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北魏孝文帝改革一、教学目标①课标要求：北魏孝文帝改革的背景内容和历史作用②重点：孝文帝改革中创建新制和移风易俗③难点：理解迁都洛阳在整个改革中的地位二、课前阅读1.北魏孝文帝传北魏孝文帝（467-499）即元宏。

或作拓跋宏。

北魏皇帝。

公元 471-499 在位。

鮮卑族。

獻文帝長子。

皇興五年（471），即帝位，改元延興。

時年幼，由祖母馮太后臨朝。

太和九年（485），實行均田制。

次年立三長制。

十四年，太后死，乃親政。

十七年，由平城（今山西大同東北）遷都洛陽（今屬河南）。

此後幾年中，大力推行漢化：禁鮮卑語，凡朝廷官員年三十以下者均須講漢話；禁鮮卑服，令著漢人服裝；改胡姓為漢姓，以拓跋氏為元姓等；令南遷鮮卑人改籍貫為洛陽人，死後葬於洛陽；鼓勵與漢人通婚，自己與諸皇弟均娶漢世家大族女為妃；行門閥之制，以鮮卑八姓和漢五姓為最高門第，凡廝養之戶不得與士民為婚；參照漢、晉、南朝典章舊制，審定新律令、官制及朝儀。

又督勸田疇，分遣侍臣巡訪民間，賜貧窮孤老以粟帛。

親祠孔廟，至太學問博士經義。

為推行改制，曾處死太子恂，又平定鮮卑貴族元隆、元業及官僚穆泰、陸叡等人之叛亂。

雖戎馬倥惚，仍喜好讀書，舉凡五經、史傳、百家之言，無不該涉。

坐講儒學，善談《老》、《莊》，尤精於釋義。

詩賦銘頌，任興而作。

聽覽政事，從善如流。

又多力善射，屢興兵南攻齊，欲成一統之業。

二十三年，復親征齊，病死於谷塘原行宮。

謚孝文帝。

廟號高祖。

北齐官修正史《魏书》魏收的评价是：“史臣曰：有魏始基代朔，廓平南夏，辟壤经世，咸以威武为业，文教之事，所未遑也。

高祖幼承洪绪，早著睿圣之风。

时以文明摄事，优游恭己，玄览独得，著自不言，神契所标，固以符于冥化。

及躬总大政，一日万机，十许年间，曾不暇给；殊途同归，百虑一致。

至夫生民所难行，人伦之高迹，虽尊居黄屋，尽蹈之矣。

若乃钦明稽古，协御天人，帝王制作，朝野轨度，斟酌用舍，焕乎其有文章，海内生民咸受耳目之赐。

加以雄才大略，爱奇好士，视下如伤，役己利物，亦无得而称之。

其经纬天地，岂虚谥也！”2.改革的背景（一）改革的重要前提——北魏崛起与统一黄河流域1．北魏的崛起（315年—386年—398年）2．北魏统一北方（439年）424年，太武帝拓跋焘即位后，戎车屡动，频频征讨，431年灭夏国，436年灭北燕，439年灭北凉。

自西晋灭亡以后，北部中国纷纷扰扰了一百二十余年，至此复归于统一。

北魏重新统一北方，创造了一个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为各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

拓跋部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受到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随着黄河流域的重新统一，自拓跋珪时就已开始的封建化进程在拓跋焘统治时期出现了一个飞跃。

拓跋部封建化的主要途径是与汉族士人相结合，吸取汉族传统的统治思想、经验和政治制度。

拓跋焘统治时，将这种合作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拓跋焘统治时期通过兼并战争，搜罗各个割据政权中有才识的汉族士人为己所用。

说明：北魏崛起并统一黄河流域不仅为其全面推行改革提供稳定和广泛的空间，而且对社会生产力的推动，正是加速北魏进行封建化改革的关键。

同时，对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促进，更使他们认识到汉族文化的先进方面，成为汉化改革的重大前提。

正是在以上因素影响下，北魏统治阶级一开始就注重汉化改革，并不断推进！（二）改革的必要性——北魏统治面临危机1、民族矛盾激化——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每有骑战，驱夏人（汉人）为肉篱。

”在战争时，往往驱使汉族和其他各族的人充当步兵，在阵前冲锋，鲜卑骑兵则在后督阵，并任意纵马践踏。

2、阶级矛盾尖锐（1）政治上实行宗主督护制（地方宗主与中央政权的矛盾）①形成：北魏进入中原，任命豪强地主出任宗主，督护农民纳税服役，形成宗主管理的基层组织；②影响：统一初期，利于巩固统治；长期以往，豪强地主往往隐瞒控制人口，逃避赋税徭役，严重影响了封建国家的赋役收入和徭役征发；（2）经济上赋税制度上的混乱（广大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北魏前期征税，分为“三等九品”。

九品是根据资产多少而规定的赋税高低的品级，三等是按不同等第将税送到不同地区。

可是实际在征税时，并不按这个九品征收。

一方面，这是由于世家大族已经隐瞒了大量的田地和人口，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贫富莫辨的情况，另一方面，也由于官吏们畏于权势，多与地主勾结，地主所交纳的不多，而广大劳动人民却负担沉重。

概括：在当时内忧（阶矛、民矛激化，政、经危机）外患（北方柔然进攻）、统治不稳（人民起义，社会动荡）的现实状况下，如何巩固统治是统治阶级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三、教学过程1.历史背景(1)北魏统一黄河流域(2)北方出现了民族大融合趋势(3)前人的改革奠定了基础(拓跋珪改革)；开始了封建化的进程。

(4)冯太后与孝文帝的努力。

2.面临问题(1)落后政治制度与先进文明冲突问题；(2)民族矛盾问题、风俗习惯差异问题；(3)北方生产关系，经济发展凋弊问题；4北魏孝文帝看清了历史发展的潮流，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冲破保守势力、习惯势力的阻挠，放弃本民族的旧俗，接受先进文化，大力推行改革，他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改革者。

5、认识：1）、先进必然战胜落后；2）、民族融合与孝文帝改革互为因果关系；3）、改革必须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4）、任何改革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都具有曲折性。

6、迁都洛阳⑴原因①政治：旧都保守势力强大，阻挠改革；②经济：旧都经济落后，粮食供应困难；③军事：旧都受到北方柔然的骚扰和威胁；④地理：旧都偏居塞上，经略中原困难。

⑵影响：（1）使洛阳成为政治、经济中心。

打击了保守势力，有利于巩固前期的改革成果，有利于进一步推行深层次的改革；是整个改革的关键和后期改革的前提。

有利于巩固对中原的统治，促进民族融合，使中华文明得到进一步发展。

（2）败坏了社会风气，使鲜卑贵族染上了魏晋门阀士族的恶习，政治日益腐败。

迁都耗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造成统治集团的分裂，为北魏的分裂埋下了隐患。

7.移风易俗1、重点：改革风俗习惯，学习汉族典章制度、生活方式，接受汉文化2、主要措施1）易服装：鲜卑贵族一律改穿汉装2）讲汉话：断诸北语，一从正音3）改汉姓，定门第等级：4）通婚姻：通过政治联姻把两族的利益和命运联在一起，以巩固统治。

5）改籍贯：迁居到洛阳的鲜卑人一律以洛阳为原籍。

3、影响1）促进了鲜卑人对汉族文化的认同；2）争取到汉族地主对北魏朝廷的支持；3）推动了政权向汉族王朝统治模式的转化；（封建化进程）8.古代民族融合从经济角度讲，民族融合就是少数民族由游牧经济转向农耕经济的过程；从习俗角度讲，民族融合就是少数民族汉化的过程；从政治角度讲，民族融合就是少数民族政权封建化的过程；从整体社会发展角度讲，就是少数民族封建化的过程(双向进行)四、读后思考孝文帝拓跋宏是虔诚的汉文化迷恋者，史载：其“雅好读书，手不释卷。

五经之义，览之便讲。

学不师受，探其精奥。

史传百家，无不该涉。

善读庄老，尤精释义。

才藻富赡，好为文章。

诗赋铭颂，任兴而作。

”(《魏书·高祖纪》)这虽不乏溢美之词，但孝文帝爱“文化”胜于扬“武化”，当属不争的事实。

这样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他主政后大搞“全盘汉化”，乃是必然的选择。

迁都洛阳后，孝文帝即开始雷厉风行推行他的汉化措施了。

其重点，是彻底改变鲜卑族原有的风俗习惯，毫无保留地学习和采纳汉族的典章制度和生活方式，全方位促进鲜卑族接受汉族文化。

其具体的措施有：1，易服装，公元495年，他下诏禁止士民穿胡服，规定鲜卑人与北方其他少数族人一律改穿汉族服装。

他还自己带头穿戴汉人服饰，并在会见群臣时，“班赐冠服”。

2，讲汉话。

孝文帝正式宣布以汉语为“正音”，称鲜卑语为“北语”。

要求朝臣“断诸北语，一从正音”，明确宣布“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

”“若有故为，当降爵黜官，各宜深戒。

”认为“如此渐习，风化可新”。

(《魏书·高祖纪》、《魏书·咸阳王禧传》)。

3，改汉姓。

太和二十年496年正月，孝文帝拓跋宏下诏改鲜卑复姓为单音汉姓：“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

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

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

诸功臣旧族自代来者，姓或重复，皆改之。

”(《资治通鉴》卷一四0《齐纪六》)从此之后，鲜卑族姓氏就与汉族完全相同了。

4，定族等。

孝文帝拓跋宏对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情有独钟，在改汉姓的基础上，他参照汉族门阀制度的做法，来确定鲜卑族的门第高低，并据此来选拔人才，任命官吏。

“诏黄门郎、司徒左长史宋并定诸州士族，多所升降。

”(同上)5，通婚姻。

孝文帝为了使鲜卑与汉族两族进一步融合，还大力倡导鲜卑人与汉人互通婚姻。

他身体力行，带头示范：“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

”(同上)此外，他还亲自为六个弟弟聘室，六个王妃中，除次弟之妻出于鲜卑贵族外，其余都是中原的著名汉族大士族。

通过这种联姻把两族统治者的利益与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巩固统治。

6，改籍贯。

拓跋宏还颁布诏令，规定凡迁徙到洛阳的鲜卑人，死后要埋葬在河南，不得归葬平城，从而来有效切割鲜卑人与平城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也保证了其后代的籍贯从此改为洛阳而不再为平城人。

正因为北魏孝文帝改革存在着这么多的问题，对鲜卑拓跋氏的前途尤其是毁灭性的一场灾难，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对其持否定批判态度的不乏其人，代有相传。

宋代的马端临、叶适，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清代的赵翼等人，均在自己的著述中痛加斥责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全盘汉化”的做法，认为这完全是“急于有为，不计阶除，不本土俗，不量难易”，结果自然是“昧先后，失名实，不安于本而眩其末”、可谓“好名慕古而不实见国家大计，其害至此”（《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十四）。

他们一致强调孝文帝改革的后果是悲剧性的：“国势之衰，实始于此。

一传而宣武，再传而孝明，而鼎祚移矣。

盖徒欲兴文治以比于古帝王，不知武事已渐弛也”（《廿二史札记》卷十四）；“然亦竟十余年而国为墟矣”（《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十四）。

排除叶适、王夫之、赵翼等人贬斥之辞中的意气成份，我们应该承认他们的评论还是有相当的道理的，孝文帝改革本身并没有错，当时北魏王朝所面临的种种危机也使得其从事革新、改弦更张犹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同时，孝文帝本人及其亲信集团崇尚汉族的先进文明，提倡汉化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北魏孝文帝“全盘汉化”为主旨的改革悲剧，也印证了一个最普通的道理：任何改革，都必须立足于自身的主体性，都不能割裂自己的传统与历史，都不能脱离自己的文化土壤，“桔逾淮则为枳”，其他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观念文明再美好、再优秀，也无法直接移植、生搬硬套，否则，就难免面临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的尴尬，“画虎不成反类犬”，使自己的改革愿望与最终结果南辕北辙，适得其反，徒然贻笑于天下、成为历史舞台上的悲剧性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