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２期葛兰西主义与批判理论李恒阳（外交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３７）摘要：马克思主义思想博大精深，许多受到马克思研究方法启发的人尝试着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国际关系领域，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观察和解释国际问题。
本文所讨论的葛兰西主义和批判理论，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对国际关系进行分析和评述。
尽管这两个国际关系理论都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出发点，但根据它们对待马克思理论遗产的态度不同，它们之间也有一定的差异。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葛兰西主义；批判理论中图分类号：Ｄ８０；Ａ８１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３３８６（２００６）０２－００５９－０６马克思生前曾写过大量关于国际问题的文章，但他并没有把国际关系领域纳入到他对资本主义分析的体系中。
马克思去世以后，许多受其研究方法启发的人尝试着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国际关系领域，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观察和解释国际问题。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有着重大的意义。
本文所讨论的葛兰西主义和批判理论，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对国际关系进行分析和评述。
虽然它们各有特色，但以下３点是它们共有的。
首先，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应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
从不同学科出发，人类社会可以分成不同的方面，如政治、经济、历史、国际关系等，这些分类是主观的，有时显得过于片面。
这样，即使你了解人类社会的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你也不会了解整个人类社会。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把人类社会的各种关系进行整体定位。
其次，马克思主义强调唯物主义历史观。
唯物史观注重历史，从联系的角度看待问题，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历史的进程实际上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
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就是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二者共同构成了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
第三，阶级有着重要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阶级的社会，从体系上讲容易产生阶级斗争。
《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在所有存在过的社会中，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冲突的主要核心存在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
应该指出的是，尽管本文谈及的两个国际关系理论都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出发点，但根据它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遗产的态度不同，它们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
葛兰西主义的作品更多地直接运用马克思的初始思想，而批判理论者则较少地运用。
安东尼奥・葛兰西（ＡｎｔｏｎｉｏＧｒａｍｓｃｉ）在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很有影响，有关其思想的研究被称为葛兰西学派或意大利学派。
他的思想遗产主要是通过他著名的《狱中札记》传播的。
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即他所称的“实践收稿日期：２００５－０９－０６作者简介：李恒阳，男，外交学院２００３级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研究生。
一、马克思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论述二、葛兰西主义２００６年４月总第８８期Ａｐｒ．２００６Ｎｏ．８８外交评论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ＲＥＶＩＥＷ外交评论２００６年哲学”）有着独特的理解。
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一元论应该是一种主客观的统一。
正如他在《狱中札记》中写的，“一元论”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它肯定既不是唯心主义的一元论，也不是唯物主义的一元论，而是具体历史行为中对立面的同一性，也就是与某种组织化（历史化）的“物质”，以及与被改造过的人的本性具体地、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的人的活动（历史－精神）中的对立面的同一性［１］（Ｐ２８７）。
葛兰西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塑造世界的作用。
即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中，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人会对社会矛盾进行思考，形成人的主观意识，这种主观意识可以指导人的社会实践活动。
当不同人的主观意识形成了共识，也就形成了社会物质客观性。
这种客观性可以规定人的行为、习俗、思维方式以及社会制度等。
因此，葛兰西说过，“客观”将意味着“普遍的主观”［２］（Ｐ５１９）。
可见，葛兰西的思想突破了主客观的分离性，强调社会的变化会推动思想的变化，而思想的变化也会对某些社会进程的变化产生影响。
葛兰西对于在西欧推动革命非常困难有着深刻的研究。
马克思预言革命以及社会主义转变会首先发生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
然而，事实是比较落后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首先取得突破，而随后在西欧中欧公认的革命努力来追赶俄国的成就都以失败而告终。
因此，２０世纪早期的历史似乎提示了人们，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存在缺陷，可是问题出在哪里呢？葛兰西认为西方体系的维持不仅通过压迫别人，而且通过各方面的认同来实现。
葛兰西所说的认同是由社会统治阶层的霸权所产生和再生的。
这种霸权允许占主体地位的群体的道德、政治和文化价值观在整个社会广泛传播并使从属地位的群体和阶级接受并成为其自己的理念。
实际上，根据葛兰西的分析，主体地位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积累可以达到很高的程度，甚至成为常识。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认真对待上层建筑现象，因为尽管社会结构可能最终是经济基础中社会生产关系的反映，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从根本上影响社会变化和转型。
这两者共同作用，巩固了一定的社会秩序。
葛兰西对“历史的集团”概念的分析体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相互加强的关系。
葛兰西认为，“结构与上层建筑构成了一个‘历史的集团’，也就是说，复杂、矛盾和不协调的上层建筑是社会关系总和的反映。
人们由此可以推论说，只有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体系才给结构的矛盾以合理的反映，才能再现出存在着革命化实践的客观条件。
”“这种推理建立在结构和上层建筑之间交互作用的基础上，这些交互作用无非是真实的辨证过程。
”［１］（Ｐ２８０）从葛兰西的话中，我们可以分析，“历史的集团”可以理解为社会中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团结，或者说是物质环境与人的意识相统一并表现出来的一种霸权现实。
葛兰西所说的结构与上层建筑的统一，实际上也是一种主客观的统一。
另外，马克思主义理论还需要强调政治实践的重大意义。
由于统治阶级利用其霸权来压迫其他阶级，并使被统治阶级认同它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因此，只有削弱或推翻这种霸权，社会才会发生转型，才会进步。
这就需要在社会生活中引入反对霸权的政治斗争。
加拿大学者罗伯特・Ｗ・考克斯在国际关系领域全面介绍葛兰西，并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研究。
考克斯对国际关系的分析也是从生产关系入手的。
他认为生产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基础。
在某一社会中，生产关系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力量和意识形态，也产生了社会力量之间的权力关系。
在不同社会力量之间斗争和妥协的结果，使得某一阶级成为统治阶级。
该阶级不仅有控制社会的物质力量，而且其意识形态也得到社会其他阶级的认同（包括被统治阶级的认同）。
在这样的国家，统治阶级一方面控制着国家，另一方面通过治理和支配市民社会来加强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由此产生了决定人们行为和期待模式的“历史结构”［３］（Ｐ２１７）。
在国内获得成功的统治阶级会把这种国内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以及政治制度等向国外推广，希望在世界建立类似于其国内状况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
这些统治阶级表面上会宣传其政治、经济、社会等制度是有益于广大民众的，实质上是为使本阶级获得最大的全球利益。
这样，世界各国的生产关系、国内政治、经济制度等就受到了霸权国建立第２期的世界秩序的影响。
考克斯的国际关系理论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学理论，生产活动最终决定着各国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国家形态乃至国际关系。
所有这些理论范畴，包括国家、世界秩序等都来自生产活动，并且随着生产活动的变化而变化。
考克斯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一个不科学、不平等、不道德的体系，世界性生产体系的等级结构造成了一种积累结构，使得经济盈余从生产的从属和弱小层次向着主导和强大层次流动［４］（Ｐ５）。
考克斯把葛兰西霸权理论进一步发展。
他认为要挑战当今的社会秩序、寻求解放就要找到一个关键的力量，它即是社会稳定的根源，也是社会转型的动力。
考克斯认为霸权对于维持稳定和保持连续性有重要作用，同时能够推动社会的转型，而且在国际和国内作用是相等的，他认为这个关键的力量就是霸权。
考克斯的一个重要思想是：理论总是为了一个或一些目的。
这句话表达了一种世界观，在逻辑上遵循了葛兰西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思想和价值观最终是一系列特定社会关系的反映，并随着那些社会关系本身的转变而转变。
也就是说，所有人类社会的知识必须反映某个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时间以及特定的空间，知识不可能是客观的和永恒的。
在这个意义上，一些当代现实主义者声称其主张是客观和永恒的，这是不对的。
这句话同时也表明了事实与价值观不可能简单地分离。
不管是不是有意识地，所有的理论家都无一例外地把他们的价值观带入其分析中。
很多理论、思想和分析都声称是客观的并符合自由价值观，但我们要思考这些思想主张是为了谁或为了什么，其服务的目标是什么。
葛兰西与考克斯的思想一脉相传，有联系也有区别。
其相同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考克斯与葛兰西都认为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中的不公正、不合理的情况都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按照他们的分析思路，某一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内建立了霸权之后便向国外扩展，扩展的结果使资本主义霸权的世界秩序逐步形成。
因此，国际关系、世界秩序最终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基础之上。
考克斯与葛兰西的这种思想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有所不同。
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不关心世界秩序中不合理、不公正的状况，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这种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也研究的不多，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主要关心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间的利益冲突。
其次，考克斯与葛兰西都认为阶级斗争推动了国际关系的发展。
在社会生产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力量（即不同阶级）相互处于矛盾之中。
在霸权的世界秩序下，这种矛盾相对较弱。
但随着生产方式的转变，这种矛盾会扩大，从而引起新的国家形态和国际关系的变化。
战后的世界秩序是建立在福利国家和妥协的自由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但随着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这两个基础都受到了严重冲击，从而为建立世界新秩序准备了条件。
这些变化促使跨国的统治阶级和国家对其他被统治阶级和国家越来越多地运用强制的领导权，而不是以前运用的把物质强制力与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的霸权领导。
这就说明世界秩序存在变革的可能，而一系列反全球化运动，就是这种变革的表现。
因此，考克斯认为，为了建立一个更公正的世界秩序，工人阶级应起领导作用，加强各种反霸力量之间的团结，为反霸运动提供可操作的战略，提供新的世界秩序的意识形态。
第三，考克斯与葛兰西都重视世界秩序的历时性因素（即变革性因素），对共时性因素（即稳定性因素）分析的不多。
葛兰西说，所谓“不断革命”的政治概念产生于１８４８年以前，科学地表达了雅各宾派从１７８９年到热月的经验，１８４８年的“不断革命”公式逐步发展，被政治科学中“市民霸权”的公式所超越。
政治艺术同军事艺术发生了同样的变革：运动战更多地被阵地战所取代，可以说一个国家在和平时期对战争的技术准备越细致入微，在战争中取胜的机会就越大［１］（Ｐ１９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