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狂热的激情复归平静之后，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一番，对待权利与法律，在理智与情感之间，我们应该选择的是什么?应该超越的是什么?
首先，我对作者的法与具体权利一体说有所保留。作者认为，个人权利就是法本身，放弃权利就是抛弃法。也许只有从权利作为法的代表和象征这一意义上说，作者的观点才是符合逻辑的，而无论从历史的发展还是思维的逻辑出发，法都不是具体权利。法只不过是在确认权利，法本身并不产生权利。也许有人会说，不是没有法律就没有权利吗?的确如此，而我们也的确被法律愚弄了一把——如果我的逻辑正确的话，这是一个倒因为果的论断。权利由法律设定只不过是我们看到的表象:一国的法律从来都不会确认脱离该国经济基础以及具体实际情况的权利。
虽然我并不赞同该文的一些观点，但这并不影响我对它的热爱，并不有碍于它成为传世的经典。它是一部情感甚于理智的法学名篇:透过那激情如火的文字，我们仿佛能看见作者胸膛中激荡的一腔热血，诗人一般奔涌如潮的思绪；仿佛能看见一位随时愿意为权利的斗争而献身的英勇战士，一位拥有真正的社会良知、为法律和权利奔走呼号、充满正义感和责任感的法学名家，一颗伟大、高尚、执著、无私无畏的灵魂。
制出版社出版、由梁慧星主编的《民商法论丛》中，翻译者为胡宝海。
作者从法的起源开始，论证法是在斗争中形成的，斗争才是法的生命；为权利而斗争，不仅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且还是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维护受伤害的法感情，因而，为权利而斗争是权利人对自己的义务。而不愿为权利而斗争，“法本身将遭到破坏”(页21)，因此，为权利而斗争是“实现法所必须的”。于是作者第二个命题——主张权利是对社会的义务，也跃然纸上:权利人如不主张自己的权利，法只能是一纸空文，而那些逃跑者则对共同的事业犯下了背信弃义之罪(页27)。倘若如此，整个社会的法律秩序将会逐渐丧失，而社会中每个人的现实利益(页28)亦会丧失，在此，作者继续论证，由于个人权利遭侵害，而导致法本身遭侵害，因此主张个人权利就是主张法，个人权利就是法本身(页31)，为权利而斗争就具有了伟大而崇高的意义——捍卫法的人格与尊严。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我不免心生万千感慨:也许高尚之人命运总是颇多劫难，而滚滚红尘中的大多数人不过是凡夫俗子罢了。在此，我愿意为他们——其权利受到侵害而不得已选择了沉默的人们——辩护，人们有权利决定是否为权利而斗争——假如在作者眼中这也是权利的话。所以，作者言重了。
由此看来，似乎我并不同意为权利而斗争这个观点。实际上，我并没有反对，也并不打算反对——它本是法律的应有之义。所不能同意的只是作者某些观点的极端——或者说某些观点的情感化。比如，作者认为，“所谓法意识、法的信仰是与民众毫不相干的学术抽象物——法的力量完全与恋爱的力量一样，在于感情之中”(页23-24)。”实质上，法意识与法信仰是内化了的法感情；前者是对法深沉、理性而凝重的爱，而后者则是一种更外向、更热烈的爱。法的力量不同于感情的力量，而且其力量也主要不在于感情，理性、公平、无冲动，才是正义女神蒂米斯手中的天平和宝剑的应有之义。法的历史发展也证明了法是从情感之法逐步发展为理性之法。法是理性的，因此我们应该理性地对待我们的权利与法感情，我们在为权利而斗争的同时，一定不要忘记，除了要有追求正义的激情之外，还需要理性来指导我们的斗争。本文给予人们的是它在道德上的感召力，而非法律上的理性之光。
其次，为权利而斗争是否不仅是本人的义务、也是本人对社会的义务呢?个人是自己利益的理性判断者，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时，他是否有权利决定下一步他将如何行动呢?权利的内涵其实是丰富而多元的，既有物质利益和法感情(或名誉，自尊，人格等)，也有纯粹的物质利益，还有纯粹的法感情和人格尊严。无论人们选择为利益而争，还是为尊严而战，抑或是默默忍受，这都是他自己的权利，除非涉及公共利益，我们都无权指责。他们选择忍受，或许是因为自己的个人因素，或许甚至是法本身的原因。例如，作者就声称，“……近代法学真正宿命的过错之二，在于由此建立起来的证据理论。认为这一理论是专为摧毁法律而发明的也未曾不可(页48)。”即便如此，作者也许还是会指责他们是懦夫和胆小鬼，可退一步讲，我们中又有几人能成为品性高贵而结局可悲可叹的克尔赫斯呢(页33-35)?我们敬仰他们伟大的人格，但我们依旧不是克尔赫斯。评述至此，我不由想起北岛的一句诗:
正是情感，将作者的观点推向了极端；也正是情感，赋予了它光彩照人的生命。
它已经激励了，或正在激励着，或将要激励那些为权利而斗争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