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总第177期)中国人价值观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X金盛华1,辛志勇2(1.天津师范大学心理与行为研究中心,天津　300074、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北京　100875;2.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太原　030006) 摘要:心理学领域中国人价值观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在几个方面特征明显。

首先,在价值观的理解上,研究者倾向于采用借鉴西方和吸收哲学界定义两种方法,没有形成心理学领域共同认同的界定;第二,在研究取向方面,与社会层面和个体层面的价值观研究相比,文化层面的价值观研究占主流地位且影响较大;第三,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除理论研究外,实证研究主要以问卷法为主,研究对象多取自青年群体尤其是大学生和中学生群体,研究地区也多局限在几个主要的大城市,并且,共时性现状研究明显多于历时性的追踪研究;第四,在研究内容方面,综合性研究要多于某单一价值观纵深探讨;最后,中国人价值观研究的进一步走向将是建立概念共识、强调方法的多元化和历时性追踪研究,并重视探讨价值观和行为的关系及价值观教育问题。

关键词:价值;价值观;价值取向;中国人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3)03-0056-09在西方心理学领域,价值观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1],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G .W .Allport )和阜农(P .E .Vernon )采用德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斯普兰格(E .Spranger )对人的六种分类(经济的、理论的、社会的、审美的、宗教的、权力的)制订了一份“价值观研究量表”,进行了具有开创意义的价值观研究。

20世纪50年代,由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提出的价值观定义在西方心理学界确立了支配地位,从操作层面对价值观的各种定义进行了整合。

20世纪70年代,罗克奇(Rokeach)把价值观理解为一种信念,更重要的是,他把价值观分为终极价值观和工具性价值观两个方面,开始了从维度而不仅仅是从内容上对价值观的分析和测量,使价值观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2]。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施瓦茨(Shalom H .Schwar tz )为代表的价值观研究者从需要和动机出发来解释价值观的深层内含,试图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具有普遍文化适应性的价值观的心理结构[3]。

因此,从整体上看,西方心理学在价值观研究方面有一个清晰的发展脉络。

在我国心理学领域,长期以来关于中国人价值观的研究也已有不少成果问世,但在对这56X 收稿日期:2002-04-08作者简介:金盛华(1958-),男,江苏省盐城市人,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当代中国国民价值取向与精神信仰问题研究。

”项目批准号:2000jdxmxlx003。

天津师范大学心理与行为研究中心资助。

些成果的总结、评价和分析方面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已有的一些综述性文章要么是专门对西方价值观研究的总结和评述(郑刚,1996)[4],要么虽然是在总结中国人价值观的研究,但其总结和评述范围仅仅是对港台地区以及国外学者对中国人价值观的研究,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很少涉及(Bond,M.N.1986,1996)[5]。

还有一些文章虽然也重点考察了中国人价值观的研究发展状况,但其考察对象偏于研究内容,比如只关注中国人价值观研究的一些宏观结论,其他诸如方法学、研究的地域性、研究对象的特点等问题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并没有呈现出中国人价值观研究的整体特征(杨宜音,1998)[6]。

另外,近几年来,价值观的研究又有一些新的成果问世(如翟学伟,1999)[7],重新进行总结和评价也是十分必要的。

一、中国人价值观研究的现状(一)价值观基本概念的界说(1)价值　心理学领域研究价值观问题往往从价值的操作定义开始。

从哲学角度看,对价值的界定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主体说,即认为外界事物有无价值的评判主要在于主体的感受和体会;二是客体说,认为价值主要是客观事物本身就有的一种属性,不会以评判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三是关系说,认为对事物有无价值的评判要取决于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也即客体的属性和主体的需求之间是否具有一致性和适宜性。

在我国大陆及港台心理学界,绝大多数学者赞成第三种观点(杨德广,1995)[8]。

这种观点既强调在价值形成中主体的需求、动机、知识和经验的重要性,也强调事物的本质属性,而且还充分考虑到了二者间的互动关系即动态变化过程。

(2)价值观　我国心理学工作者所采用的价值观定义往往有两种线索背景。

一般来讲,港台学者多倾向于直接引用西方学者的定义,这其中尤以克拉克洪、罗克奇、施瓦茨的定义最为流行。

克拉克洪(1951)把价值观界定为一种外显或内隐的,有关什么是“值得的”的看法,它是个人或群体的特征,它影响人们可能会选择什么行为方式、手段和结果来过日子。

罗克奇(1951)则认为价值观是指一般的信念,它具有动机功能而且不仅是评价性的,还是规范性的和禁止性的,是行动和态度的指导,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现象。

施瓦茨(1998)认为价值观是合乎需要的超越情境的目标,在一个人的生活中或其他社会存在中起着指导原则的作用。

大陆心理学工作者除引用西方的价值观定义之外,也有一些研究者借鉴哲学上对价值观的界定。

如黄希庭(1994)认为价值观是:人们区分好坏、美丑、益损、正确与错误,符合或违背自己意愿的观念系统,它通常是充满情感的,并为人的正当行为提供充分理由[9]。

对以上国内外研究者所倾向采用的价值观定义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研究者视角不同对价值观概念的界定也存在一些差异,这说明了价值观问题的复杂性。

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一些共识:1)从价值观的主体角度考虑,它既可能是一种个体现象也可能是一种社会现象,还可能是一种文化现象;2)从价值观的表现形式看,它既可能是外显的也可能是内隐的;3)从价值观的功能看,多数研究者认为价值观对行为具有导向作用;4)从价值观的层次性上看,它具有超越情境的特点,而态度具有情境性,所以,价值观要比态度更抽象更概括,但与价值观相比,态度和行为的距离更近。

这些特征应该是我们在给价值观下操作定义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3)价值取向　章志光(1993)认为,价值取向是个人内心关于事物对自己、对社会的57意义和重要性的认识倾向,是个人内化了的价值观,对人的行为起着重要的调节与定向作用[10]。

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价值观与价值取向两个概念之间既有共同点也存在差异。

关于这一点,台湾学者李亦园和文崇一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价值观仅注重情感(affection),而价值取向不仅注重情感还注重认知(cognition)和方向(direction)[11]。

因此,理智抉择和方向确定的介入使得价值取向具有了动态性的特点,也更容易导致某种相应行为的产生。

(二)关于中国人价值观研究的基本结论价值观的研究,学术界普遍认为存在文化、社会、个体三种研究取向。

三种研究取向在切入角度、内容选择和方法技术等方面都各有自己的侧重。

一般来讲,文化层次的价值观研究是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文化积淀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进行分析评判,从中梳理出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观及价值取向。

从事这种类型研究的多数是一些文化人类学研究者,也有一些社会学者和社会心理学者参与其中;社会层次的价值观研究其对象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其研究宗旨在于反映一种时代变迁,一种体制、政策及自然环境变革所导致的价值观变化,所以在这种类型的研究中一些社会地址性特征如经济状况、职业类型、生活区域、文化特点、政治制度、政策变革等因素就成为重要的考察对象。

从事这种类型的研究者多数是一些社会学者和心理学者;个体层面的价值观研究并不过多特意考察文化、时代特点这些因素,而是将个体自身特征因素如自我概念、需要动机、认知风格、生命历程、生活满意度以及行为等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其宗旨在于从个体间共有属性的角度探讨价值观的形成和作用机制。

这种类型的研究以心理学研究者居多。

1.文化层次的中国人价值观研究由于多学科研究者的参与,在中国人价值观研究的文献中,文化层面的价值观研究最多,反响也最大。

以下对这些研究结果作简要的阐述。

(1)以己为中心的价值观费孝通先生于1947年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被认为是对传统中国人价值观的最深刻、也最贴切、最形象的阐述。

这一概念在心理学界影响深远,至今仍是每一个从事中国人价值观研究者必须掌握的重要文献。

费孝通认为,中国人是以“己”为中心,就像把一粒石子投入水中水面出现的波纹一样,最中心的是自己,然后“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12]。

关于中国人以己为中心的价值观,当代的一些心理学者也作了进一步的探讨。

杨中芳(1991)就认为:“中国人是非常重视自己的,它不但是个人行为的原动力,也是理想社会达成的工具”[13]。

(2)以社会、关系、情境为中心的价值观但正如杨中芳所言,中国价值体系中的“自己”与西方价值体系中的“自己”并不完全一样,西方人的“自己”是以表达、表现及实现“个己”为主,而中国人的“自己”是以实践、克制及超越转化的途径,来使“自己”与“社会”结合。

因此,中国人的自己是可以扩展的,不仅包括个体自身,还可以推及到家庭、亲戚、朋友,甚至家族和宗族。

从这一角度看,中国人又是社会取向、关系取向或情境取向的。

杨国枢(1992)曾把人类社会比作一个生活圈,认为在这个生活圈中人们有两种不同的主要运作方式,一为个我取向(individual orientation),这种取向是以自主性为重,强调的是个体如何经由支配、控制、改变及利用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以满足自我的欲望、兴趣及情58绪。

一为社会取向(social or ientation),这种取向是以融合性为重,强调的是个体如何经由顺服、配合及融入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以与环境建立及保持和谐关系,甚至化入环境而为一。

杨国枢认为中国人是比较典型的社会取向。

这种取向具体表现为家族取向、关系取向、权威取向和他人取向四个次级取向[14]。

何友晖等(1991)则认为传统的中国人强调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来界定自己的身份,例如“我是某某的儿子”,“我是某某的学生”,“我是某某的朋友”。

何友晖将这种以关系界定的身份,称作“关系性身份”,也把中国人的这种取向称为“关系取向”。

事实上,文崇一、金耀基、杨国枢等也都持有基本类似的观点[15]。

许光(1963)从人们人生中以何者为依赖对象的角度概括了人类生活的三种处世态度,即个人中心、情境中心和超自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