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后社会政治发展的比较分析王沪宁（原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4期，第76-82页）当代世界历史—社会—文化的迅速进展。
向各个社会的政治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
发展政治体系以促进社会各方面的兴盛，已构成各类政治体系的首要任务之一。
然而，从历史—社会—文化条件与政治体系之间的动态关系看，在不同结构的社会中，政治发展面临的要求和条件各异。
因此，判明一定社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的构造，并阐释政治体系与日益变化的环境之间的相互运作，是分析政治发展的首要前提。
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试图用“工业后社会”作为基本概念，分析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社会（1）。
这个观点有失偏颇。
因为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可通约之处固然不少，但若作超越时空的抽象比较，恐有诸多不便。
较为合适的方法是根据不同社会的基本类属对其进行剖析。
沿波溯源。
本文试图在“革命后社会”的框架下，分析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政治发展。
“革命后社会”，指经过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它包括十月革命以及第二次大战后经历过这一历史过程的诸多社会。
至于经过革命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可把它们归之于“独立后社会”的范畴，这里不做分析。
在明确了革命后社会的界说之后，首先需要确定革命后社会发展的历程。
经过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尚不能立即进入革命后社会的发展时期，须经历一个相对的初步阶段，其时间长短因各国国情而异。
这一段时期的存在，有其主客观两方面原因。
第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论告诉人们，不同社会之间的更替或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有一个转变时期。
因此，马克思主义历来十分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后必须有一个革命化的时期。
列宁曾指出这个时期的必要：“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
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
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
”因为没有这样一个特殊时期，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站稳脚跟。
诚然，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观念的透视和理解并不一样，有的弱化，有的强化；而由于片面理解所引出的波折甚至灾难亦存在。
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化时期的理论本身仍是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相吻合的，关键之点在于如何推动这个必不可少的历史阶段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第二，实际生活表明，革命本身就是—个过程，不可能想象一夜之间就建成一个宏伟壮丽的新的政治体系大厦。
爆发革命往往是短期的突发行为，革命阶级通过这个行为推翻旧的经济制度和政治上层建筑后，社会需要有一个过程来建设新的经济制度和政治上层建筑。
在另一种状况下，革命通过长期的武装斗争最后取胜，但旧政治体系依然是在短时期内被摧毁的，新政治体系的形成亦需要一个过程。
一般说来，改变政治体系的革命力量，在取得政权之前，活动的首要目标是推翻旧政治体系，而非具体设计和着手建立新政治体系。
就新政治体系而言，革命力量一般仅有概略性的蓝图，或为之奋斗的理想。
在没有取得政治权力之前，促进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无从谈起；只有取得政权之后，这项任务才具有现实性和可能性。
这本身就决定了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必须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过程。
旧的政治生活从宏观上就其形式而言，可在革命爆发时摧毁之，从微观上就其内容而言，要改变它却需要有相对持久的时间。
从原则上讲，爆发革命的任务在于从宏观上和形式上改变旧的政治生活，而内容和微观层次上的改造则不能依靠一、二次突发行为。
革命后社会一般需要通过一个过程解决这个问题，完成此项任务。
因此，从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社会主义革命后政治发展的要求来观察，在革命之后，必定有一个初步时期，然后进入革命后社会的发展时期。
比较当今发生过社会主义革命的各个社会，这不难得到印证。
当然，各国革命后社会的初步时期，有时间长短、结构异同、规模微宏之分。
革命后社会的初步时期有下述基本特点：（一）运用摧毁旧政治体系的力量，维护和实行革命力量的政治权威；（二）政治权威的行使没有确定的组织程序和法律程序，旧体制被破坏，新体制尚未完全建立；（三）运用政治权威对付旧政治体系的拥护者和新政权的反对者，以巩固、扩大新政权的社会基础；（四）运用政治权威组织和领导社会重建，这往往要求高度的权能；（五）运用非程序性的方式建立程序，或可转变为其它类型的活动；（六）运用政治权威加速观念重建的过程，纵使实现行为和微观层次上的变革；等等。
综上所述，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革命后社会初期的基本特征，在于它是一个继续变革旧政治体系，用完成革命的力量来非程序性地、权威式地组织和领导社会生活的社会。
（二）任何政治体系最基本的功能在于分配既定社会的社会性资源，以推动社会各项活动和关系按照选定的方向发展。
这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后新政权的基本任务，但更为艰巨、困难。
之所以如此，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新政权必须通过分配社会性资源来推动其纲领和政策的实现，完成对旧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模式的全盘改造。
一般说来，革命的力量可以运用革命行为推翻旧的政治体系，但不宜用此行为完成社会主义政治发展。
真正扎实、牢固的政治发展依赖于新的社会性资源分配模式的全面形成。
自然，在实践中，暴力与和平手段往往是并举的。
在革命后社会的初期社会性资源的分配存在着两方面困难：一是在旧的社会结构中社会性资源并没有实现分配一体化，私人占有制造成社会性资源的离散状态；二是旧的社会结构中不存在分配社会性资源的一体化结构，没有适合新社会结构的现存的分配机制。
另一方面，革命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人们不可能马上就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政治体系。
这样，分配社会性资源就遇到了机制上的困难。
程序性分配的余地不大，只能通过非程序性的分配，然后，逐渐过渡到程序性的分配。
这两个原因，促使政治体系的活动具备特殊的形式和特点。
其最基本的属性是高度集权的政治领导方式。
在革命后社会的初期，受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的制约，高度集权的政治领导方式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
不仅社会主义革命后如此，一般社会革命后亦均会出现高度集权的政治活动模式。
今天，高度集权的领导方式之所以谓“过份”、“不相适应”，完全是因为历史—社会—文化条件发生了今非昔比的变化，所以必须改革之。
从历史的角度看，高度集权的政治领导方式有其必然性，否则社会生活及各种关系的重建便不可想象。
程序化的政治活动，只能在相当长的一段非程序化的政治活动之后才能逐渐形成。
高度集权可以是程序化的，也可以是非程序化的。
程序化与否，主要以政治体系的稳定和活动规则为转移。
在革命后社会的初期，往往为非程序化的。
比较当代经由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的社会政治体系，可以发现它们现在和过去在不同程序上存在下述基本特征：第一，党政一体化。
社会主义革命须由一个强有力的革命政党发动并领导，因而在革命实践中，革命政党取得了权威性的领导地位。
推翻旧政治制度后，建立新政治制度和组织社会生活的重任自然就落在革命政党身上。
革命政党为避免社会混乱，重建社会秩序，实现革命纲领，亦有必要对社会进行权威性的领导（这—点，本文第一节已有论述）。
在旧的政治体系不复存在、新的政治体系有待设计的情势之下，革命政党对社会实行一体化的领导，过去由政府承担的诸多功能一般转由政党承担，政党通过对政府的直接领导或一体化活动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党领导政是通例，不能想象没有政党领导的社会政治生活。
革命后社会初期，政党对政府的领导一般不经一定的程序产生，不受一定程序的规定，具有直接性。
这样就形成了党务系统和政府系统的一体化。
第二，议行一体化。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在资产阶级政治体系下，议行分离，被称为体现民意的代议机构往往无法制约行政机构，成为“清谈馆”。
行政机构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主宰社会政治生活，资产阶级的代议民主并不能真正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往往是形式主义的。
因而，新的政治体系应当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保证人民的意志能够得到充分的反映。
根据这—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了“议行合一”的原则，即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应该使评议机构能够切实有效地监督和控制行政机构，使二者真正结合。
从原则上说，这样的体制能够为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提供最有效的基础。
不过，要实现“议行合一”，需要有一整套严格的程序。
从基层选举一直到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以及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与政府的关系，均需要由科学的和法定的程序规定之。
当然，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之后不可能一下子建立起这些复杂的程序，革命后社会初期只是一个建立程序的社会，而非建成程序的社会。
第三，政经一体化。
政治权力在社会中的基本功能在于分配社会性资源。
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之后，这个功能继续存在，但分配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在于推翻私有制。
马克思主义确认，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法解决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现代社会的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个别企业生产的有计划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因此应当建立社会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有计划地调节和组织整个社会的生产活动。
这个思想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向。
然而在实践中，具体情况却错综复杂。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中，利用整个社会已经形成灵活的、协调的经济机制来实现这个理想。
现代社会主义革命—般均发生在生产力水平较低，尚未形成高度发达的经济关系的国家中。
这就使政治权力在实现了整个社会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之后，不能不运用政治和行政手段组织整个社会的生产活动，使政治权力直接干预生产过程。
另一方面，由于实行政经一体化缺乏经验，不可能立即找出最好的方式。
公有制实现之后，必须由政治权力来巩固它；否则，这场大规模的社会变革不可能成功。
公有制建立后，由于政治权力必然要承担领导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功能，这就为今天所说的经济管理体制上的“僵化体制”的形成提供了某种潜在的可能性，也造成了政治活动与经济活动一体化的现象。
然而，随着整个社会生产力日新月异的发展，这种方式的不适应性会逐渐显露，甚至成为经济飞跃的掣肘。
第四，政法一体化。
社会主义革命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同时也打碎了与之相适应的法律规范体系。
任何社会生活均需要一定的法律规范体系调节社会成员的行为，然而一整套新的法律规范体系的建立却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并且新的法律规范应当得之于大量的实际行为，不可能在实际行为产生之前就无一遗漏地制定出来。
因而，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中，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法律规范调节社会行为的功能会由政治调节即政策、方针、纪律等手段取而代之。
对一个革命化社会来说，这是自然而然的。
履行调节功能的核心机构可能不是司法机构而是政治机构，法律调节的有效性低于政治调节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