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的“改制”及其评价O李志贤~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以最保守的估计，她开始参政的时间，应该是始于高宗显庆五年(公元660年)以后。

当时，唐高宗李治因风眩不能视事，故国家一切奏章之批驳与国事之策划，都由已经被立为皇后的武则天代为执行。

事实上，武则天在唐高宗死后，便积极地布置她临朝称制，改朝换代的格局。

为此，她一方面大力打击反对其政权的朝中王公大臣，消灭他们的势力，另一方面，她主张“时既沿革，莫或相遵，自我作古，用适于事”①，认为时代既已改变，便不能遵循陈旧的方法，应按照新创的标准进行变革，以适应当时的需要。

因此，她在官制、年号、服饰、文字及其他方面标新立异，别立系统，表现出其政权的特色与新气象，当然也蕴含着渐改政制，使人们逐渐摆脱李唐王朝影响力的政治作用。

据(旧唐书》卷七(中宗本纪)记载，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正月，武则天被迫退位，中宗重柞，二月甲寅便采取了一系列复辟的措施:“复国号，依旧为唐。

社傻、宗庙、陵寝、郊祀、行军旗帜、服色、天地、日月、寺宇、台阁、官名，并依永淳已前故事。

神都依旧为东都……”根据这个记录来看，很明显的，在武则天专政期间，可说是无所不改。

一、改换新政权的标志武则天的第一项改制是在新政权的标志方面。

篡唐天下，另立新朝，她当然要先改国号。

除了改国号为“周”，迁国都于洛阳之外，她也更易旗帜。

光宅元年(公元684年)九月，武则天以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时，“旗帜改从金色，饰以紫，画以杂文’，②。

到了天授二年(691年)，即她称帝后的第二年，再将“旗帜尚赤”③。

光宅元年，她在易旗帜的同时，也下令“八品以下，旧服青者更服碧”④。

在服饰方面，除了改换颜色外，武则天也几度修改朝廷官员佩带鱼符的条规。

垂拱二年(686年)二月，她“令都督、刺史并准京官带鱼”⑤。

天授元年(690年)九月，又“改内外官所佩鱼并作龟”⑥。

武则天也依周历更改正朔。

她在载初元年(689年)正月，“依周制建子月为正月，改永昌元年十一月为载初元年正月，十二月为腊月。

改旧正月为一月，大酣三日’，⑦。

但只沿用到圣历三年(700年)十月，就“复旧正朔，改一月为正月，仍以为岁首，正月依旧为十一月……”⑧在武则天称制的时代，年号的更改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朝代来得频繁。

从公元684年临朝至公元705年退位的二十多年间，武则天使用过的年号有19个之多，几乎每年更换一次，甚至一年改了两次，这是历代皇帝绝无仅有的。

从表面上看，这些年号与符瑞有密切的关系，有的充满了吉利祥瑞的语意，例如，光宅、永昌、天授、如意、;申功等皆是;有些反映出武则天晚年渴望长寿的强烈心理，例如，长寿、延载、天册万岁、万岁登封、万岁通天、久视、长安等。

这么繁多的年号，在一定程度上令人感到混乱而难以适从。

但是，我们若往深一层看，武则夭频频改元，是有其政历史教学1998年第3期治意义的。

我们从史书的记载可以知道，封建王朝改元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更换年号，通常都要下诏“赦天下”。

赦天下的赦诏内容，虽然不完全一样，但一般包括赦免罪犯或逃亡者，减除租课和摇役、封勋、赐酣等。

由此可见，当时的所谓“赦天下”的内容，实际上不外是一些可借以缓和人民与统治阶层之间的矛盾，或是争取人民对新政权更广泛支持的改善民生的政策，具有一定的政治目的。

武则天频频改元，除了求取祥瑞的好兆头外，当然也脱离不了这种政治目的。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改元大赦之下，豁减摇役租税，赦免逃户，鼓励他们重回土地从事农耕的种种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条件和缓和了社会的不安，在客观上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可说是带有进步的历史意义。

除了改元之外，武则天以女主君临天下，为了显示她的尊贵与男性帝王无异，以及她以周代唐，统治天下乃上应天命，故屡屡易改自己的尊号。

例如，垂拱四年(688年)五月，“皇太后加尊号曰圣母神皇”;天授元年，“加尊号曰神圣皇帝”;长寿二年(693年)九月，“上加金轮圣神皇帝号”;长寿三年(694年)五月，“上加尊号为越古金轮圣神皇帝”;证圣元年(695年)一月，“上加尊号曰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同年九月又“加尊号天册金累圣神皇帝”，神化自己以确立权威。

武则天称帝后，还置“七宝”以取代唐朝天子所御用诸玺⑨。

长寿二年九月武则夭上尊号“金轮圣神皇帝”后，便置与佛教有关的七种宝缓，即金轮宝、白象宝、女宝、马宝、珠宝、主兵臣宝和主藏臣宝。

武则天废诸玺，置“七宝”的目的，显然和她利用佛教经典制造舆论，或以佛经中“金轮王”之义上尊号的政治动机一样，无非是要借佛教的宝物来宣扬自己称帝的正统性和合理性。

二、改造新文字武则天的第二项改制是在改造新文字方面。

《新唐书》云:“太后自名婴。

改诏书为制书。

”。

《资治通鉴)载:“凤阁侍郎河东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献。

”。

除了以上二书，还有清代纪晌等撰的(续通志》卷七十一(后妃传·唐志》也说武则天“作望……十有二文”0。

也有些史书记载武则天所造新字为16字((集韵))、18字((通志)卷三十五(六书(五)·志))、19字((宣和书谱)卷一)，甚至是仅改8字((正字通))等，所说不一;而在刻于圣历元年至长安四年(公元701一704年)的(风峪石经》上所见到的武周新字则有14个。

我们姑且不论武则天究竟改造了多少新字，更重要的是探讨她改字的政治意义。

若以这些新字的字形而论，它们的造型别出心裁，与汉字很不相同。

这些字大概是按两种方式构思设计的，一种是曲线构成的徽章式图样，另一种是采用汉字的会意，由几个有独立含义的字组成另一种意思的文字。

例如，武照的照改为“婴”，取日月当空，临照大地之意，武则天因而取之为名，还规定这个字与“照”(zh6o)的读音相同。

为了避讳，她还下令改“诏书”为“制书”。

武则天显然认为这个新字才能更明确地体现她过人的智慧和盖世无比的功业。

由上所述，我们不难确定武则天所采用的这些新字，都寓有一层政治意义。

武则天采用宗秦客所献的新字，颁行全国，无非是为了以这些新字来配合她借以称帝的符瑞之说，将它们做为另一项政治工具，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在武则天大力推行下，她所改造的新字，很快便传布全国各地，甚至遥远的边区。

地处边睡的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中所出土的一些文书，其中载、初、年、月、日、地等均已用新字形，书写时间最早的有天授元年，即和武则天颁行新字同一年，足见新字推行之迅速。

从近年来面世的敦煌户籍残卷中发现新字曾经在敦煌等地使用过。

还有位于边区的云南昆阳县的河东刺史王仁求碑和广东罗定州的龙完道场铭皆刻有武周所制历史教学1998年第3期的新字。

诚如清人叶昌炽在《语石》卷一里所说的:“穷乡僻壤，细黄工匠，无不奉行维谨。

”这些新字甚至流传到远在东洋的日本。

在日本冈山县国圣寺收藏的一件用以埋葬火葬遗骸的骨制容器，盖上有两圈铭文共46字，其中便发现武则天时所新制的一字。

铭文中也说明这件文字乃制于日本元明天皇时代，是时公元708年，距武则天退位不过几年。

从武则天所改制的新字流传之迅速与广泛，可见她已经达到采用新字的预期政治目的，取得高度的政治效果。

更妙的是，武则天当年为了个人的政治动机而改字，本是汉字发展中的倒退现象，但今天却成为考古工作者判明古代文物年代的参考材料和丰富的研究素材，这自然是富有政治头脑的武则天当年所无法意料到的。

三、易改官制武则天当政时期另一项重要的改制是在官制方面。

这个时期的官制变革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方面是更改中央政府的职事官系统、机构名称以及各级部门许多大小官员的名称，另一方面是内外职事官制以外的使职的发展。

(I日唐书·职官志)与(新唐书·百官志》对武则天时期主要行政机关与官名的更改有详细的记录。

除了易改机构与官员名称外，武则天也新置一些官职，如浑仪监。

、里行、左右补阅和拾遗0等，增加一些侍郎和左右司员外郎的人数，还大置试官以处举人。

但是，这些都是官职名称的改变，对于中央政府的职官制度和行政系统，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武则天时期官制变革影响较大的另一个层面是使职的发展。

从各种史书所搜集的资料显示，武则天在君临天下的21年间，大约有31次任命使臣的记载。

这31次任命的使职，除了12次名称重复外，不同名称的使职共有19个，其中12个为武则天新置，即知巨使、理睡使、存拢使、营田使、督作使、飞龙使、防御使、闲厩使、采访使、招讨使、园苑使、庄宅使，另有7个是以前所设的。

但是，它们在武则天的委任下，在职权上和出使的区域范围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这些新使职的设置原因可概括为以下两个因素。

首先，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出现一些原有职官管辖范围以外的事务，需要委任新官员执掌。

例如垂拱二年六月，武则天在庙堂置巨四枚，鼓励臣民献赋颂，求仕进，言时政之得失，投诉冤屈或告密。

于是设置知巨使和更高一级的理巨使。

又如武则夭为了制造舆论，重新塑造人民忠于武周的思想意识，于是大肆搜集天下铜铁铸建天枢，以“铭记公德，默唐烦周”。

，并秀派姚涛为督作使，负责铜铁铸造工程。

不久，重建明堂的工事，也由姚涛继任督作使。

其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家社会的发展，原有的职官制度已逐渐不适应现实政务的要求，只有另立使职以应时急。

例如圣历元年(698年)，武则天在夏州“置防御使，以治军事”0，取代职能已经弛废，无法兼顾军务的都督一职。

又如管理御马的尚乘局，其下的飞龙闲拥有大量马匹及其调养人员，是宫廷政治斗争的一支潜在军事力量。

武则天特将飞龙闲改由宦官充当的飞龙使专领，这一来，飞龙闲与天子更为亲近，地位与权力也随之提高。

另如负责巡按州县的监察御史人员有限，无法顾及全国各地，朝廷便陆续设置各种使职，负起监察州县政务的职责。

还有另一种情况是原官职任务错杂，故设使职调整之。

例如，唐朝司农寺的上林署、京都苑总监、京都苑四面监督皆负有管理宫廷、苑囿园地的职责，相互交错，造成职权上的紊乱。

武则天时，“司农别有园苑(使)、庄宅(使)”⑧，园苑使专管宫内园苑，庄宅使则掌皇家所有的庄宅、店铺、车场、碾硝和其他产业。

园苑、庄宅二使的设置，从制度上看，可以说具有调整职责，加强宫廷园苑和皇族财产管理的性质。

使职的设立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如水旱自然灾害和战争动乱之后，为了安抚百姓，历史教学1998年第3期稳定社会秩序，朝廷于是派出兼事抚恤娠济任务的使臣到民间去，天授二年遣派十道存抚使便是一例。

综观上述，武则天设置许多使职之举，总的来说，是符合当时的政治趋势和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的，也是唐代官制发展过程中一项具有进步意义的变革。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了武则天通过改革官制以加强自己对官僚机构的直接控制，强化政权的个人政治动机。

她对御史台的改革便是一例。

武则天在文明元年(684年)将御史台改名“肃政台”，强调了这个用以严肃整顿政治的中央司法机构的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