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30年代文艺思潮与运动通常意义上的“30年代文学”指1928年到1937年这一阶段的文学，也称为“现代文学的第二个十年”。
“现代文学的‘第二个十年’（1928—1937）是国民党政权由建立到相对稳定，同时又危机四伏的历史时期，为维持思想统治，国民党政府曾做过建立党制文化与党制文学的种种努力。
……尽管掌握政权的国民党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占有绝对优势，但在思想文艺领域却未能形成具有影响力与号召力的独立力量。
在30年代决定着文学的基本面貌的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及其文学和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作家的文学运动及其文学。
”——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91—192页。
30年代基于不同政治立场的文艺群体在文坛上占主流地位的是左翼文艺和自由主义作家的创作。
1.国民党党制文艺——“民族主义文艺”运动。
宣言：《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以民族意识为中心的文艺运动》（1930.10）等。
刊物：《前锋周刊》、《前锋月刊》（1930）；《黄钟》（1932）等。
代表人物及作品：潘公展、朱应鹏、王平陵、黄震遐、傅彦长等；小说《陇海线上》、《大上海的毁灭》，诗剧《黄人之血》等。
2左翼文学运动（“左翼革命文学思潮”）。
3“自由主义作家”群体（“人文主义文学思潮”）。
——在文艺观点上对国民党的党制文艺和左翼文艺都有不满，更强调文学的“独立性”。
..第一节革命文学的倡导和“左联”的成立一、革命文学兴起的背景1.国际背景：1928年正是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波澜壮阔地展开的时候。
当时苏联和西欧各国无产阶级文学的活跃，日本乃至朝鲜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高涨，给了中国革命作家以推动和鼓舞。
1928年和1930年在莫斯科和哈尔科夫先后召开了两次世界革命作家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还成立了“国际革命作家联盟”。
（苏联有“拉普”——20世纪20～30年代初苏联最大的文学团体，“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俄文缩写的音译。
日本则有“纳普”——“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的简称，1928年成立，并创建机关报《战旗》。
）这都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兴起造成了很大影响。
2.当时国内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现时需求：20年代初期，恽代英、肖楚女、邓仲夏等共产党人就开始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1925年茅盾发表《论无产阶级艺术》，1926年郭沫若发表《文学与革命》等成为30年代革命文学的前奏。
1927年“4·12”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单独领导革命，政治上的独立要求文学上的独立。
大革命失败后，大批革命知识分子汇集于上海。
（因为上海有外国人开的租界可以为他们提供避难之所）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阳翰笙，李一氓、成仿吾、钱杏邨、洪灵菲等；后来都成为革命文学重要力量。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基本理论主张是由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首先提出。
二、30年代重大的文学争论（3个）①“革命文学”论争（1928—1929）1、争论双方：一方是后期创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朱镜我、彭康、“太阳社”的蒋光慈、钱杏邨等，一方是鲁迅、茅盾等。
2、论争双方的代表性文章：“革命派”：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杜荃（郭沫若）《文艺路线上的封建余孽》等。
鲁迅：《“醉眼”中的朦胧》（1928.2）、《文艺与革命》（1928.4）《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1929.5）等；茅盾：《读〈倪焕之〉》，《写在〈野蔷薇〉的前面》等。
3、论争焦点：“革命派”夸大文艺的作用，片面强调文艺的宣传作用，强调作家必须转变世界观而且将这一转变看得过于简单；错误地否定五四启蒙文学的成就，批判鲁迅、茅盾等进步作家。
公开声称现在的“一般的文学家大多数是反革命派”，譬如鲁迅、茅盾、叶圣陶、郁达夫等作家均应遭受批判，把“五四”以来新文学当成资产阶级文学而给以全面否定（李初梨）。
说鲁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钱杏邨）；鲁迅是中国布尔乔亚最良的代言人，是对于无产阶级最恶的煽动家，是中国的老骑士，老“堂·吉诃德”（李初梨），鲁迅是“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是对于社会主义的“二重反革命”（杜荃）等。
鲁迅的观点：1）不应夸大文艺的作用；文学应该起到为革命宣传的作用；然而，文学毕竟是文学，文学不只是宣传，文学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文学的这些特点和规律依然应该受到尊重2）作家世界观的转变不是凭一时的热情和简单的口号，要有切实的作品和真正革命的思想。
4.“革命文学”论争的意义：积极意义1）扩大了“革命文学”的影响。
2）双方由“论战”到联合，促成了“左联”的成立。
消极意义1）论战双方均流露出一定的宗派主义情绪，呈现出30年代文艺领域一系列论战所共有的非理性色彩。
2）虽然因为共产党高层的介入而终止了这场论战，但双方争论的焦点问题并未得到有力澄清，革命文学派的“左倾”幼稚病仍然遗留到了后来的“左联”中。
②关于“文学给基于遍人性”的论证。
批评对象是新月派及其所宣传的人性论。
③关于“文艺自由”的论辩。
论证发生在胡秋原、苏汶（杜衡）和左翼作家之间。
论争的焦点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胡秋原一方强调艺术的独立性。
三、“左联”的成立及左翼文学1、“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时间地点：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在上海霞飞路召开，解散于1936年发起人：鲁迅、冯雪峰、柔石、冯乃超、李初梨、彭康、蒋光慈、田汉等40余人。
理论和行动纲领：艺术反封建阶级、反资产阶级、援助并从事物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
主要的文学活动：①创办刊物。
成立前的《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成立后的《拓荒者》《萌芽月刊》、《北斗》等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节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倡。
③加强了与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联系④推进文艺大众化运动。
左联成立后设立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并在1931年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中将“文学的大众化”作为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一个重大问题”。
⑤文学思想中体现为对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的提倡。
2、对30年代左翼文学的认识1）一般而言，狭义的“左翼文学”特指30年代与“左联”有关的文学创作活动；不能等同于“无产阶级文学”、“工农兵文学”、“延安文学”等概念。
2）30年代左翼文学的成就离不开“左联”的倡导和扶持，但不能简单地完全归因于“左联”这一政治色彩浓厚的组织。
3）我国文学史上对30年代左翼文学有着两种极端的评价：一是惟左翼文学为正统，忽略或排斥沈从文等非左翼作家（以建国初的文学史叙述为代表）；一是以左为“祸”，否定或贬低左翼文学的成就（文革十年对30年代“文艺黑线论”的错误批判和八九十年代的一些学术观点）。
2000年以来，“左翼文学”重新成为研究热点，对“左翼文学”的评价也愈加公正客观4）“左翼文学”阵营的构成很复杂，不能笼统地用某一个标准对其进行判别。
可以包含不同层次：鲁迅作为一个左翼知识分子坚持对社会思想的改造；在他的著作中并没有坚持要推翻国民党政权（不同于共产党的政治理想）。
郭沫若、丁玲、张天翼、蒋光慈、柔石、殷夫等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很有才华的作家。
茅盾（曾经是党员但后来与党组织脱离了联系，但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介于真正的党内人士和自由知识分子之间。
戴望舒、郁达夫等人仅仅是同情无产阶级的杰出作家。
冯乃超、周扬等人则更多的是共产党文艺政策的宣传者和执行者而缺乏文学创作的才能。
5）30年代左翼文学虽然成分复杂，但仍有其共性：其一，战斗性和反抗精神——体现了作为强权压迫下的文学的特点。
其二，对社会底层的强烈关注——体现了左翼文学对“阶级”意识的强调。
其三，对社会重大现实题材的关注和在理论上对形式大众化的倡导（在创作实践中未必能很好地贯彻——区别于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文学）。
第二节30年代文艺思想论争一、左翼作家对“民族主义文艺”的批判傅彦长：《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用“民族主义”抹杀阶级意识，用文艺的“中心意识”维护国民党的专制统治。
瞿秋白在《屠夫文学》里痛斥“民族主义文学”是“鼓吹杀人放火的文学”（1931.8）。
茅盾《“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鲁迅《“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均对其本质进行了深刻批判。
二、与新月派的论争1928年3月，新月社创办了《新月》月刊，徐志摩在发刊词《〈新月〉的态度》中就对包括“功利派”、“偏激派”、“攻击派”、“主义派”等在内的文学派别进行批判，这必然与左翼文学的主张产生了矛盾，一开始就引来左翼阵营的批评。
随后即有关于文学“基于普遍人性”的论争。
对梁实秋等人的反驳，鲁迅的杂文最有说服力。
（P155—156）丁玲与张天翼（左联青联作家）丁玲：处女作《梦珂》，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长篇小说《韦护》（革命家恋爱小说）《母亲》解读之一：莎菲形象是“时代苦闷”的写照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所显示的作家丁玲女士是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的烙印的，如果谢冰心女士作品的中心是对于母爱和自然的赞颂；那么，初期的丁玲的作品全然和这“幽雅”的情绪没有关涉，她的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
莎菲女士是一位个人主义，旧礼教的叛逆者……莎菲女士是“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茅盾：《女作家丁玲》，1933年7月15日《文艺月报》第2号。
莎菲的苦闷，是“五四”时期获得个性解放的急进青年，在革命低潮中陷入彷徨无主的真实写照，其中包含着深刻的历史批判性，也对当时青年的时代苦闷起到聚光一照，发人深省的作用。
……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是郁达夫所开创的描写知识分子“时代病”的自我伤感小说的总结与结束。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99—300页。
解读之二：女性主义批评立场都市生活的一切都打上男性欲望的痕迹，……在这一环境中莎菲对凌吉士的欲望本身已是异化的。
漂亮的身材、鲜红嫩腻凹下去的嘴角、柔发、骑士般的风度举止，传奇中的理想情人……这一切能够使莎菲迷恋的东西，都是按男性都市生活色相市场上的标准塑成的。
也就是说，莎菲的欲望与其说是她一己的，不如说是男性中心的都市生活意识形态所制造并施予所有女人的。
……莎菲对凌吉士红唇、柔发、嘴角的欲望，不过是“他人的话语”，来自男性中心的都市色情市场的公认的肉感消费准则。
她可以玩弄男性，但并不意味着得到爱情，女人的欲望就这样被异化着，被社会规定的男性美，男性规定的性爱准则异化着。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20—121页。
张天翼的讽刺小说张天翼：《包氏父子》（对小公务员、小市民向上爬的心里剖析最有深度）1.主要讽刺的三类人：虚伪狡诈的地主、官僚，如《笑》中的九爷（对发新嫂的侮辱折磨）、《脊背与奶子》中的长太爷（对任三嫂的迫害）、《华威先生》等；小知识分子、小公务员、小市民等小人物，如《畸人手记》里的七哥思齐、《陆宝田》、《包氏父子》等；愚昧不幸的底层民众，如《善女人》中的长生奶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