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入与针灸--对上海多伦路文化街区改造的反思叶祖盼;蒋珂;李静【摘要】文章通过对上海多伦路文化街区改造的现实情况入手，从空间生产的角度对“植入”式与“针灸”式改造方式进行了深入探讨，揭示造成多伦路文化街区现有状态及原因，并以此为基础，对旧城更新的改造方式提出建议。

%Based on the current renovation situation of the culture block on Duolun road in Shanghai, renovation methods of " implantation" and"acupuncture"are deeply discussed from spatial production aspect, causes of the culture block's current situation are revealed and, according to this, ren-ovation methods for old towns are presented as suggestions.【期刊名称】《重庆建筑》【年(卷),期】2013(000)005【总页数】4页(P4-7)【关键词】上海多伦路;植入;针灸;城市针灸;空间正义;公共参与;目标导向;过程导向【作者】叶祖盼;蒋珂;李静【作者单位】重庆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重庆 401147;重庆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重庆 401147;重庆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重庆 401147【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TU980 前言上海多伦路街区位于上海虹口北部地区，由长约550m的多伦路两侧的街坊所组成。

街区南傍虹口四川北路商业闹市，北临鲁迅公园、虹口足球场，背靠内环高架、轻轨3号线。

多伦路街区在上海市近代城市历史和文化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上海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印迹和文化缩影。

目前的多伦路社区聚集着一系列名人故居，如鲁迅故居、茅盾故居、郭沫若故居、叶圣陶故居和瞿秋白故居等，也有中华艺术大学、上海艺术剧社等文化场所，是一个历史资源与文化资源均较为丰富的街区[1]。

20世纪90年代以来，虹口区政府以打造“雅文化圈”对多伦路街区进行了改造，并提出了多伦路文化社区的建设目标，目前的多伦路已成为了“多伦路文化名人街”，多伦路街区也成为了上海虹口区对外宣传的重要商业休闲文化街区。

政府的宣传表达着良好的意愿，然而多伦路的发展却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这也是多伦路街区多年来作为学校规划实践基地的重要原因。

目前多伦路街区现状有以下三方面的特征：一是商业休闲活动发展不尽如人意，商业氛围较后期开发的“田子坊”、“新天地”相差甚远（见图1）；二是周边大部分居民仍然生活在那里，并继续使用多伦路作为进出的重要通道（见图2）；三是这里的设施内容已经开始游离于居民的日常生活，成为他们生活之外的摆设，多伦路对于居民而言成为了一种布景空间，街区的活力正在逐步丧失。

图1 多伦路文化名人街之一图2 多伦路文化名人街之二多伦路街区改造的直接利益关系群体主要有政府、本地居民以及外来消费者，他们对多伦路街区改造都有着自己的意愿:政府希望多伦路在商业收入和人流方面能够媲美“新天地”及“田子坊”，为虹口区带来社会效益与商业效益；本地居民希望早日改善居住条件，增加相关的公共设施、公共空间，优化周边环境；外来消费者希望在多伦路找到精神及物质的消费价值，成为值得一去的场所。

从三个群体各自的角度而言，多伦路目前的状态相比改造前得到了改善，但却与其改造意愿上均有较大差距，且此种状态持续了十年时间没有改变。

这也导致了对多伦路街区改造是成功或失败的客观评价陷入了两难境地[2]。

已有学者从战略定位、功能配置、空间发展等角度对多伦路街区现有状态的形成进行了规划评论，并提出了良好的改造建议。

1 多伦路文化街区改造规划探析1.1 多伦路文化街区改造历程多伦路文化街区的改造始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的区政府意识到多伦路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价值十分珍贵，如不及时进行保护，一旦破坏了就无法弥补，由此启动了多伦路街区改造的历程。

一期改造开始于1998年，上海市政府斥资8000万元人民币，迁移原地居民，拆除了杂乱的违章建筑并拓宽了多伦路街道两侧空间，将多伦路550m的临街空间改造成建筑外饰考究、“修旧如新”的街景界面，创建了“多伦路文化名人街”，形成了多伦路两侧一层皮的亮丽空间（见图3）。

图3 多伦路街区业态分布图（图片来源：SOSO街景地图）二期改造从2002年开始提出，上海市虹口区政府和有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达成协议，将斥资20亿人民币用于多伦路二期改造项目。

按照虹口区政府的计划，多伦路二期工程原则上不会建新的高楼大厦，而是通过动迁把老房子空出来，重新翻新后，赋予商业、娱乐、休闲和居住不同的功能。

为实现这个目标，来自日本、德国、美国、西班牙等国家的15家规划事务所被邀请来进行规划设计。

当时的总体打算是：二期工程不求赢利，基本达到平衡就可以。

二期工程的主要任务是彻底提升整个区域的价值，通过三期工程回收投资并赢利。

三期项目包括周边800000m2的土地，改造多伦路的赢利点就在这里[3]。

然而，二期工程从规划到现在已经历经十年之久，一直没有实质性启动。

2004年，多伦路文化名人街管委会在资源、市场和产业调研的基础上，制订了多伦路文化名人街及周边地区文化产业开发的业态规划，对多伦路文化名人街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全面解决方案，同时制订了分区、分类文化休闲业态模式，然而此规划一直被束之高阁，没有得到贯彻实施。

显然，雄心勃勃的多伦路整体改造工程在第一期实施后难以持续进行下去。

1.2 植入式规划方法在多伦路街区改造中的应用“植入”英文为“implantation”，是指用外科手术或穿刺方法，将材料放入生物体内预定部位(如皮下、肌肉、骨内、牙科组织)的过程。

植入概念包含三个要素——植入主体、植入客体以及侵入。

多伦路文化街区的改造过程是一个典型的植入式规划过程。

植入主体在空间上表现为多伦路街区，实际上则为当地居民及其构成的社区网络；植入客体在空间上表现为多伦路文化名人街，实际上是整个文化街区规划目标及其相对应的功能客体；植入的过程是侵入的过程，即客体（目标、功能）侵入主体（当地社区网络），迫使主体发生改变的过程。

政府团体（包括联合开发者及规划设计机构）作为规划的发起者和主导者，在整个多伦路文化街区的改造中扮演着外科医生的角色。

1.3 多伦路植入式规划方法的评价对植入式规划的评价理应从植入主体的角度出发来进行。

从现有状态而言，多伦路植入式规划的实施过程中，植入客体与植入主体并没有形成有效的互动，植入手术存在着许多后遗症。

1.3.1 目标政绩化从虹口区政府一系列的改造计划可以看出，对多伦路文化社区的建设目标是要通过“多伦路文化名人街”的植入，带动街区的整体改造，动迁当地居民，解除现有的社区网络，建设一个能与“新天地”媲美的上海新地标。

然而由于多伦路周边商业价值难以支撑这一整体开发计划，导致整体改造在一期“文化名人街”实施后搁置。

改造目标政绩化倾向明显，文化建设集中在多伦路文化名人街，社区民众并未得到实际利益。

1.3.2 功能单一化“多伦路文化名人街”目前出现最多且不断重复的是以收藏为名的所谓古玩商店，文化功能较为单一，且主要进行商品交易活动，与居民的生活没有产生联系，甚至出现了相互隔离的现象。

多伦路改造后对居民而言，仅仅是进出里弄的通道，不再具备居民停留的功能。

1.3.3空间布景化多伦路街区成为了以名人雕像为主体的布景化空间，文化名人街在城市景观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详见图4）。

多伦路的植入式街区改造方式创造了一个光鲜亮丽的“文化名人街”布景空间，但是却割裂了当地的社区网络，居民没有得到实际利益，反而失去了维系社区网络的公共活动场所空间。

图4 多伦路文化名人要素布景空间2 基于空间正义的“城市针灸”2.1 关于空间正义的理解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不是静态的虚空，而是被生产出来的，空间具有人文性，文化性以及意识形态性；空间不是与人无关，永恒不动的空容器，而是由具有观念、情感的社会人所生产和创造的，社会与空间存在着辩证关系。

曼努尔·卡斯特认为空间不是社会的反映（reflection），而是社会的表现（expression）[4]。

因此，空间像阶级、种族与性别一样，成为了经济剥削和文化统治的一部分。

“空间正义”在近年来成为了城市问题的关注焦点。

2.2 空间正义与“城市针灸”空间正义追求的是公民与群体平等的参与有关空间生产和分配的机会，提高不同空间内群体自我解决本空间内问题的能力，同时提高空间的自我调节与生产能力。

在旧城改造中，“城市针灸”的规划手法恰能促使空间生产的正义性。

“城市针灸”（Urban Acupuncture）是广义建筑学领域的一个概念，在1982年由西班牙建筑师及城市学家M·S·莫拉勒斯(Manuel de Sola Morales)提出，并将之运用于巴塞罗那城市更新，解决了该城市中心和边缘地带的衰落问题。

“城市针灸”就是通过在城市系统网络上进行点状的操作，创造出一个生态学意义上的的可持续性发展规划。

“城市针灸”是一种催化式、小尺度介入的城市战略，是基于改善人居环境和提升公共空间品质而进行的城市改造理念，通过对有机体进行点状的改造，从而诱发有机体新陈代谢的加快，促进空间的自我调节与自我生产，达到新的平衡状态。

通过“城市针灸”促使空间的自我生产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空间在自我生产过程中，依据其自身具有的资源优势（如区位、文化等内容），在市场的自由调节下，进行了空间的自我生产，达到了新的生态平衡。

2.3 针灸式改造的探索与实践尽管目前中国在城市更新中尚未出现以“城市针灸”命名的改造方式，但是在许多知名的改造案例中，均采用了类似针灸式的改造方式。

1998年，与多伦路同时启动的上海“田子坊”对马路市场进行了市政改造与环境整治，提升了居民的居住环境。

在环境改善的基础上，有艺术家看中旧工厂的历史价值进行了艺术改造，由此拉开了“田子坊”空间再生产的序幕。

而政府在空间生产过程中，并没有强行植入功能及改造目标，更多的是对居民与市场博弈出现的问题进行疏导与处理，如进行公共环境的整治，建筑改造的规范化等工作。

从1998年到现在，田子坊走过了15个年头，但它迄今并没有一个总体规划，也没人知道它未来的边界会到哪儿。

与田子坊相似的是北京南锣鼓巷街区的改造历程。

南锣鼓巷街区由一个破败的老胡同区演变为如今充满活力的文化创意街区，在一定程度上源于20世纪90年代“菊儿胡同”的改造示范作用。

通过菊儿胡同的改造工程以及一系列环境整治与市政改造工作，诱发了商业、文化产业的不断入驻及发展，逐步演绎着空间自我生产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