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氏物语研究在中国——研究状况与方法论【英文标题】The study of The Tale of Genji in China:Its situation and methodologyYAO Ji-zhong【作者】姚继中【作者简介】四川外语学院日语系，重庆400031姚继中(1957-)，男，江苏南通人，四川外语学院日语系教授，主要从事日本语言和日本文学研究。
【内容提要】与西方文学名著相比，《源氏物语》作为世界文学名著，且又出自与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的日本，中国的读者、研究者理应对其有着深刻的认识。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无论是从传播的角度还是从研究的角度去考察，中国对《源氏物语》的认识与研究远不如对西方文学名著那么深刻。
个中原因，值得研究。
【英文摘要】Compared with famous Western literary works,The Tale of Genji,a world lite rary master-piece from Japan,a country with profound cultural sources from C hina,should have enjoyed a deep understanding among Chinese readers and rese archers.But,in fact,this is not the case.Either judged from the extent of it s spread or from related research work in China,understanding and research o f this Japanese literary work are far behind those of famous Western literar y works.Why is it so?This article offers a deepgoing analysis and study of p ossible causes from different angles.【关键词】源氏物语/研究/中国The Tale of Genji/research/China中图分类号：I313.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31(2002)03-0024-05一、源氏物语研究在中国与西方文学名著相比，《源氏物语》作为世界文学名著之一，且又出自与中国有着深厚文化渊源的日本，中国的读者、研究者理应对其有着深刻的认识与研究，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无论是从传播的角度还是从研究的角度去考察，中国对《源氏物语》的认识与研究远不如对西方文学名著那么深刻。
对一部外国文学作品的研究，必须建立在译介——接受——深入研究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之中(由于受到语言的制约，能直接阅读原文者为数不多)。
在这个过程中，首当其冲的是译介问题，这直接关系到某作品能否在某特定的语言区域的传播。
其次是读者对作品的认知与理解。
读者对作品接受的程度越深，作品传播的速度越快、区域越广。
深入细致的研究则是建立在前者之上。
1.《源氏物语》在中国的传播《源氏物语》中译本由著名翻译家丰子恺先生所译。
据译序得知，丰子恺先生早在60 年代初就呕心沥血将全文译出，且译文语言优美，传神达意，既保持了原著的古雅风格，又注意运用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笔法，译笔颇具特色。
由于十年浩劫，该书被迫从出版计划中撤消。
1973年，《源氏物语》重新被列入出版计划，但在“反黑线回潮”的冲击下，再次夭折。
直至1980年，该书经过丰一吟先生整理后，作为日本文学丛书之一，终于同读者见面了。
1980年只出版了上卷，即《桐壶》至《槿姬》的前二十回。
中卷于1982年出版，至三十八回。
最终出齐下卷已是1983年的秋天。
至此，《源氏物语》这部世界文学名著总算真正走进了中国读者的视野。
《源氏物语》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早的散文长篇小说，它比中国最早的长篇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早出世三百多年，比西方最早的小说集《十日谈》亦早三百多年。
然而，这样一部被日本人尊为古典文学泰斗的世界文学名著介绍到中国却不到20年，而该书的英译本最早刊于1921年，法文本、德文本也比中译本早几十年。
如果从语言、文化、地域等诸多因缘关系上来说，最早问世的理应是《源氏物语》中译本，但事实恰恰相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中国学者深思的问题。
在我看来，《源氏物语》之所以直到今天才被完整地介绍到中国来，这与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文化大国，特别是作为一个文化输出国的自大心理不无关系。
从史学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看，中国曾作为文化传播国，而日本作为文化传播的接受国，在长期的文化传播过程中，往往会形成传播国对接受国的文化发展熟视无睹的轻视态度(接受国反而会对传播国的文化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以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或许正是这种轻视的态度，使得中国的学者对日本文学(文化)的研究远不及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学( 文化)的研究。
《源氏物语》本身的阅读、翻译难度也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
《源氏物语》绝非懂日文者就能轻易阅读的文学作品，它涉及史学、美学、佛教、音乐、绘画、书法，可谓包罗万象。
从文学的角度讲，要读懂这部经典，不仅需要对日本的古典文学有着深刻的了解，对中国古典文学亦需有深厚的造诣。
更为重要的是，这部小说是用日本的古文体写成，据大野晋教授统计，《源氏物语》用了40万个词写成，除了助词、助动词之外，大概由13000个不同的单词构成了约21万个词组。
这对一个非专门从事《源氏物语》研究的外国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无法逾越的语言壁垒，即使是日本人，若非专攻，亦难轻易读懂。
丰子恺先生早年留学日本，其间就执着地阅读过《源氏物语》。
据丰先生之子丰华瞻在《丰子恺与日本的文学艺术》中回忆说，其父旅日期间曾将古文体的《源氏物语》和与谢野晶子的现代语对照研读，他非但爱不释手，甚至把第一回《桐壶》卷读得烂熟，其后便专攻日本古文。
凭着自己对日本古文、中国古文与诗词的深厚造诣，同时又兼具画家、书法家、音乐教育家，又是佛教徒等多重因素，才使丰子恺先生具备了翻译《源氏物语》的条件。
丰子恺先生于1961年8月着手翻译，1965年9月完成，历时4载，不辞辛劳，以类似我国唐代变文、传奇小说的特殊风格，再现了《源氏物语》的文学与美学的风貌。
就当前中国日语教学与研究的水平而言，不可谓不高，但能堪任翻译《源氏物语》者，我认为是屈指可数的。
1995年前后，国内的著作权意识比较薄弱，因此，一些书商出于文化与商业的敏锐性，利用著作权中的一些盲点，通过“合作出书”等形式，对大量的世界文学名著进行“重译”出版。
所谓“重译”，有的译者并非是从事翻译的外语工作者，而是一批中文水平相当高的汉语教学与研究人员。
他们对已有的中文版世界文学名著进行“重新表达”。
蓝本是中文，译文仍然是中文。
所不同的是，“重译”的语言文字功夫或许比蓝本更为精彩，但随之而来的是不可避免地出现对原著的误读、误译甚至歪曲，更为严重的是侵犯了原译著者的著作权。
在这股“重译”的浪潮中，《源氏物语》亦成了“重译”的对象。
种种迹象表明，远方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的，由殷志俊译、范林森审的《源氏物语》中译本就是这样一个产物。
殷志俊、范林森先生何许人也无从知晓，仅从学术的角度去研究该译本，我们不得不说它是一本粗糙之作。
我曾将丰译本、殷译本以及日本小学馆1970年版日本古典文学全集中的《源氏物语》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丰译本与小学馆的《源氏物语》在正文与注释方面有一定的出入，但总体上不得不承认丰子恺先生的译文最大程度上忠实了原文。
然而，再将殷译本与小学馆的原文版相对照，便很难说他的译本是从日文直接译出的。
有趣的是，若将殷译本与丰译本进行比较研究，更让人觉得殷译本译自丰译本，而译者无论是汉语语言文字功夫，还是对《源氏物语》的认识，都不敢恭维。
在此不妨举出几例：1.《源氏物语》中的795首诗在原文中为体裁统一的5、7、5、7、7和歌体，虽有破调，但为数甚微。
丰子恺先生在翻译这些和歌时，以是否能将原诗的内容完整地表达出来为判断依据，决定了采用两句七言还是四句五言诗来翻译。
换言之，丰译本中的两句七言也好、四句五言也罢，完全是根据自己的判断作出的决定，与原文形式毫无关系。
然而，在殷译本中，殷先生译诗体裁的判断标准居然与丰先生如出一辙，即丰先生认为两句七言者，殷先生亦使用了两句七言，丰先生用四句五言处，殷先生亦然。
虽然殷译本中各有20余首将两句七言改成了四句五言或将四句五言改成了两句七言，但任何人都能看出拼拆的痕迹，丝毫没有从原文另译的感觉，这不禁使我们提出一个疑问：殷先生到底是否知道《源氏物语》的原诗体裁为何?2.殷译本中竟然将《源氏物语》中主要人物的名字都弄错了：第九回“葵姬”变成了“蔡姬”；第22回“玉鬘”变成了“玉曼”；第43回“匂皇子”变成了“訇皇子”。
总之，殷译本中的校对错误、人名错误、误读造成的错译，任意纂改、任意添削、胡乱注解，诸如此类的错误比比皆是，令人触目惊心。
2.中国读者对《源氏物语》的接受《源氏物语》在中国的接受状况又是如何呢?接受美学奠基人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认为，任何存在都不能超越一定的历史环境，都是在特定的空间里的“定在”。
存在的时间性和空间性，规定了人的认识和理解的历史具体性——我们认识、理解任何事物，都是以自己已有的先在、先见、先把握，即意识的“先结构”为基础，进行有选择、有变形地吸收。
生活在不同民族环境中的人，自然会有不同的价值标准和审美情趣，对于异民族的文学作品，只能以自己已有的价值标准和审美情趣，即意识的“先结构”为把握前提，而这样一来，也就难免不作出民族化的理解与判断了。
在我国，文学作品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它的教化作用往往是判断一部作品优劣的重要标准之一。
《源氏物语》未能及早地介绍到中国或许自有一番道理。
《源氏物语》堪称是一部日本古典美学的百科全书，通篇以“美”、“雅”为最高境界，书中的主人公光源氏以中国人的眼光去衡量，无疑是一个腐朽、乱伦的“浊物”，是违背伦理道德的罪人。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伦理道德上的罪人，作者不但不对其唾弃，反而大加赞美。
尽管日本人自有他的道理，认为《源氏物语》不是以道德的眼光来看待和描写男女主人公的恋情行为，而是为了借这个题材使人兴叹，使人感动，使人悲哀，即表现出“物哀”，让内心的情感超越这污浊的男女恋情而得到美的升华，也即把人间情欲升华为审美的对象。
但日本人的审美意识并不能被中国人的传统伦理道德观所接受，或者说不能完全接受。
中国的文学作品，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有着鲜明的思想倾向。
《源氏物语》中虽然有一些宫廷内部争权夺利的描写，但根本看不出谁在维护人民的利益，即没有鲜明的阶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