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2月
第20卷专辑
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西安)
Jounal of Fu rther Educati on of Shaanx i N o rm al U n iversity
　D ec.2003
V o l.20.Sup.
　《左传》叙事比较浅谈
马慧娜
(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西安710062)
摘　要:《左传》中记了许多背景相似的政治、军事、外交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中不同人物的言行凸现了人物个性,表现了不同地域的人文特色,展示了春秋时期社会思想形态的变化趋向。

关键词:《左传》;叙事比较;人物性格;人文物色;思想形态
中图分类号:I207.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826(2003)Sup-0218-02
《左传》叙事详瞻完整、精妙优美。

与《春秋》、《国语》相比,《春秋》记事过于简略,三言两语就将事件记叙完毕,被人称为“断烂朝报”;而《国语》主要记言,记事比较零散。

《左传》则叙事虽然也很简洁,但“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史通・六家》),叙事构思工巧,结构严谨。

不仅如此,我们还应注意到,《左传》中记叙了许多背景相似的政治、军事、外交活动,在这些事件中不同人物的行为和语言凸现了人物个性,表现了不同地域的人文特色,展示了春秋时期社会思想形态的变化趋向。

《左传》中,有姓名可考的近三千人,除了运用带有纪传性质的手法刻画时代中的重要人物之外,它还善于将人物置于相似的事件中,以人物各自的语言、动作、行为显示各自不同的个性。

晋楚必阝之战后,楚国取得了霸主的地位。

宣公十四年,楚国挑畔宋国,其使臣被宋华元杀死,楚国借此包围了宋国:
宋人惧,使华元夜入楚师,登子反之床,起之,曰:“寡君使元之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虽然,城下之盟,有以国毙,不能从也。

去我三十里。

唯命是听。

’”子反惧,与之盟而告王。

退三十里,宋及楚平。

(宣公十五年)
华元杀死楚国使臣,晚上单身潜入敌营。

他陈述时言辞较为急切,简短有力,先是陈说本国的国情,借以暗示其决心,虽然“易子而食,析骸以爨”也不会投降,要以死相拼;接着话锋一转,承诺如果能订立和盟,宋国就会“唯命是听”。

这些表现了华元英武勇敢,同时又较为莽撞的性格,而在另外两次相类似的事件中,阳樊的苍葛和郑国的烛之武却有着不同的性格显现:
阳樊不服,围之。

苍葛呼曰:“德以柔中
国,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

此谁非王之亲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僖公二十五年)
夜缒而出。

见秦伯曰:“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

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

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

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暇,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

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惟君图之。

”(僖公三十年)
这是城濮之战后,晋国成为霸主。

因为阳樊不服,所以派兵包围了阳樊;之后借口郑国曾在重耳流亡时对重耳无礼,又与晋国的竞争者楚国亲近,就联合秦国,围攻郑国。

与华元所处的情境相同,苍葛却在城上对敌军进行谴责,他先比较分析了“柔”与“刑”的效果,指出“柔”对晋国有利。

然后用“礼”来约束晋军,短短的两句话,刚中蕴柔,使晋军“出其民”。

苍葛与华元都是英勇的武将,但苍葛的性格就没有华元那样鲁莽。

而在“烛之武退秦师”中,烛之武“夜缒而出”,作为说客来到秦营中,他的话表面上看完全是为秦国着想。

他先指出郑国将亡的事实,以减弱秦伯的警戒之心。

然后从秦国的立场上进行利害分析,晓之以害:“越国,陪邻;邻厚,君薄”;诱之以利:“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

再重提秦晋两国旧宿,以加深两国矛盾,瓦解两国联盟;最后强调晋国贪得无厌,灭郑之后,又将伐秦。

烛之武这段话摆事实讲道理,运用了对比的方法,层层深入,入情入理,最终使秦军退兵。

和华元的言辞比较起来较为沉稳,缓缓道来,委婉简缓却更见力度。

而烛之武老成持重的形象也跃然纸上。

华元,苍葛和烛之武都不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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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他们在城池被围、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的相同处境下,由于不同的性格,采取了不同手段使敌军退兵。

在这些小事件中各人的个性特点得以闪现,同时又相互辉映,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左传》还通过这样的手法,表现了不同地域的人文特色,如以下两例:
将执戎子驹支,范宣子亲数诸朝,曰:“来,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乃祖离被苫盖,蒙荆棘以来归我先君。

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与汝剖分而食之。

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盖言语漏泄,则职女之由。

诘朝之事,尔无与焉。

与,将执女”对曰:“昔秦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

惠公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毋是翦弃。

’赐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

我诸戎翦除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以为先君不侵不拳之臣,至于今不贰。

昔文公与秦伐郑,秦人窃与郑盟而舍戎焉,于是乎有肴殳之师:晋御其上,戎亢其下,秦师不复,我诸戎实然。

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掎之,与晋掊之。

戎何以不免?自是以来,晋之白役之与我诸戎相继于时,以从执政,犹肴殳志也,共敢离遏?今官之师旅无乃实有所阙,以携诸侯,而罪我诸戎!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晋之能为?不与于会,亦无瞢焉!”(襄公十四年)
夏、晋人征朝于郑。

郑人使少正公孙侨时曰:“在晋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于既位。

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驷从寡君以朝于执事,执事不礼于寡君,寡君惧,因是行也。

我二年六朝于楚,晋是以有戏之役。

楚人犹竟而申礼于敝邑。

敝邑欲从执事,而惧为大犬,日晋其谓我不共有礼,是以不敢携贰于楚。

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虫乔又从寡君以观衅于楚,晋于是乎有萧鱼之役。

谓我敝邑,迩在晋国,譬如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况,寡君尽其土实,重之以宗器,以受齐盟。

遂帅群臣随于执事,以会岁终。

贰于楚者,子侯、子盂,归而讨之。

氵犬目梁之明年,子虫乔老矣,公孙夏从寡君以朝于君,见于尝酎,与执燔焉。

间二年,闻君将靖东夏,四月,又朝以听事朝。

不朝之间,无岁不聘,无役不从,以大国政令之无常,国家罢病,不虞荐至,无日不惕,岂敢忘职?”大国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为口实,其无乃不堪任命,而翦为仇雠,敝邑是惧。

其敢望君命?委诸执事,执事实图之。

”(襄公二十二年)
这两次外交事件颇为相似,姜氏与郑国少正公孙侨的对答异曲同工,但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一个刚毅,一个沉缓;一个直接,一个委婉。

两个民族个性的相异得以展现。

驻戎边疆的姜戎氏有少数民族的外张率直,而地处中原的郑国较为内敛。

《左传》所记的春秋时期,上承夏、商、西周的大统一王朝,下启列国并列,群雄争霸的局面,社会经济基础发生急剧变化,由此带来上层建筑的剧烈动荡,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

隐公十一年,滕侯和薛侯朝见鲁隐公,两人争执行礼先后,最终滕侯以“礼”为依据,争得先行朝礼;
滕侯、薛侯来朝,争先。

薛侯曰:“我先封。

”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后之。

”公使羽父请于薛侯曰:“君与滕君辱在寡人。

周谚有之曰:‘山有木,工则度之;宾有礼,主则择之。

’周之宗盟,异姓为后。

寡人若朝于薛,不敢与诸侯齿。

君若辱贶寡人,则愿以滕君为请”薛侯许之,乃长滕侯。

(隐公十一年)
到了襄公二十七年,晋国和楚国争执歃血明誓的先后,两国针锋相对,据“力”而争,将“礼”抛在一边,不再提起:
晋、楚争先。

晋人曰:“晋固为诸侯盟主,未有先晋者也。

”楚国曰:“子言晋,楚匹也,若晋常先,是楚弱也。

且晋楚狎主诸侯之盟也久矣,岂专在晋?”(襄公二十七年)
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到春秋时期社会由尚礼向尚力的逐渐转变,难怪孔子要感叹“礼崩乐坏”了。

总观《左传》叙事,“剪裁运化之方,斯大备。

”(《艺概・文概》)更可贵的是,它能在叙事时同中求异,异中见同,展现人物的性格、地域的特色和社会意识的变迁。

[责任编辑　刘生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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