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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报/2000年/07月/11日/第003版/
妇女论坛
社会变迁中的女性价值观
徐安琪
随着经济向市场的转型,女性的生存和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资源的重新分配、激烈的社会竞争和多元人生选择也使她们的性别态度和行为特征发生或多或少的衍变。

本文将利用新近完成的一项对上海近千名已婚男女多阶段分层抽样调查中的部分资料,考察上海女性的性别态度及其两性的性别差异。

研究和统计结果表明,上海男女在态度层面的两性平等远未达到理想境界,这主要反映在:
对女性参与政治或管理能力的偏见
被访者对“男性比女性更适合当领导”持肯定回答的高达54.4%,明显高于40.7%的持否定意见者(另有4.
9%为讲不清)。

对女性跻身管理阶层持怀疑态度的在上海仍居主流实令人吃惊。

这无疑与当今社会的权力结构依然以男子为中心不无关系,以往推行的按一定性别比例保障女性参与管理的倾斜政策,被认为是对女性的照顾、优待。

一些组织、人事部门对女性的管理能力及参政成绩存有偏见,“女性素质差”的思维定势更积淀于男士尤其是男领导的心理深层。

而妻子对“男性比女性更适合当领导”持否定态度的比例与丈夫无显著差异,主要是因为社会对已婚女性的家庭角色职责赋予更高的期望,她们因此承担了更多的义务,为家庭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于是也对职位升迁和政治参与少有向往和追求。

女性对社会权力的淡漠反应和消极态度,无疑将影响她们的职业成就欧和政治进取心,也难以改变女性的资源劣势和社会地位,并将使两性的协调发展受到限制。

女性风险意识和竞争意识的缺乏
调查结果证实女性在市场竞争中的风险意识远逊于男子,她们在对“投资是冒险的事,应该尽量避免”作判断时否定或基本否定者为29.6%,男子则高达42.4%。

此外,青年女性的风险意识则比中老年女性明显增强,这主要是因为经济体制改革使个人的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不再由政府或单位包下来,女性因怀孕、生育而在劳动力市场处于劣势,产生结构的调整也使女性下岗、待岗、待退休和失业递增,而以往用行政手段对女性实行的倾斜政策也难以在不同经济成分所有制的企业推行,青年女性已不再如中老年女性那样,对社会和单位所提供的特殊保护抱有奢望,她们的依赖心、照顾欲已明显减少,而危机感、竞争心和自立、自强的意识则在增强。

对性别角色规范的刻板认同
上海家庭的夫妇大多为双职工,男外女内、男主女从的传统性别规范已不再为主流文化所倡导,但我们的调查结果仍显示,两性的角色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固守着因袭的性别认同,如有19.6%的被访者首肯“当工作和家庭生活发生矛盾时,女性应放弃工作”,36.3%的男女认为“家庭中的大部分重要事情应该由男人来决定”,而在对“如果夫妻中有一人要下岗的话,应该让妻子回家”作判断时持赞同态度者竟占63.5%。

在上述三项态度测定中,女性的否定倾向均高于男性,尤其是对“当工作和家庭生活发生矛盾时。

女性应放弃工作”的判断,男性持肯定回答的高达26.5%,而女性仅占12.8%。

此外,城市女性的性别角色态度较农村女性更现代、平等和独立。

对女性家庭地位的失允评价
以往的多项研究均表明上海女性在家庭中已获得平等地位,她们扮演家庭主角的已超过男性。

本研究再次证实,上海近50%的夫妻权威模式为平权型,城市家庭女性拥有更多实权的超过男性(前者占31%,后者为20%),而农村家庭则相反(前者占11%,后者为39%)。

上海女性的家庭地位是与她们所拥有的资源及角色胜任相对应的,然而,一些传媒及市民却担忧女权日盛将危及大丈夫的尊严,并对女性的家庭主角地位给予了有失公允的负面评价。

统计表明,3 3%的被访者认为“上海家庭的妻子地位已经过高”,其中男性持肯定态度的更多些,达39%,明显高于女性的27%。

本研究的调查结果证实,上海的两性平等虽在全国已位居前列,但男主女从、男强女弱、男外女内的性别认同仍潜隐于人们的意识层面,其中男性,农村被访者更倾向于维持因袭的性别角色模式,其性别态度较传统、保守,而女性往往对社会价值缺乏高层次的追求,在双重角色发生冲突时也易按照社会期望认同传统的角色规范。

青年女性除了风险意识较强外,在大多数性别态度项目上未显示出比中老年女性更现代、平等和独立的倾向,这是否与近年来女性就业难度加大,下岗、待业及提前退休增加,继而使男性资源递增相联系(本研究男性下岗、失业者占6.0%,女性为12.4%;其中35岁以下男性下岗、失业者占2.7%,女性达23.3%),抑或与社会文化呼唤温婉柔顺、小鸟依人般的女性角色回归有关,还尚待讨论。

此外,“妇女就业超前论”、“女工影响效益论”。

“特殊保护有害论”和“经济发展代价论”
的学术反思和理论误区,也加剧了对女性社会角色的负面评价。

“妇女回家”、“阶段就业”和“二保一”方案的轮番提
倡,丰乳瘦身、性感妩媚、时尚包装的消费文化导向,亦对性别意识复归传统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大众传媒对海派丈夫“系围裙”、“藏私房钱”、“妻管严”的渲染和揶揄也强化了人们对“上海女性家庭地位过高”的偏颇认同。

因此,不仅女性应透过法律平等和家庭中“阴盛阳衰”的表象,清醒地意识到事实上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及其潜隐在背后的历史文化动因,为追求更高层次的、全方位的两性平等而努力。

而社会也应不断清除历史文化遗存的以及转型期新出现的性别歧视和偏见,在制度保证、社会结构和文化层面上优化实现男女平等的社会环境,使两性的发展更为协调、平衡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