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题目北宋皇权与相权的制衡学生姓名冯良良学号0907014038 所在院(系)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专业班级历史092指导教师陈曦完成地点陕西理工学院2013年 5 月 15 日北宋皇权与相权的制衡冯良良（陕理工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历史092班陕西汉中723000）指导教师：陈曦[摘要]：在中国封建社会自秦朝以来的皇权与相权权力分配中，北宋皇帝一方面通过各种手段削弱宰相权力，使宰相无能力和机会威胁自己的统治，从而使皇位永固。

另一方面，宰相又能通过皇帝赋予的权力和政令程序来制约皇帝，防止皇帝滥用权力。

而且北宋皇帝对臣子温柔宽容政策，使他们能无担忧的指出皇帝的过失。

这样就使皇权与相权相互监督制约，以此来维持宋朝稳定的政治秩序，使北宋能在内忧外患中延续一百多年历史。

[关键词]：北宋；皇权；相权；制衡古往今来,人与人、集团与集团之间有太多的博弈，中国自秦朝设宰相以来，君相之间就在为分割权利而进行博弈。

博弈的结果不外乎一方压倒另一方或另一方压倒这一方，双方此强彼弱，但这并不是最好的结果，最好的结果应该是双赢或者是多赢。

博弈双方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达到双方平衡，这才是解决君相权力矛盾的关键和最有效的方法。

中国的封建社会持续两千多年，从秦统一到清朝灭亡，中国的政治模式就一直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在专制主义中有这样一个长期存在的矛盾，而且历代都在寻找处理这一矛盾的最有效的方法，那就是专制主义下的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

皇帝拥有最高统治权，宰相拥有最高行政权，他们两个要分割中央的权力。

人都是有私心的，不愿别人权力比自己大，所以皇权与相权之间是此强彼弱或者此弱彼强的关系，很难达到平衡。

从秦朝到清朝，从君相共治到废宰相，皇权在一步步加强，相权在一步步削弱，这是皇权与相权发展的总体趋势。

但在北宋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关系却很微妙，君相之间能够达到相对程度的制约以至平衡。

宋代，作为历史上争议较多的朝代，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情况下，皇帝与宰相又是怎样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呢？君相之间又是怎样来分割权力的呢？一、皇权对相权的约束“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

”对前代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可以为当朝政治起到借鉴作用。

北宋开国皇帝以“黄袍加身”夺得皇位，自然就不想让别人再有能力与机会来推翻自己。

于是就开始采取措施，制定制度来使自己江山永固，并能传之秋万代。

在进行了“杯酒释兵权”之后，极力降低了武将的地位和职权，使武将再无能力与自己争夺权力。

在解决了武将问题后，皇帝对宰相也不太放心，因为在北宋以前有不少武将夺权的例子，但宰相压过皇帝，甚至宰相夺位的也不在少数，如王莽曹操之类。

于是皇帝就开始想方设法地削弱宰相的权力，加强对宰相的控制。

皇帝对宰相往往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认为宰相对于自己的政权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另一方面处于“唯我独尊”的心理，不允许相权过大，北宋皇帝也不例外。

北宋实行“以文治国”，改变唐代武将在外有战功可入朝为相的传统，实行宰相之职只能由文官担任的制度。

宋太祖说过：“作相需读书人。

”[1]其表面理由是认为武将少知义理，只能带兵打仗，没有能力辅佐皇帝处理朝政，而文人则饱读诗书，通义理，能辅君佐政。

其实这不是最根本的原因，最主要是武将为相，拥兵强势，难以控制，而文人为相，则就不一样。

一方面文人饱读诗书，长期受儒家忠君爱国思想教化，使得他们往往被授予官职后就会对皇帝感恩戴德，不会轻易篡权。

太平兴国五年的进士科苏易简亦云：“雨晴禁署绝纤尘，宴会名贤四海闻。

供职尽居清显地，崇儒同感圣明君……”[2]反映了入仕的文人们对宋初君主的感恩戴德，又怎能会轻易反抗君主呢？另一方面，文人宰相手下没有强兵悍将，而且自己不会带兵打仗，他再怎么折腾，也很难用武力推翻皇帝。

皇帝能轻而易举的控制宰相，防止宰相背着皇帝做威胁皇位的事。

在北宋以前，宰相是皇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宰相对军、政、财各部门事无不统，这使得宰相有能力与机会依靠手中军、政、财权力去控制皇帝。

北宋前期的宰相称为同中书门下章事，宰相议事的场所称为“中书门下”，这里本来是掌管军事政治大权的地方。

宋太祖为削弱相权，将宰相手中的军权分离了出去，转移到新设的机构枢密院。

掌握军权的枢密院与中书门下并称“二府”，对持军政大权，各行其是，地位平等，互不隶属。

把军权从宰相权力中分离出去，能有效的防止宰相拥兵自重，不服皇帝管辖。

此外，又将宰相控制的三司分离出来，也成为独立的机构，三司使定为常设官员，以三司使分取宰相的财权，财权也脱离宰相之手，使得宰相没有威胁皇帝的经济基础。

北宋在中央又设参知政事作为副宰相，太宗时命参知政事与宰相轮流掌印，赴政事堂与宰相议事。

参知政事的设立又分割了宰相的政治大权，使其无法运用政治权势控制朝廷大员。

参知政事与宰相互相牵制，从而使得皇权加强。

对此，翦伯赞总结道“北宋政府为了不使宰相的事权过高，再宰相之下添设参知政事，并把晚唐五代时权宜设置过的枢密使和三司使定为常设官员，以枢密使分取宰相的军政大权，以三司使分取宰相的财政大权，枢密使和中书省对称“二府”，三司使则号称“计相”，枢密使、三司使的事权和宰相不相上下。

”[3]这就是以分权达到集权，以权力制约权力。

北宋为防止宰相专权，对宰相的职权不专任，也不确定宰相人数。

这样皇帝可以任用多个宰相，使每个宰相的权力变弱，而且互不统属，皇帝能个个掌控。

北宋朝廷中宰相的人数一般约在五人左右，或“两参三相”，或“三相两参”，也有情况是“三相”，太宗朝以后三参三相居多。

北宋皇帝对宰相有任免权，“人主之职论一相，一相之职论百官”。

[4] 宰相掌握着百官的统帅权，但宰相的任免权则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

当皇帝认为谁有才能，能任宰相之职，就能直接提拔。

如熙宁初年，反对王安石执政的人不少，认为：“安石为翰林学士有余，出辅弼之地则不可”[1]10221 宋神宗顶住压力，将王安石任命为参知政事，后又把他提为宰相。

但当皇帝对宰相有猜忌，认为宰相之权影响到自身地位时，便会撤换宰相。

北宋皇帝对宰相很难做到坚信不疑，宰相受惩处者，被撤换者都很普遍的，由于皇帝对其仍有一定的信任，于是常常便一纸诏书又将其召回，这就形成了北宋宰相反复登位的现象。

“宰相三入者，赵中令，太祖朝初相，太宗朝两入。

”[5]赵普是北宋的开国宰相，宋太祖发现他有违反禁令，私运木材扩建府邸等行为，更有卢多逊揭发赵普有受贿、包庇抗拒皇命的官员的罪行。

于是便设薛居正、吕余庆为参知政事，监督赵普，不久又罢免赵普的宰相职务。

后来，太宗朝时，赵普又二度入相。

由此可见宰相的升降沉浮以至命运掌握在皇帝手里，相权再大，也不能同皇权等量齐观。

北宋实行了以上政策后，皇权制约着相权，没有哪个宰相的权力与他分庭抗礼。

在北宋不仅无藩镇割据，不听中央号令得武将，而且也没有出现王莽、曹操这类危及皇位的权相，这正是皇帝对宰相的制约所起的功效。

宫崎市定将宋代称为“看不见篡夺”的时代，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吧。

二、宰相对皇帝的制约皇权与相权的矛盾是中国古代体制中最惹人注目的一对恒常存在的矛盾。

一方面，中国自古以来只讲皇权，不讲其他权利。

从理论上说，天下都是皇帝的，其他人包括宰相的权力是得不到任何保障的。

另一方面，以天下之大，即使皇帝他老人家再怎么英明伟大，明摆着应付不了一大摊子的军政事务，所以他必须要指派一个能干的丞相，并以他为整个官僚机构的首脑，为自己处理全国事务。

因此皇帝既防范宰相，但又不得不委任宰相职权，帮助自己处理朝政。

北宋在运用各种方式削弱宰相的权力，使之不威胁皇权，但同时又委以宰相一定权力来治理国家。

在宋初宰相处于位高权重的地位，“宰相之任，所职甚重”。

[6]相权的存在必然会对皇帝形成一定的制约，监督防止皇帝独断专行。

在以后，皇帝对宰相权力有所削弱，把宰相的权力分而治之，但随着现实需要，方便宰相帮助皇帝处理政事，宰相的权力又有所扩大。

权力太分散，宰相无权，想让宰相帮助自己处理事务，宰相也无能为力。

而且权力分散，各项政策，实行起来效率太低，遇到突发事件往往不能及时应对。

处于各种现实考虑，宰相被分割的权利渐渐的又有所集中，使得宰相有权处理全国政务，但也使得宰相有了实权。

在北宋中枢机构具体运行中枢密院只管理军事方面的日常事务，军务上的大事仍需宰相决定。

在财政上，宰相先是过问三司事务，不久被分散的财政权又重新归于宰相，后来三司也在实际中成为宰相的下辖机构。

除此之外，宰相还控制了台谏机构，拥有了人事权，掌握官员的升贬沉浮命运。

从北宋初以后，宰相手中的的兵权、财权、司法权等各种权力渐渐地由分散到最后又集中到宰相手中，宰相就掌握了国家实权。

所以，北宋宰相能够对皇权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使皇帝不能无所顾忌。

有一次，内侍侯莫陈犯事，赵普要诛杀之，宋太宗想庇护，认为“岂有万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然而，由于赵普坚持屡法，结果“帝不得已，命诛之。

”[7]宰相通过皇帝赋予的权力来纠正皇帝的错误，制约皇帝的权限，维护国家的政治秩序稳定公正。

再就制度的限制来说，宰相还可以用制度程序来限制皇帝。

宰相可以要求皇帝依照制度行事，不得随意突破。

按照北宋的制度，政令的形成要有以下几个程序：先由皇帝与宰相以及执政大臣平章，然后经大臣商议，再又由皇帝审阅“画可”，才能发付尚书省执行。

皇帝一般不能直接将诏书发付执行，需按照程序来发行诏令。

否则称为“内降”或“内批”，宰相就会利用制度程序来反对皇帝“内降”。

宋太祖曾提出过中书省文件由皇帝签署即可，结果遭到赵普反对，赵普指出：“此有司所行，非帝王事也。

”[6]宋仁宗时的宰相杜衍，他封还内降：“凡内降与因泽者，一切不与，每积至数十，则造封面还之。

”宋仁宗不仅没有恼怒，反而加以称赞：“其助我多矣。

”[8]皇帝如果按照程序办事，宰相及相关官员一般只知点头，不知摇头，轻易放弃制度赋予自己的权力，不会对皇帝加以干涉。

以上可见，在北宋皇帝并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

皇帝受到宰相等外朝官员的压力，但这并不是宰相能制约皇帝的全部原因。

在封建社会，如果皇帝强制实行，不按合理程序颁布命令，又有哪位宰相能够阻止。

相权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皇权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皇帝对政治态度温和以及对宰相的宽容，允许他们指出自己的不足。

在中国历史上，北宋政治似乎与秦朝政治是走了两个极端，制度没变，但是具体操作上有巨大区别。

北宋政治多了许多温和，少了许多残暴和血腥。

政治的相对温和与宽容，使得北宋宰相在一定程度上能制约皇帝。

宰相敢于指出皇帝的过失，对皇帝错误的命令不执行，而没有性命之忧。

宋代诸位皇帝与士大夫之间的关系的和谐是历史上少有的，君臣之间避免了暴力和血腥。

据说，宋太祖有“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人”的规定，宋的士大夫及后世文人对此也津津乐道。

王夫之曾说过：“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昭子孙，终宋六世，文臣无欧力之辟。

”[9] 史载：“常奏荐某人为某官，太祖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