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学一、名词解释1、比较政治学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领域,它主要是通过对不同的政治制度、思想、行为和政策的比较而进行研究。
它是政治学里唯一的一个把研究方法作为自己名字的分支领域。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它指的是对本国之外的国家的政治进行的研究,并不一定要和什么进行比较。
2、理性选择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既是新制度主义的一支,也从属于政治学里的理性选择主义。
理性选择主义认为,个人利益的总和不等于集体的利益。
个人的理性总和也不等于社会的理性。
理性选择主义的重点是,理性的个人在环境约束下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做出选择,并且根据与别人的行动的互动来决定自己下一步的策略。
3、囚徒困境它讲的是两个人作案被抓,但警方没有确实的证据,只能靠囚犯中的一个自首并揭发另一个。
于是警方向两个囚犯提出,如果一个自首揭发另一个,另一个拒不交代,则自首的可获自由,另一个会获刑10年。
如果两人都交代,每人需服刑1年,如果两人都拒绝与警方合作,则警方会因证据不足,两人都获自由。
虽然拒绝交代是最好的结果,但是如果其中一个人交代了,另一个人就会在监狱里待上十年。
因此,理性的囚犯都会选择交代。
这个悖论讲的是,对个人来讲理性的选择会导致对集体来讲不理性的结果。
4、社会资本帕特南第一个将其引入政治学研究的。
社会资本的多寡与民主的运行有极大的关系。
所谓社会资本,是一种信任的、宽松的、互助互利的、充满公共参与精神的人际关系网络,比如像社区委员会、合唱团、俱乐部、合作社等等。
在这种关系中,人们尊重他人、相信他人、有合作意识、富于公共精神。
这种关系网络有助于民主制度的运行,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
5、公地的悲哀由哈丁首先提出。
它讲的是假定有一片草地为多户牧民所有,如果大家都只管放养,不管养护,那么草地到最后必定沦为荒地谁也用不了。
6、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的反动,对传统的重新发现,以及新的价值和宽容的心态。
7、集体行动逻辑基本含义是指:除非一个集团中的人数很少,存在强制或其它某些特殊手段促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动,理性的、自利的个人将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
集体行动的逻辑指出,个人理性(利益)和集体理性(利益)之间存在冲突,个人理性并不是集体理性的充分条件。
8、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代表着组织起来的、与国家政权相分离的、以理性精神为基础的政治实体,包含着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认同以及对社会成员利益的关切。
它是建立在法律保证的公民权利之上的,其中包括言论、结社、新闻和信仰的自由。
二、简答1、新制度主义的涵义与主要内容答:一、总体来讲指的是影响行为的正式和非正式的组织、规则和程序。
这些组织、规则和程序一定是要得到普遍承认的、稳定的和重复发生的。
二、新制度主义者提出,我们不仅要研究个人的行为,我们还要明白这种行为的场合和情境。
三、新制度主义者认为行为和偏好之间有很大的距离,因为人们知道什么是可实现的和可行的。
有时人们的行为并不代表偏好,只不过是为了避免最坏的结果而已。
另外,制度本身是有偏向性的,规则和制度必定推崇某些利益偏好而排斥另外一些利益偏好,因此,真实的利益偏好并不能完全从行为反映出来。
四、新制度主义有三个重要分支: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以及组织制度主义。
五、新制度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制度影响行为,它可能并不决定行为,但绝对可以解释行为。
这个学说强调,政治现象并不是个人利益偏好的总和,而是各种利益的代表在各种制度影响之下、作用之下的结果。
最后制定出的公共政策可能和公众的真实偏好相去甚远。
2、道格拉斯·诺斯研究制度的变化主要侧重哪几个方面答:一是推动制度改革的代理人,他们的素质、经验和训练对于制度改革的走向、过程和结果至关重要;二是变化的起因,代理人眼中的机会以及他们对变化收益和成本的计算;三是过程,通常是渐变的,因为现存的制度会特别关照与其利益一致的选择,因此很多改变只能先从边际开始做起;四是变化的方向,也就是路径依赖。
一般来讲,人们与现存的制度利害相关,要逆转路径虽然不是不可能,可是代价太高。
当改变遇到瓶颈,冲突的各方缺少调解沟通的机制,难以妥协,就需要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来对话。
有的时候,代理人受到他本人的拥趸的忠诚度的限制,在谈判时的自由度有限。
五、诺斯还指出,正式的制度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而非正式的规则不会。
在这之间会出现差距,造成张力。
他认为思想和意识形态对于制度变迁来讲很重要,因为它们是对头脑的约束。
制度则决定思想和意识形态在变革中的重要程度,并且决定人们为自己的思想所要付出的行动代价。
3、以文化的路径来研究政治多围绕哪几个主题答:第一个是对国民性格或日国家性格的研究。
这是属于比较早期的政治文化的题目,试图用国民性格来说明为什么一个特定的国家采用一些特定的政策或制度。
第二个是有关公民文化的研究。
其代表人物是阿尔蒙德和维巴。
他们宣称民主国家的公民有特别的公民文化,比如服从、宽容、理性和信任,从而使得民主制度能够稳定存在。
第三个主题是文化与政治过程的关系,用文化来解释政治传承、决策和解决冲突等等的过程。
第四个是研究政治仪式。
政治仪式是获取和维持权力的重要工具,因为仪式可以制造意义、煽动情绪、建构认同,在仪式中可以制造现实。
第五个主题是研究文化与政治暴力的关系。
很多暴力冲突是有着文化背景的,比如种族冲突,宗教冲突。
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说法也可以说是属于这一主题。
4、英格哈特关于经济发展、文化与民主这三种关系的看法答:英格哈特认为,财富本身并不会导致民主,而是经济发展导致文化价值的变化,比如宽容度和信任度的增加,从而导致民主。
至少富裕的生活和信任度的增加对民主来讲是关键的,而民主并不一定会带来富裕的生活和信任度的增加。
在西方国家,文化价值观念的变化亦带来政治上的变化,比如,有了新的政治议题、新的社会运动和新的政党。
社会各阶层的形成也有了新的变化,比如,在工业社会中,工人阶级是“左”派,中产阶级是右派,而在后工业化的社会里,中产阶级成了“左”派,而工人阶级则变成了右派。
5、公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联系与区别答: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是两个不同但又紧密相连的概念。
区别:它们都强调社会独立于国家政权之外的重要性。
公民社会强调的是社会的自我组织;公共领域则侧重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活动的社会成员可以以组织形式出现,还可以以个人身份出现。
联系:尽管公民社会与公共领域可以各自独立存在,但是缺了其中任何一个,另一个都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没有一个可以讨论各种社会利益,并与国家政权交接的公共领域,公民社会就难以影响政治决策,就会软弱无力。
反之,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组织起来的公民社会,社会成员只是作为个人占据公共领域,公共领域亦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缺乏自我组织的社会,只能是一个群众社会。
在一个群众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涣散的、非制度化的,而且极易被政治精英煽动和利用,导致暴民运动。
因此,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是相辅相成的两个部分。
社会之于国家的独立性,只有在公民社会与公共领域并存的条件下才能充分实现。
6、孟德斯鸠关于气候及文化与政治结果的关系的观点答:他对该领域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他提出了分权的模式,这一模式对美国的政治体制影响很大。
孟德斯鸠有一部分关注点落在气候和文化上。
他试图将这二者和政治结果联系起来。
例如,他认为专制更有可能在热带气候中出现,而不是在寒冷的气候中出现,而自由则会很自然地出现在温带。
他相信炎热的地带会使人好逸恶劳,从而引发威权主义的诞生。
他建议说,如果气候使得人民躲避艰苦劳作的话,那么该国的宗教就应该试图激发人民对劳动的热爱。
毫无疑问,气候会影响作物的收成。
地理位置会引起旱灾、洪水和其他自然灾害;炎热的气候会引发更多的肠道疾病和使人衰弱的症状。
然而,没有人还会坚持认为懒惰在本质上是由气候引起的,或民主制不能在热带茁壮成长。
从历史上说,当农业是社会唯一的经济基础的时候,孟德斯鸠的观点有可能更为可靠,但是这种观点在今天就不再适用了。
按照孟德斯鸠的观点,巴西人、印度人、哥斯达黎加人、委内瑞拉人等,出于气候的原因,都不适合采取民主制,但事实上,如今所有这些国家都是运行良好的民主制国家。
孟德斯鸠认为地理和文化会影响政治,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但是这二者并非决定性因素。
7、马克斯·韦伯关于关于官僚机构对现代国家的影响的观点答:一、马克思一样,韦伯也提出了一个发展主义式的历史观,但是他强调的重心却是政治的和官僚的因素,而不像马克思那样注重经济力量:一国在发展的早期阶段,通常会出现由宗教规则决定的、传统的权威形式;而转型阶段则会出现民粹式的或领袖魅力式的领导方式;在更为发达的阶段中,则会存在法理的或官僚式的权威。
注意,社会科学家们经常使用这种新出现的三分法研究那些新出现的国家。
韦伯强调大部分历史事件的背后都有多个复杂的原因,这一点对今天的比较政治学研究者来说,仍然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二、他指出国家之所以为人民接受,其合法性的来源有三:一是传统,二是具备魅力的领袖,三是法理的,也就是通过选举产生出来的政府。
他同时指出官僚机构在现代国家的重要性。
官僚是一种职业,是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的,是任命的而不是选出来的,官僚集团的权力是从它的专业训练和专业知识中来的。
与官僚机构相对应的是具有个人魅力的领袖,与理性的经济行为格格不人,与日常的工作和责任也是格格不入。
这种魅力型的合法性权威是不稳定的,完全依靠领袖个人的表现。
最终,魅力型的权威要转向法理型的权威,或者退回到传统型的权威。
三、论述1、论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比政治学的贡献一、希腊时期两位最重要的、颇具现代意义的政治科学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是现在意义上的政治科学的开山之作,也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著作。
在这两本书中,他们几乎论及了政治学中所有的关键问题:权力和领导权的性质、不同的政体形式、政治的社会学基础、公共政策等等。
几乎所有关于如何正确组织政治体系的重要争论都是在这两本书中最早陈述的。
二、尽管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在很多观念和信念方面是不谋而合的,但是他们的研究方法却大相径庭。
这些不同之处在当今也有所体现,可以用来解释比较政治学学者中出现的种种分歧。
同柏拉图相比,亚里士多德更加像是一名“科学家”、各种事实(包括各种政体)的搜集者、经验主义的学究、编年史家以及严肃的学者。
而与之相对,柏拉图尽管也是一名严肃的学者,但胸中却自有一套政治设计。
他认为社会应该由政治精英来统治,他称这些精英为“哲学王”。
三、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最重要的意义体现在他们对比较政治体系的分析上。
亚里士多德搜集了他那个时代的大约150个政体类型。
他广泛地研究了这些政体,及其社会、文化和经济背景。
他想知道(根据他的假设)哪种政体是最好的、最稳定的,开始探索导致动荡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