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卷第3-3-44期许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Vol.6No.3-4 20100年12月Journal of Xuchang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Dec.2010 201汉晋之际颍川荀氏家族文化研究石振平（许昌职业技术学院人文艺术教育系，河南许昌461000）摘要：颍川荀氏家族是汉晋之际重要的文化士族，其家族文化渊深博大，本文试就三个方面做一申述：一、儒学传家，礼法兼治；二、与时俱进，引领玄风；三、注重事功，应时达变。
关键词：颍川荀氏；家族文化；士族引言纵观中古时期，我们几乎在诸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到士族阶层的身影。
虽然历史上对其非议者代不乏人，但一个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是士族凭借他们优越的政治地位及雄厚的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诸多领域有巨深的影响。
关涉到中古时期的历史文化研究，士族都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钱穆先生于《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世门第之关系》一文中云:“魏晋南北朝时代一切学术文化，必以当时门第背景作中心而始有解答。
当时一切学术文化，可谓莫不寄存于门第中，由于门第之护持而得传习不中断，亦因门第之培育，而得有生长有发展。
”[1](P185)文化是士族身份的标志，士族之形成自其肇萌之时起就和文化有紧密的关系。
士族之形成可追溯至西汉时期。
武帝时，为便于思想领域的控制以及使人们相信皇权神圣的需要，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并且把五经博士制度发展成为以通经为标准的官僚选拔渠道，“自武帝立五经博士，收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2](P3620)这就为当时的知识分子也即士人开通了进入官僚系统的道路，像公孙弘以治《春秋》而封侯拜相成为天下士人景慕效法的榜样。
从武帝开始，统治机构中士人所占比例逐渐增多，昭、宣之后，可以说一个士人政府已经出现。
以明经而入仕也逐渐成为士人融入官僚系统，确保获得政治地位的主要通道。
当士人政治上得势之后，往往会求致家族财富的扩张。
汉代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土地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财富，购置土地，自然也成为士人扩张财富的首选，而且“汉代俸禄颇厚，中高级官员以其俸禄，颇可构置土地。
”[3](p502)如西汉张禹以经学入仕，官至丞相，“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灌溉，极膏腴上贾”，[2](P3349)成为大地主。
既能掌握一定的政治资源，又拥有雄厚的社会财富（土地），同时又具有文化属性，可以说构成士族的三个要件在西汉之时就已经具备。
而文化属性（士）则是这三者中的核心因素，因为文化是士族取得政治资源的原点，而且在士族门第得以形成之后，如果失去文化资源，其门第也必不能维持长久。
既然通经入仕不但富，且可以贵，则社会上最有势力的强宗大族又怎能不凭借有利的条件让其子弟受学以使门第显贵呢？观之史乘，不乏其例，像西汉萧望之“家世以田为业。
至望之好学，治齐诗，事同县后仓且十年，以令诣太常受业”，[2](3271)后为丞相。
再如郑崇，“本高密大族，祖父以资徙平陵。
父宾，明法令，为御史。
崇少为郡文学史，至丞相大车属。
”[2](3254)种种事例表明，西汉武帝之后，已经出现强宗大族向士族转变的迹象。
西汉元帝时的民谚：“遗子黄金满籯，不如教子一经”,[2](P3107)也恰好证明从汉代起，强宗豪族如欲转化为士族，必以明经入仕为本。
魏晋时期是士族形态的完备期，文化于士族的意义有增而无减。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在谈及门阀士族的文化面貌时言道：“社会上崭露头角的世家大族或士族，在学术文化方面一般都具有特征。
有些雄张乡里的豪强，在经济、政治可以称霸一方，但由于缺乏学术文化修养而不为世所重，地位难以持久，更难得入于士流。
反之，读书人出自寒微者，却由于入仕而得以逐步发展家族势力，以至于跻身士流，为世望族。
”[4](P348)文化不但是士族形成的原点，而且在士族地位形成之后其作用仍然是不可替代的，士族门第之清望，政治地位之维持仍须借重于文化。
虽然士族之政治资源于其家族的发展有甚为重要的意义，但是政治权力也有其不可靠之处，政治斗争的波谲云诡是人力所难以掌控的，如果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作为依托，一旦在政治上失势，则门第急遽中衰且很难有再起之日。
反之，如果一个家族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则其家族仍会代不乏人，贤佳子弟辈出，保其门第不败。
钱穆先生曾指出：“今人论此一时代之门第，大都只看其在政治上之特种优势，在经济上之特种凭借，而未能注意及于当时门第中人之生活实况，及其内心想象。
因此所见浅薄，无以抉发一时代之共同精神所在。
今所谓门第中人者，……为此门第之所赖以维系而久在者，则必在上有贤父兄，在下有贤子弟，若此二者俱无，政治上之权势，经济上之丰盈，岂可支持此门第几百年而不蔽不败？”[1](P144)所谓“贤父兄”、“贤子弟”之“贤”者，文化之优胜自是应有之义，文化上之渊深与“政治上权势，经济上之丰盈”相比，更能维持门第的持久绵延。
在两汉统一时代，政治中心凭借其地位也是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如西汉之长安，东汉之洛阳。
但自汉末以来，海内板荡不已，以往中央政权对文化的制约局面也已不在。
其时，士族的力量却得以迅速的发展，士族以其自身的文化优势，也往往在当时成为文化上的重镇。
陈寅恪先生在《崔浩与寇谦之》一文中言道：“盖有自东汉末年之乱，首都洛阳之太学，失其为全国文化学术中心之地位……故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
是以地方之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而汉族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
故论学术，只有家学之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
”[5](P131)“家门化”是中古时期学术文化上的一个特质，是以欲对当时的文化现象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则必须对士族之家族文化有所把握。
颍川荀氏家族兴于汉季，盛于魏晋，衰于南朝，是中原地区有名于当时的一流士族，其家族门第蝉联相继，人才辈出，历经多世而不衰，不能不归结于其渊深的家族文化传统。
今本文试以文化为视阀，以汉晋之际的颍川荀氏家族为个案，管窥士族之于历史进程的意义。
一、儒学传家礼法兼治前文已述，自西汉儒学定于一尊，通经入仕，成为一般士人家庭或强宗豪族转化为文化士族的基本道路。
经学也往往成为士族家族文化传统的核心要素，士族必要以经学传家，培育贤佳子弟，保持门第清贵不衰。
魏晋时期，儒学的衰微，也只是表现在经国济世的层面上，在家族内部，士族却仍是以儒学为家族文化的主要内容，使之敦睦宗族和睦，维系家族稳定。
诚如钱穆先生所言：“一个大门第,决非全赖于外在权势与财力，而能保泰持盈达于数百年之久；更非清虚与奢汰所能使闺门雍睦，子弟循谨,维持此门户于不衰。
当时极重家教门风,孝弟妇德，皆从两汉儒学传来。
”[6](P309)试观颍川荀氏，也是一以贯之把儒学作为家学的基本要义，深根固蒂，而赖以保持家族的丰盈泰达的。
颍川荀氏首先见诸于史籍的为东汉末年的荀淑，荀淑也是荀氏家族兴起的奠基人。
《后汉书》卷六十二《荀淑传》载：“荀淑字季和，颍川颍阴人，荀卿十一世孙也。
少有高行，博学而不好章句，多为俗儒所非，而州里称其知人。
”[7](P869)自东汉中叶以来，传统的章句之学已渐遭有识者所鄙弃，认为繁琐的章句实足以蔽塞人心，而不通经学大义。
其时的儒学大师如马融、郑玄、卢植者皆兼通数家之学，而不守一家之师法章句。
由本传可知，荀淑受时代思潮所染，其治学之道也已经摆脱繁琐的章句之学，而以博学兼通为要。
正是荀淑要做一通儒，不欲为俗儒，使之成为东汉后期的名士，“当世名贤李固、李膺等皆宗师之”。
[7](P869)荀淑名动天下的声望，为颍川荀氏家族走上历史舞台带来了契机。
荀淑“有子八人:俭、绳、靖、熹、汪、爽、肃、専，并有名称，时人谓之八龙。
初，荀氏旧里名西豪，颖阴令勃海苑康以为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曰高阳里。
”[7](P869)荀淑八子在当时并有声望，但尤以荀爽声名最著，其《后汉书》本传载：“爽字慈明，一名谞。
幼而好学，年十二，能通《春秋》、《论语》。
太尉杜乔见而称之，曰：‘可为人师。
’爽遂耽思经书，庆吊不行，征命不应。
颍川为之语曰：‘荀氏八龙，慈明无双。
’”[7](P869-870)由此可见，荀爽声名的获得，在于其精深的儒学造诣。
后太常赵典举爽至孝，拜为郎中，对策，即援引儒学大义，称孝道，说礼义，讲人伦，因策对中刺讥后党专权，故“奏闻，即弃官去。
”[7](P873)党锢之祸后，荀爽即十余年间潜心著述，成为一代硕儒。
荀爽一生著述甚多，其本传载：“著《礼》、《易传》、《诗传》、《尚书正经》、《春秋条例》，又集汉事成败可为鉴戒者，谓之《汉语》。
又作《公羊问》及《辩谶》，并它所论叙，题为《新书》。
凡百余篇，今多所亡缺。
”[7](P873)荀爽在其对儒学的研究中，成就突出的当属对易学的创造性发展，荀爽在对《周易》和易学基本理论进行全新阐释的基础上，创立了著名的乾升坤降说，并构成其易学理论的核心内容，对后世易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汉季之时，荀氏家族另外一个饱学之士为荀悦，荀悦乃荀淑之孙，荀俭之子，荀悦的代表性著作为《申鉴》，此书思想虽较为复杂，儒、道、法兼而有之，但全书仍是站在儒家立场，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的。
譬如《申鉴》开篇即提出，自然界、人类社会根本的规律和准则乃是仁义，“夫道之本，仁义而已矣”，[8](P2)“立人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8](P2)仁义是为政的重要原则。
在荀悦的史学著作《汉纪》中，同样体现出对正统儒学思想的继承。
其天命史观、以忠君为中心的伦理纲常等思想无不体现出从董仲舒至《白虎通义》所构建的正统儒学的影响。
礼与乐一直是儒家实施教化的工具，作为儒学世家的荀氏家族也把礼乐作为家学的重要内容，代代承传。
魏晋时期，荀氏家族精通礼乐制度之士甚多，如荀彧之子荀顗，史传载其“明三礼，知朝廷大仪。
”[9](P1151)魏末之时，曾奉诏议定礼仪。
荀爽之曾孙荀勖亦谙熟礼乐制度，尤其对音律造诣精深，独步当时，几乎达到神乎其神的地步，《晋书》本传载：“初，勖于路逢赵贾人牛铎，识其声。
及掌乐，音韵未调，乃曰：‘得赵之牛铎则谐矣。
’遂下郡国，悉送牛铎，果得谐者。
又尝在帝坐进饭，谓在坐人曰：‘此是劳薪所炊。
’咸未之信。
帝遣问膳夫，乃云：‘实用故车脚。
’举世伏其明识。
”[9](P1153)荀勖入晋之后，掌管乐事，曾带领著作郎刘恭依《周礼》仿制古尺，然后依古尺铸造铜律吕，用以校正音律。
亦曾依照典制，按十二律制造了十二支笛，音调相应，以正音律。
在《晋书·礼志》中载荀氏子弟论礼之处甚多，由此可见，礼乐之学乃是荀氏传统家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