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难中艰难的选择——读《罪与罚》毫无疑问，拉斯柯尼科夫存在心理上的疾病——任何人走上犯罪的道路，都是因为存在心理上的疾病。
不过，拉斯柯尼科夫思维方面又相当缜密——很大的原因在于他接受了未曾完成的高等教育——在作案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拉斯柯尼科夫曾经考虑过一个问题“为什么一切罪行几乎都那么容易被识破，那么容易露出破绽，为什么所有罪犯的罪迹都那么容易败露呢？”——不错的，罪犯能够逃脱惩罚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其一是法律极其软弱，比如石崇曾经在江南明火执仗地抢劫大户人家弄到了足以敌国的财富，却没有人敢于问罪。
这种情况一般上都发生在政权软弱无力管理天下的动乱的年代，而动乱毕竟不是人类社会的常态。
当然，也可能是警匪一家，强盗就是警察豢养的羊群一样，坐地分赃如同不断从羊群身上获得羊毛和奶一样——所以小偷们才前脚进了看守所，后脚便给放了出来。
其二是罪犯特别狡猾，消除了犯罪行为过程中留下来的任何蛛丝马迹。
这种情况多发生在政治清明，国家意志贯彻没有受到干扰的时候。
但是也对罪犯提出了特别高的要求：就是必须有超于常人多多的智慧。
在侦破与反侦破的斗智斗勇过程中能够棋高一筹，使所有的刑侦人员都生出羞愧——这种要求对罪犯来说又实在是太高了。
也就因为这样，犯罪的行为可能在偶然的情况下没有受到惩罚，但是更多的罪犯是逃不过囹圄之灾的。
拉斯柯尼科夫给出的答案是“与其说是掩盖罪行在物质上是不可能的，不如说是在于罪犯本身：几乎每一个罪犯，在犯罪的时候都意志消沉，缺乏理智，相反，在最需要保持理智和小心谨慎的时刻，却被幼稚的、罕见的轻率所替代”。
这一段话有点长了，简单地说，掩盖罪行的困难，与其说是一种技术问题，不如说是一种心理问题。
也就是说，所有的罪犯在犯罪行为发生之前都一定或多或少地存在心理上的障碍，以至于不仅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而且无法理智地消弥做案过程中留下的痕迹。
拉斯柯尼科夫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一种犯罪——虽然其行为的直接结果是消灭了两条无辜的生命——所以也就生出了一种自信，“他断定，在他的事业中，他本人是决不会产生这样一种病态变化的”，“唯一的原因乃是他所设想的计划‘不是犯罪’”。
也就因为这样，拉斯柯尼科夫在付诸行动——当然是其人生的第一次——之前便做了周密细致的准备。
他首先了解到受害人，也就是阿廖娜·伊凡诺夫娜是一个老寡妇，没有子女，只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作伴，而在被选作做案时间的那个傍晚，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也就是受害人的妹妹将有事离开。
一个孤身的老太婆在受到袭击时是根本无力反抗的。
其次，通往阿廖娜的房间有“一条又暗又窄的楼梯”，也就因为“这里是这么幽暗，即使遇到一双好奇的眼睛，也没有什么危险”，更何况几乎不会有一双好奇的眼睛存在。
作案的成功的重要保证在于顺利地到达犯罪现场，而且全身而退。
其三，转移受害人的注意力，方法便是用洁净的白纸包着一个木头片，做成一个（银质）鼻烟盒的样子，在这里佗斯妥耶夫斯基进行了细致的描写，一块木头的重量说什么也比不上银质，所以拉斯柯尼科夫又在木头外面衬了一块铁片，而老太婆在他人的物品前面的贪婪——是高利贷者的共有特性——送了她的性命。
她过分地专注着这个抵押品——一旦其主人无力赎回，便会易主，而她只付出了大约四分之一的价钱——要将外面缠着的白纸解开。
伤害他人而不会受到反抗的根本办法是“出其不意”。
老太婆的独居使她产生了防备心理，而降低这种防备心理的主要方法就是制造出一种更加具有吸引力的事件来转移其注意力，拉斯柯尼科夫做的相当成功。
其四，作案工具的选择也浸入了拉斯柯尼科夫的“智慧”。
拉斯柯尼科夫不是一个膀阔腰圆力能举鼎的壮汉，所以他放弃了使用花匠折刀的打算。
“不能指靠他自己的气力去干这件事”，也就是不能保证轻巧的折刀可以一击致人于死地。
所以他选择了斧子（斧子自身的重量便足在将一个人的脑袋劈开），而斧子的个头太大又容易暴露——作案的第一要务不是取得赃物，而在于自我保护——所以拉斯柯尼科夫有了“一次非常巧妙的发明”：即做一个绳套，并把它缝到大衣里面。
然后把斧头挂在绳套上——带了凶器而神不知鬼不觉。
也就是说，拉斯柯尼科夫充分分析了自己的体格特点以便选择凶器，并且巧妙地给凶器进行伪装，到这个时候，拉斯柯尼科夫的作案已经有了很大的成功保证了：时间方面的计算，地点的考察，做案对象的境况分析，凶器的选择——所有的作案要素都在计划之内了。
其五是应变突发事件的能力。
杀人越货永远是见不得光明的事儿——除非如同拿破仑一样的帝王成批成批地杀人。
也就因为这样，在作案的现场只能随时改变自己的计划和行动以便适应环境，而不可能调整环境来适应自己的计划。
拉斯柯尼科夫说什么也没有想到在预定的作案时间内会有另外的一些人来到老太婆这里寻找资金帮助。
也就是像拉斯柯尼科夫前面一次一样拿着物品来抵押贷款。
他的应对策略是将门关上，“抓着门钩，把它轻轻地，不出声地扣进铁环”，任这些不速之客用力敲打而不打开门——实在也没有其它可以应付的办法了。
另外一件意外事情是老太婆的尸体被人发现以后，许多人都赶了过去，而拉斯柯尼科很可能被堵在半途。
此时他顺便躲在了楼梯边上的一个小屋里，当众人都在忙碌且惊慌失措的时候而溜走。
而众人的注意力被如此惊人的事件吸引，也就没有人看到拉斯柯尼科夫的离去——看似巧合，实在是事件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呢！小说描述了拉斯柯尼科夫在杀人后的活动：“他的两手沾满了血，粘糊糊的，他把斧刃直接浸到水里，又拿起放在窗台上破碟子里的一块肥皂，开始直接在水桶里洗他的手”，他不仅不慌不忙地洗去了手上的血污，而且清理了斧头上的血污，还使用了肥皂，最后“他用晾在厨房里的一根绳子上的内衣把一切擦干”，那份镇定——须知是面对两具尸体——简直让我们想起了嗜血如命的杀人恶魔。
但是，拉斯柯尼科夫不是恶魔，相反，他拥有比普通人更多的善良和同情心。
书中有四次关于拉斯柯尼科夫救助比之更为穷苦的人的描述。
也就是说，妥斯陀耶夫斯基是在努力将主人公描写成一个具有比较强烈的侠义精神，急他人所难慷慨解囊而挥金如土的人——只是他没有如同粪土一样多的钱财罢了，当然也有一点劫富济贫的倾向，只是他未来得及将“劫来的钱”救济穷人罢了。
以便构勒出一种“两难”的局面——也在为后面的案发以后的故事作准备，让读者产生足够的同情——即拉斯柯尼科夫确实是一个犯罪的人，但是他不同于普通的偷盗犯、抢劫犯之类的十恶不赦的罪犯，法律对他的惩罚存在道义上的内疚。
第一次救助他人的情节，被放在小说的最后，而且是通过拉祖米欣的调查展现出来的——通过他人的口来叙述的事情，一般都具有更多的可信性。
“犯人拉斯柯尼科夫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曾经用他自己最后的一点钱，帮助过一位害痨病的穷同学，维持他的生活，几乎达半年之久”，“那位同学死后，他又去照料这位亡友仍旧活着的年老多病的父亲”；在老人死去之后“又把他安葬了”。
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拉斯柯尼科夫读大学期间，而小说开始时，拉斯科尼科夫已经辍学了。
也就因为这样，这段事实不是以即事记录的方式出现在小说里的。
拉斯柯尼科夫有四次周济他的经历，只有这一次被用来作为在法庭上要求减刑的证据。
当然因为它更能够震撼人心：施舍一次是容易的，连续施舍几个月，甚至一年就困难了。
也就因为这样，那些在汶川地震中一次性捐款几十万元的慈善家很快被人忘记，但是安徽的一个以拣破烂为生却长年资助孩子们上学的老妇就更加令人感动了。
第二次是接济马美拉多夫一家。
“拉斯柯尼科夫临走的时候，把手放进衣袋里，掏出一把他在酒馆里用一个卢布找来的铜币，偷偷地放在窗台上”。
此时的拉斯柯尼科夫手中能够随便支配的现金有多少呢？他刚刚在阿廖娜那里抵押了父亲留下来的唯一的记念品，即一只表。
得到的一个卢布十五戈比，一个卢布相当于一百戈比，也就是一百一十五戈比——本来可以抵押一百五十个戈比，吸血鬼一样的高利贷者扣除了利息就只剩这么多了。
（不过，老太婆也用她自己的行为证明了自己的该死；拉斯柯尼科夫就一度认为自己是在为民除害呢！）——在小酒馆里大约应该花去近二十个戈比（如果少于十五个戈比，便无须将一个卢布兑换成零碎的铜币）。
那么此时也就剩下了不到一个卢布了。
我们可以将一个卢布的购买力想像成二十多年前的一块钱人民币。
拉斯科尼科并不知道到底给马美状拉多夫家的窗台上留下了多少钱，大概作者为了突现主人公的慷慨，事后又让主人公把自己的财产进行了一次盘点，结果是“昨天人给了马症状拉多夫家四十七个，或者五个个戈比”，也就是自己可动产的一半被用来周济他人了。
几十个戈比对于斯维里加洛夫一样的地主来说算不上什么——他们出手动辄是以上万卢布为单位的——但是对于拉斯柯尼科夫来说就不是一个小数目了。
就好像索罗斯之流拿出几千万美元赈灾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大春妈送给杨白劳一斤白面就很感动人了。
第三次的类似事情是在拉斯科尼科夫收到母亲的来信以后，杜尼亚本来“宁可去给美国的农场主当黑奴，或者在波罗的海东岸的目耳曼人那里做一名拉脱维亚的农奴，也不愿使她的灵魂和和道德堕落”（当奴隶并不意味着道德堕落，所以我们也无须为自己的社会地位低下而抱憾），但是为了自己的哥哥，也就是拉斯柯尼科夫，她甘愿做出牺牲，也就是嫁给一个四十来岁而且互不了解没有爱情的男人彼特·彼特罗维奇·卢仁——一个卑鄙、狭隘、自私，又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目中无人的小资产者。
拉斯柯尼科夫从妹妹的婚姻——一旦成功——中获得的好处是，“可以供他上大学，可以使他成为事务所的合伙人，保障他的整个前程；或许他以后还会成为富翁”（卢仁有一个法律事务所）——话题扯远了。
不过母亲的来信给拉斯柯尼科夫以强烈的刺激，妹妹的牺牲实在太大了。
大概也就因为这样，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了一个流落街头的十五六岁的女孩子身上——当然也可能是受到想像中的索菲亚的影响——这个女孩子正受到威胁，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准备“把她弄到手，趁她在目前的这种状态下把她带到什么地方去”，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掏出二十戈比”请警察雇一辆马车来把她送回家，结果连警察都认为“这人一定很怪，穿得那么破烂，还给别人钱”——这一次作者是想通过别人的目光中透露出来的不可理解，被目为怪异，来反衬拉斯柯尼科夫在性格上光辉的一面。
拉斯柯尼科夫第四次的慷慨义举支出最多。
一次便是二十个卢布，是在这个九等文官马美拉多夫车祸亡故之后的丧葬费。
这笔钱是他的母亲指着自己一年一百二十个卢布的抚恤金为抵押借来的三十五个卢中的一部分。
如果没有清楚地交代拉斯柯尼科夫的这四次义举，便无法令人生出对主人公的同情来。
十恶不赦的暴徒在判刑时只能让人生出罪有应得恶有恶报的感慨。
我们不知道拉斯柯尼科夫这种急人之难慷慨相助的性格在俄罗斯是否具有普遍性。
不过佗斯妥耶夫斯基似乎并没有打算塑造一个具有代表意义的形象，因为持拉斯柯尼科夫一样的理论去杀人越货毕竟只是一种社会上的偶然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