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广东警官学院专业：法学班级：2012级法学六班浅谈中国民主政治的探索民主是个好东西，它是按照人民的意志来进行政治统治，并以此来区分一人专政的君主制和少数人执政的贵族制。

在我们中国，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我国人民对于民主的理解日益深化，民主已经不再停留于激昂的语言和恢宏的构想，而是要更加注重于具体的运作程序和路径选择。

中国政治民主的现状：韦森先生（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曾说：“在过去30年里，一方面，我们的经济已经市场化了，一些领域甚至过度市场化了，如教育的市场化，文化的市场化，宗教的市场化，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行为的市场化；另一方面，我们的政治民主化水平还很低，还不能与“经济的市场化”相匹配，政治民主化这个轮子还没‘安装’好。

”中国大陆搞市场化改革已经20多年了。

这20多年的改革呈现给人们的是物质充盈的市场，多姿多彩的生活，人员流动的自由。

中国老百姓充分地尝到了市场经济的好处。

然而，中国人在品尝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之时也发出了一些不满的声音，老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人们对现状不满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其中主要的不满情绪是针对一些党政领导干部腐败行为和黄、赌、毒、黑社会现象日益加重而来的。

人们的不满需要得到发泄，这就需要发泄的渠道和途径，国家与社会能不能给公民提供这样的渠道和途径，就要看政治体制的作用了，而人民民主的政治体制应该并且能够给人们提供这一类的渠道和途径。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存在不好的政治表现：（1）一些党政领导干部民主意识很差，有些人甚至存在着反民主的倾向。

①在党和国家领导部门中一些身居要职、掌握大权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进行损害自己利益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愿意下放和转移应该交出的权力。

这些“顽固掌权者”给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带来相当大的阻力。

②选举很形式化，选举前早已内定，选举时打好招呼，选举后公布结果。

倘若选举结果仍与内定结果不一致，作废重选。

说得有点夸张，不过大致流程就是这样。

③有些领导干部只希望用制度和法律监督制约别人，不愿意让制度和法律约束自己。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开会也在走形式，对人民群众负责的代表制度实际上徒有虚名。

④在领导干部那里，“民主”的口号喊得多，落实得少。

“民主”一词在共产党和政府的文件、报告之中出现得不少，但在具体的制度、机制和操作上却落实得很不多。

（2）工人群众很难参政议政。

中国宪法规定：“工人阶级是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者。

”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则很难看到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作用。

企业是厂长经理说了算，工人只是听从指挥，从事生产。

而所谓的公会，只是让大家搞搞娱乐活动，开个晚会什么的，根本就没有维护工人群体的利益、替工人群体说话的影子！社会上，工人属于收入较低的社会群体。

在国家层面，由共产党组织、国家权力机关和中央政府做出决策。

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的地方则由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领导说了算。

想想农民工的境遇，也不难看出他们在整个社会的弱势地位。

（3）农民群众几乎没有参政议政的条件。

中国宪法确立了工农联盟的原则。

但就总体而言，中国农民群体的收入最低，文化水平最低，生活状况也最差。

直到今天，大多数农民对政治不感兴趣，对自由、人权、民主这些词汇更感陌生，觉得这些东西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

在日常生活的各种纠纷和争执中，农民更倾向于用“私了”的办法私下里解决，而不懂得用法律和民主的手段解决问题。

现行的村民自治，对于强化农民的民主意识和增强农民的自我管理能力有一定作用，但是，村民委员会管理农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村委会人员的素质。

有好素质的村长和村委会委员，农民的利益可以得到较好的保护。

若是村长和村委会委员素质较差，或者出现宗族势力或黑社会控制村民委员会的情况，农民的利益就更难得到保障了。

另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大批农民离开土地到城市里打工的现象。

进城打工的农民处于分散状态，而且流动性很强。

这些处于边缘地位的弱势群体，没有什么人和组织来代表他们的利益，也没有什么组织或机构来专门管理他们。

对他们来说，根本没有什么民主权利可言。

（4）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找不到有效的参政议政渠道。

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是中国市场化改革中新兴的两个阶层。

随着合法地位的存在和经济实力的上升，他们很希望通过参政议政来表达和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他们在政治上几乎找不到表达自己利益的制度、渠道和手段，有些人只好通过“权钱交易”等手段来实现和保护自己的利益。

这就为腐败现象的滋生留下了温床。

（5）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意识增强，但是民主议事的制度和机制很不完善，网上言路不开放。

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增强了人们的主体意识和自由观念。

社会政治生活的逐步宽松和电子网络技术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发表言论的空间，也就是我之前所说的人们需要发泄的渠道和途径。

从事工程技术和自然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为中国的经济和科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而从事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和研究知识分子，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他们的科学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活，还为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方针和决策提供了有益的咨询和参考。

但是，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制度和机制还很不完善。

全国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知识分子的代表有限，缺少讨论、质询和咨议制度。

而政协和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常常流于形式。

各种领域里的智囊库机制没有建立和完善起来。

全国还没有形成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决策咨询和信息反馈的系统和网络。

所以，为知识分子提供的参政议政渠道还很不够。

中国政治民主的良好表现：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也是我国选举制度不断改革、完善，选举质量不断提升的三十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掀开了新的一页。

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该法将直接选举由乡级扩大到县级，把等额选举改成差额选举，增加了选举或代表联合提名，允许用各种合法方式宣传代表候选人，实行无记名投票。

1982年至2004年，我国对选举法进行四次修改，缩小了城乡每一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比例差距，明确规定代表候选人的宣传方式，将全国人大代表名额限制在3000人以内，缩减各级人大代表名额，简化选民登记手续，恢复代表候选人预选制度，明确预选后实行差额选举。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逐渐实现了从形式性选举向实质性选举的转变，选举逐渐成为体现公民意志、反映选民利益、评价权力握有者执政绩效和实现权力平稳更替的手段。

三十年来，我国选举的广泛性、公平性和竞争性逐渐增强，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的选举获得了同步发展，选举“从广大农村蔓延到乡镇和城市社区”。

目前，我国享有选举权的公民占适龄人口的97%以上，流动人口选举权问题通过选举制度改革与创新正逐渐得到解决，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开始在各个层次立法机构中获得发言权，城乡人大人口选举比例由4：1变成了1：1，投票方式由公开投票转变为秘密投票，全部赞成或一致同意的状况逐渐得到改变，反对票开始出现。

在基层民主实践中，我国许多地区的候选人开始通过与选民见面、电视演讲、张贴竞选海报等各种方式让选民了解其情况，阐述其政策主张。

“民荐候选人”开始自主竞选基层人大代表，越来越多的选民自主地加入竞选者的行列，以寻求更为高级的话语系统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我国直接选举扩大到县一级，实现了由等额选举到有限的差额选举、单纯的“组织提名”候选人到“组织提名”和“联合提名”候选人的转变。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中国政府逐渐确立责任政治观念并将其制度化的三十年。

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意识到，“党和国家的各级机关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无人负责。

”他呼吁必须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做到责任到人，权责统一，量才授予职责。

三十年来，中国政府做了大量努力来承担责任。

中国政府先后经过了六次（1982～2008）重大改革，精简并合理设置机构，转变政府职能，逐渐实现了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从管制政府向服务政府的转变，建立了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定的行政决策机制，通过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公示制度、听证制度、评估制度来提升公共决策的质量。

我国各级政府通过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加强电子政务建设，颁布和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保障公民的知情权；通过推动行政法制建设，颁布了《新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国家赔偿法》、《行政许可法》来规范政府行为；通过建立绩效考评制度、政府官员引咎辞职制度、责任追究机制，确保政府对人民承担责任。

“初步统计表明，先后有2000多名官员因为SARS危机中的失职而受到撤职或其他形式的处分”.三十年来，我国政府绩效评估逐渐实现了由政府占主导地位的评估向政府和公民相结合的评估、由政府自身内部评估向公民社会外部评估、政府自我封闭的评估向社会公众开放的动态评估的转变。

人大对政府的外部监督进一步加强，通过建立代表持证视察制度、代表接见选民日制度、代表对原选举单位的述职报告制度等来了解人民对政府的期待，通过加强人大的地位，充分保障人大代表的询问权、质询权、罢免权、批评权，促使政府对人民的需求做出回应。

三十年的改革实践证明，中国政府对人民负责任的能力逐渐提升，中国政府所治理的社会实现了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正在为缩小贫富分化，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而努力。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也是大众传媒市场化改革取得重要进展的三十年。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大众传媒不发达，功能单一，独立性差，单一所有，高度集中管理，传媒所有权、财权和人事权归属于党政机关，主要承担着宣传党和政府政策的功能。

在极左思潮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大众传媒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通过实行“自下而上、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社会传媒数量从少到多，从垂直的单一结构走向多品种多层次的结构，传媒运作正逐渐实现从以传者为中心向以受者为中心的转变。

通过市场化改革，大众传媒获得了较多的人权、财权和节目管理权，融资渠道更加多样化，在充分利用国有资本的同时，可以“有效地吸纳系统外社会资本和境外资本”。

正是由于大众传媒经济来源发生了变化，促使大众传媒的角色认知和功能的转变。

大众传媒要通过增加收视率来提升广告收入以维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考虑群众的需求，倾听群众的心声，向政府反映群众的诉求。

大众传媒不仅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也是人民群众的喉舌，既要报道领导人的活动，更要反映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

市场化改革使大众传媒必须在政府与公众之间寻求平衡，通过反映社会现实表达人民群众的诉求来建立公信力。

大众传媒正在成为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力量，在辨认公共问题，检视政府回应民意的程度，改善政府公共决策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十年来，大众传媒的分类和定位更加明确，更加注重社会公众的需求，不断追求“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