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培训贾悦小学曹发梅各位同行：上午好！今天，我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语文课程改革的一些问题，目的是抛砖引玉。

我想采用从宏观到微观、从观念到方法的结构来谈点滴的学习体会。

其实大家学得一定比我们好、理解得比我们透、探讨得比我们深。

我个人认为，这场改革是一次自上而下，全方位的改革。

是由国务院直接领导的、从课程标准的制定，教材的编写到课堂教学，考试评价的系列化改革。

所以它是新的。

它新就新在理念上，新在与世界课程改革的接轨。

是古代教学法，现代教学法后的又一次教法大变革。

它必然带来迷失、模糊、甚至阵痛。

特别是语文课程，从古代走到今天人们反而不知道语文究竟是什么，该教什么，用什么教，怎么教，学什么，怎么学，有人提议语文课不要语文，甚至有人提议初中以后可以不开设语文。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12年语文，几千个课时，无数孩子童年、少年时代的美好时光，都砸了进去，还不知道为什么?这种不明确在语文教材上表现得很明显。

说白一点，就是做了不该做的事，例如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规定要通过语文教学对小学生“进行初步的辩证唯物主义教育”。

如何进行呢?教科书的编写者为了突出“辩证联系”这一观念，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折磨孩子。

人教社六年制语文第十册中有托尔斯泰写的《跳水》一篇课文。

说的是一条海船上，一个孩子跟一只猴子玩耍、追逐。

猴子爬到桅杆上去，孩子也不甘示弱，爬上桅杆去追猴子。

猴子灵巧，爬到桅杆上，把孩子的帽子放到了最高的横木一头，孩子气极了，丢开桅杆，走上横木。

突然间，情况变得危在旦夕。

只要孩子一失足，就会跌到甲板上，粉身碎骨。

这时所有的水手都惊呆了。

这时船长--也就是孩子的父亲出来了，手上拿着一枝枪，他本来是要打海鸥的，看见孩子，立即把枪瞄准儿子，喊着：“赶快跳到水里，不然我就开枪了!”小孩跳到水里，水手们把他救了上来。

这篇文章写的是父亲对儿子的至爱，那种情急之智，很感人。

教参上要求学生理解“事物之间的联系”。

要知道哪些事物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要注意是怎样变化的。

--猴子是怎么和小孩发生联系的?于是按照要求，老师不断地引导学生去理解猴子和人之间有什么联系，学生怎么也理解不了，老师就不停地挖掘字句，就这样生拉硬扯，彼此痛苦不堪。

后来又改为要把船长解决问题的方法作为教学重点。

一篇好端端的课文，硬是被整得支离破碎。

到头来，谁都不明白，学这篇文章是为了什么?一位专家说，这样消磨孩子的美好时光，该谁负责?这样一来，老师不明、学生更不明。

因此，语文只能算作一个方向不明、方位不定的模糊学科，也是一个学起来很累很难，学不学差距也不大的学科。

因此我的发言想讲三个问题:第一,从历史的角度谈一谈语文教学为什么要改革;第二,从当前语文教学现状的角度谈一谈出现的问题及目前有哪些对策；第三，如何去迎接这场改革，时间允许的话再介绍两个课例。

纵观语文课程历次改革，我想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语文课的“目的不明、内容不明、教法不行。

”这次改革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谈何容易，这么一个庞大的系统，触及到方方面面。

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到的事情。

只能说是为实现语文新课程愿景我们一起去努力。

我之所以用“愿景”这个词是受了连战的启发，想用这个词来说明语文课程改革还有相当一段路，甚至是一段艰难的路要走。

培根说：“史鉴使人明智。

欲知大道必先明史。

鉴往可以知今，溯其渊源才能察其流向”。

我国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发展演变历史（1840年前）一、古代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内容历时最长，流传最广，影响最大，也最具特色。

其基本特点是：先教学蒙学读物（影响最大的是“三、百、千、千”），集中识字；然后学习以《五经》、《四书》为主体的儒家经典；以文选作为补充读物和写作范本。

二、古代语文课程与教学的经验（一）识字教学识字教学的经验主要有5条：1、集中识字，为读写打基础。

汉字以象形为基础的表意特点，决定了集中识字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集中识字阶段的识字量以2000左右为宜（“三、百、千”三本书合起来，单字在2000字左右，刚好达到初级阅读所需的基本识字量）。

2、使用韵语和对偶，便于朗读、记诵。

韵语和对偶的使用符合汉字和汉语的特点，“识字教学使用整齐的韵语，或者使用对偶，或者二者并用，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因为使用整齐韵语，“念起来顺口，听起来悦耳，既合乎儿童兴趣，又容易记忆”，使用对偶“从声音上说，和谐顺畅，读来上口，听来悦耳。

从内容上说，或者连类而及，或者同类相比，或者义反相衬，给人的印象特别鲜明突出，容易联想，容易记忆”。

3、正确处理“文”与“道”的关系。

以伦理道德为基本教育内容，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教育的重要特点，这在识字教学中也得到了体现。

如《三字经》中就有这样的内容：“玉不琢，不成器。

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

亲师友，习礼仪。

”“香九龄，能温席。

孝于亲，所当执。

融四岁，能让梨。

弟于长，宜先知。

”1944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将《三字经》选作儿童道德丛书之一。

4、联系日常生活。

中国古代识字教学的内容注意与日常生活相联系。

明人吕坤在《社学要略》中介绍说：“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义理。

”“习见闻”、“便日用”、“有义理”，足见“三、百、千”等蒙学识字教材的内容与日常生活联系密切，这也是“三、百、千、千”等蒙学读物流传于世，成为“恒用之书”的重要原因。

5、激发儿童的兴趣。

儿童喜爱听故事、喜爱看图画，喜爱大声朗诵，适应儿童的这些特点，古代蒙学识字教材中编入简短的故事、浅显的诗歌，有时配以插图，以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

例如蒙学读物中的孔融让梨、磨杵作针、击瓮出儿等故事，明清时期蒙学的“歌诗”课程，不仅能教学识字，而且能陶冶情操、培养情趣，树立志向，促进智力和语言发展。

（二）阅读教学阅读教学方面的经验主要有：1、熟读精思博览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十分重视熟读文本，熟读又以诵读为基础。

朱熹在《朱子童蒙须知》中说：“凡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要是多诵数遍，自然上口，久远不忘。

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

’谓读得熟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

”通过诵读、熟读，不仅容易形成语感，而且有助于记忆理解。

读和思的关系十分密切，所谓“读而未晓则思，思而未晓则读”。

唐彪在《读书作文谱》中也谈到他的体会：“读书须将本文读熟，字字咀嚼令有味。

理会不得处，且宜深思；思之不得，然后将注脚看，始有益。

”在熟读的基础上精思，方能有所感悟。

在提倡熟读、精思的同时，古代语文教育也主张广泛涉猎，并不仅仅局限在“三、百、千、千”和“四书”、“五经”的狭小范围里。

很多有识之士提出要广泛读书、接触社会，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许多人还认为广泛涉猎即可学会作文，古人所说的“观千剑则晓剑，读千赋则善赋”就是这个意思。

2、评点法对文章进行“圈点”、“评注”，是古代阅读教学的主要方式。

“圈点”是指在阅读时给字句画上符号。

“评注”是把对内容和文字的评论写在正文旁或行间。

使用此法，对指导学生自读，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大有益处，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细心阅读、读思结合的良好习惯。

（三）写作教学1、注重基本功训练。

“蒙学教文，注重锤字、炼句、布局、谋篇等项基础练习，不尽是笼统地一篇一篇写去。

”[3]蒙学写作练习，注重进行分解练习。

作诗之前，往往要先练属对，先是“一字对”，渐增至二字三字，直到十一字。

写议论文，往往要先练习写段落，先练习写“破题”，然后练习写“承题”，直至整篇的文章。

尽管格律化、公式化对写作来说是不足取的，但基本功训练扎实，可谓古代写作教学的长处。

在写作训练中，从单项训练开始，渐至整篇作文的训练，也体现了写作教学的一般规律。

2、多读多写多改我国古代有“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劳于读书，逸于作文”的说法，十分重视“多读”对写作的作用，把“读”视为“写”的重要条件，符合语文教学的规律。

但读不能代替写，文章的功夫要靠多写才能练就。

古代流传着“读十篇，不如做一篇”的谚语，还流传着“多读，乃借人之工夫，多做乃切实求己工夫，其益相去远也”。

古代的写作教学，基本上体现了这一原则。

3、作文从模仿入手朱熹曾说过：“古人作文作诗，多是模仿前人而作文。

益学之既久，自然纯熟。

”这是对前人写作经验的总结，也反映了宋代对写作规律的一般认识。

实践证明，人们练习写作都是要经过模仿，而后才有创新。

三、中国古代语文课程与教学存在着三大问题和四大弊端。

（一）古代语文课程与教学的三大问题1、语文教学的性质和目的问题。

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基本上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的，儒家思想始终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例如《大学》中说：“大学之法，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学记》中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语文教育成了统治阶级进行政治教育、道德教育的工具。

科举取士制度推行以后，全国士子趋向科举，语文教育逐渐变成了科举考试的附庸。

2、教学内容问题。

教学内容陈旧片面，主要为识字、读古文、作古文，把古人作为学习的楷模，把古文作为学习的最高境界，窒息了青年的思维能力、想象能力和革新创造精神。

引导人们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

3、教学方法问题。

教学方法死板、单一，只重整体感知，缺乏分析认识，只强调求同思维、单向思维，忽视求异思维、发散思维，只尊重维护作者权威，无视读者理解的主动性、创造性。

（二）古代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四大弊端1、脱离语言实际。

主要是脱离口头语言实际，不重视听话能力和说话能力的训练。

我国古代作为书面语言的文言文，两汉之后就基本定型了，很少变化；而口头语言则是一刻不停地发展着，变化着。

所以二者的距离越拉越大。

2、脱离应用实际。

读、写大都与日常生活和实际应用无关。

读书皓首穷经，苦练八股，只为功名。

这也使儿童视学舍如囹狱，视师长如寇仇。

[元]虞韶编的《日纪故事》中有一则师生矛盾的故事：许衡年七八岁，受学乡师，书过目辄不忘。

一日，问于师曰：“读书欲何为?”师曰：“应科第耳。

”复曰：“如斯而已乎?”师大奇之，谓其父曰：“此儿颖悟非常，他日必有大过人者，不能为之师矣。

”固辞而去。

3、忽视文学教育。

4、忽视知识教育。

我国有起源很早，很发达的文字学、训诂学知识，但始终没有建立起适宜于语文教学的知识体系。

例如文章教育，曾经总结出一个“起--承--转--合”带有点规律性的模式，但很快就变成了僵死的八股文程式。

人们反对八股，但又建立不起规范，就只能用“文无定法”来抵制规律性的知识，其实是很无力的。

培养和提高读写能力的训练，实际上成了一种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事。

二、近现代语文课程与教学（1840－1949）（一）、语文单独设科语文单独设科，是随着废科举、兴学堂的教育制度改革而出现的。

也就是说，现代语文教育是现代语文教育制度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