名的还有于定国、韩安国、路温舒、黄霸、丙吉、弘恭等。

刑名家秉承的实际上是先秦以来的法家精神，整个西汉，虽有春秋决狱，但毕竟作用有限，只在解决某些重大疑难案件中起作用，因此在解释法律上，刑名家占主导地位。

东汉时期特别是中后期，由于倡导儒学大环境的影响，儒家章句家关心法律问题的越来越多，律学章句的篇幅大幅度增加，著名的有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等十多人，《晋书·刑法志》称：“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

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言数益繁，览者益难。

”每人的章句有几十万字，与司法实践直接相关的加在一起就有七、八百万字，无所适从。

曹魏明帝时，“天子于是下诏，但用郑氏章句，不得杂用余家”（《晋书·刑法志》）。

可见东汉及曹魏时期在解释法律上，章句家占主导地位。

章句家和刑名家比较，大体上，章句家秉承儒家思想，注重立法理论建设，着力于法律内容的儒家化，主张刑罚偏轻，强调刑罚的教育功能；刑名家秉承法家思想，注重司法实践效果，着力于法律体例与术语解释的精确性，主张刑罚偏重，强调刑罚的惩罚功能。

但也并不尽然，比如大杜律深文周纳，小杜律则较为宽平，东汉时期的刑名家多习小杜律。

西晋初年颁布《晋律》后，章句家和刑名家都积极进行注释以推行各自的主张，最终张斐和杜预的注释被选中，并综合为《张杜律》进行颁布，与《晋律》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张杜律》是刑名家与章句家的第一次综合，其中张斐是司法官吏，代表刑名家立场，杜预是行政、军事官吏兼儒家学者，代表章句家立场。

因此西晋的“律学”包括章句家与刑名家两大流派，是儒家法律思想和法家法律思想的综合成果。

《张杜律》是律学的最高成就的代表作，而且从西晋到南朝，在中国历史上实行了300年之久，影响是非常大的。

南北朝的律学分别走上不同的道路，简而言之，是北朝走刑名章句而南朝独走章句。

据《魏书》记载，还在十六国时期的拓跋珪天兴元年（398年）诏三公郎中王德与吏部尚书崔宏定律令；北朝时拓跋焘神jia四年（431年）诏崔宏之子司徒崔浩改定律令；拓跋焘太平真君六年（445年）诏诸疑狱付中书，以经义量决，而具体主持其事的是时在中书的高允；接着又命高允和胡方回等共定律令。

王德与胡方回都是精通律学的刑名家，而崔宏、崔浩父子为中原汉人士族，高允则精通春秋公羊，均为章句家。

孝文帝元宏太和年间两次修律，第一次参与者有高允、高闾等中原儒士，是为章句家；第二次修律有李冲、源怀，是为刑名家。

宣武帝元恪正始年间修律，主事者刘芳、常景。

刘芳为南朝士族、当世儒宗，是为章句家；常景为律学博士出身，曹魏以来之律学博士多为刑名家。

正始律未成而刘芳卒，最后常景总其成，正始律刑名家影响大于章句家可见。

参与东魏麟趾格修定的渤海封隆之、参与北齐律修定的封子绘父子世传律学，为刑名家无疑。

总而言之，北朝刑名、章句二家并用，而刑名家之作用优于章句家。

南朝沿袭晋律，因循守成，少有新创，礼学昌盛而律学衰微。

南朝无汉魏以来的律学世家，也是律学衰微的重要原因，南朝人自己也看出了这个问题，
《南齐书·崔祖思传》云：“（齐高帝时祖思奏：）汉来治律，子孙并世其业，聚徒讲授至数百人，故张、于二氏挈誉文、宣之世，陈、郭两族流称武、明之朝，决狱无冤，庆昌支裔，槐衮相袭，蝉紫传辉。

今廷尉律生乃令史门户，族非咸弘，庭缺于训，刑之不措，抑此之由。

”这里所说的“子孙并世其业”的法律世家，显指刑名家而言；“张、于二氏”是指张释之、于定国；“陈、郭两族”是指陈宠、郭躬二族；“聚徒讲授至数百人”则指郭躬；都是世任司法官吏之家。

南朝无刑名世家，刑名之学衰，但章句之学却盛，但主要不是律学章句，而是礼学章句。

这一点对唐律的影响至关重要，而为以往研究唐律的学者所忽略。

徐世昌《唐明律合编序》明确指出：“三礼丧服之学盛于唐初，故唐律一准乎礼而得古今之平。

”这个论断是很有眼光的，既点出唐律“得古今之平”的独特地位，又指出这一地位的成因是“三礼丧服之学”的兴盛，“唐初”一语，正说明其基础是在之前的六朝时期。

我们知道，唐代的法律形式，唐律的体例、篇章结构甚至法律术语均来自北齐律与隋律，本身几无创新，唯一独创的，就是“得古今之平”。

这一点，古代无第二部律可与唐律争锋。

而唐律能“得古今之平”，更多地得益于南朝的三礼丧服章句，尤其是丧服章句。

据笔者统计，《唐律疏议》502条中，直接以丧服服叙等级（期亲、大功、小功、缌麻、袒免）表述者达81条，加上虽不以服叙等级表述但涉及亲属关系而量刑不同者，共为154条，也就是说，《唐律疏议》中涉及家族主义法的条文占全律总条数的31％。

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北支律已经有了如此完备的家族主义法。

据《隋书·经籍志》统计，礼部存书与亡书共211部，2186卷，其中研究周官礼的著作14部，仪礼著作4部，丧服学著作71部，礼记与杂礼著作122部，丧服学著作在礼部类中占到三分之一的比例。

71部丧服学著作中，除去无朝代可考的27部，余下44部中，东汉5部，三国2部，晋13部，其余24部均为南朝人所撰，包括刘宋的裴松之、雷次宗、蔡超宗、刘道拔、庾蔚之、费沈，南齐的田僧绍、司马瓛、楼幼瑜、刘瓛、沈麟士、王俭、王逸，南梁的贺瑒、何佟之、裴子野，南陈的皇侃、谢峤、袁宪等，没有一部是北朝人的。

因此，说《唐律疏议》的家族主义法条文主要是受到两晋及南朝丧服学章句的影响，是并不夸张的。

综合两汉魏晋南北朝两大律学流派与法律的关系，凡刑名家占主导，往往用刑深刻，不注意刑罚的教育功能；凡章句家占主导，往往体例乱而刑名杂，用刑标准不一。

而晋律、北魏律、唐律制定时期都是二者相互制约，优势互补，因此刑罚宽平而体例完备。

儒法结合，正是历代统治者总结的稳定和谐之道。

2006年10月写于半半居*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