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依赖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成本分析郭磊磊（商洛学院，陕西，商洛，726000）摘要：中国采取渐进型经济体制变迁路径，以较小的初始成本实现了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但随着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入，后改革时期处于攻坚阶段，原有制度改革的不彻底造成一些区域进入锁定状态，本文分析原因并给出相应政策建议。

关键词：渐进型制度变迁路径依赖制度变迁成本Abstract: The path of Incremental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that chinese adopts achieved the change from Planned economics system to Market economic system with smaller cost. This paper analyze reasons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economics system uncompletely reforms caused some regional enter locked with economic system .Key words: Incremental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Path dependenceInstitutional-change cost中国改革开放已经整整30年了。

我们有许多经验和教训需要总结和反思，以利于今后的改革更加顺利和低成本。

1 问题的提出区别于传统的经济学家一直致力于分析市场机制的运行及其影响，制度学派经济学家认为制度作为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不亚于市场。

而制度对一国经济绩效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两者之间的强制性。

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之间通过发生促进或者阻碍的作用来影响制度变迁的成本，两者间此消彼长具体就表现在制度均衡——制度环境变化——制度失衡——制度变迁——制度均衡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一系列法律、政策等正式规则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变迁，而且包括行为规则、习俗、传统道德在内的非正式规则也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改变，正式规则的变迁是显性的，非正式规则的变迁却是隐性的，两者的变化程度上无法衡量，便会出现两者无法相辅相成，甚至相互抵制阻碍的制度失衡状况。

当非正式规则的存量超过某一临界值时（该临界值使得非正式规则的收益等于正式规则的成本），就会发生制度变迁。

2 路径依赖导致中国制度变迁成本增加历史上许多制度变迁失败的主要原因不是新制度的收益小，有时候新制度的作用都会使得社会成员收益增加，但脱序成本、失益成本和适应成本过高依然是人们抵制、阻碍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而这正好能用路径依赖理论解释。

路径依赖源于自然史中关于物种演化的理论，生物学家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1974）提出物种演化是以一种相关方式影响未来的发展。

受这种理念的启发，大卫和阿瑟在对技术扩散的经济研究中，提出了技术变迁中的路径依赖问题，他们认为，一些偶然事件可能导致一种技术战胜另一种技术（即技术演进），而新技术的采用往往具有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

后来，诺斯将前人的思想和理论拓展到社会制度变迁领域，从而建立了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理论，其主要内容是由信息的不完全性和处理信息群体的有限理性决定的交易费用并非为零，制度的设定无法得到一个唯一解，制度可以在更多的点上取得均衡，只是经济绩效的优劣差别，而决定这种绩效状态的原因很有可能就是历史上一次偶然的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由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制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路径，就会不断自我强化，可供选择的集合束不断缩小。

从实施成本来看，激进式变革可能在制度变迁的初始阶段出现较大的社会震荡从而引发较大的改革阻力，但是若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制度变迁，则社会损失会迅速缩小，而渐进式变革则因经济长期处在扭曲的状态之中，这种扭曲会造成经济主体对未来形成不稳定的预期，总体的经济损失会超过激进式制度变迁。

而从摩擦成本来看，渐进式改革在整个制度变迁过程中一直注重过程的稳健性和可控性，强调各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机会均等和利益补偿机制，在整个制度变迁过程中基本达到福利的帕累托改进，有效降低了摩擦成本，减轻了社会动荡和经济滑坡的程度，渐进式变革会赢得广泛的社会支持，从这个角度讲，渐进式制度变迁较之激进式制度变迁具有优越性。

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本重点是经济体制转型、经济结构变化、由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向集约型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进入中国改变封闭状态进入国际市场中的各种支出与损失。

通过建立衡量这四个方面的指标综合体系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本进行量化得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前改革时期成本较低，中改革时期有所增加，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先略微上升后下降，期末又上升的“U”形变动，在后改革时期，经济变迁成本缓慢爬升的趋势，并且这个趋势还会继续下去3. 中国改革的成本增加的具体表现及评价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的实质，是要说明过去对现在及未来的影响。

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目标不确定，在计划经济处于一种低效的均衡时，政府这一制度变迁主体选择改变制度，践行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给企业自主权、放权让利，极大的释放了积蓄已久的生产力，人们普遍认可这样一种改革思路，社会的各个层面在这样一种能提高效率的现状以及自上而下传达的中国政治体制，这种提高自主权、追求效率的改革路径不断强化，而这之中很多事业单位、公益或政策性企业的改革目标也发生了偏离。

3.1 国有企业变革的路径依赖性我国国有企业的经营目标可以大体分为两类，一类为解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的民用轻工业产品，另一类则为为了国家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军用重工业产品以及铁路、水电等关系国家经济安全的产品，这些产品的生产由于原有体制的影响为国家提供公共服务，这就为它们在市场上并非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而与市场的公平性、竞争性发生矛盾而处于“锁定”状态。

国有企业受到多级政府的干预，缺乏应有的自主权和决策权。

从政府角度看，国有企业不会退出，因为这与国有制是相容的。

由于国有企业所有权不可退出,进而产生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不可转让性。

同时，让一个亏损企业维持生产不仅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而且还显示当地政府的政绩,因而常常倾向于继续生产而不退出市场。

另一方面，国有企业行政管理体制与市场机制之间的矛盾。

从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来看，由于政府在同国有企业经理人员的委托代理关系上，缺乏严格的监督约束机制，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牟取私利。

国有企业改革是在最基本的所有制结构不作变化的基础上通过“放权让利”的方式进行的，虽然在历史上曾得到过人们的欢迎，也起到了国有企业效率提高的昙花一现，更久远的则是缺乏激励而使得国有企业效率低下。

3.2 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对于劳动力就业市场大体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占就业量90%左右的民营、外资企业，这类企业就业人员流动性强，增长比较稳定和宏观经济有一定联系；另一部分则为政府部门、国有企业以及事业单位的用人需求，该市场流动性差，如果没有特殊政策会呈现出只增长不减少的就业人数粘性，具体见下表：表3 中国转型过程中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和就业增长率年份失业率（%）国有控股企业就业情况非国有控股企业就业情况就业人数（万人）就业增长率（%）就业人数（万人）就业增长率（%）2001 3.6 5141.4 - 67883.6 -2002 4 4820.5 -6.24 68919.5 1.532003 4.3 4461.4 -7.45 69970.6 1.532004 4.2 4335.3 -2.82 70864.7 1.282005 4.2 4036.4 -6.89 71788.6 1.302006 4.1 4025.5 -0.27 72374.5 0.822007 4 4001.6 -0.59 72988.4 0.852008 4.2 3946.5296 -1.38 73533.4704 0.752009 4.3 3450.8349 -12.56 74544.1651 1.37附注：上表是按照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所得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从2001年到2009年劳动力就业趋势基本上呈现出“国退民进” ，国有控股企业就业人数不断下降，从5141.4万人下降到3450.8349万人，而且变化幅度比较大，就业增长率最低达到-12.56%，而失业最低是在2006年，只有-0.27%，这跟宏观政策有一定联系，我国在最初实行国有企业改制，出现了大量国有企业的产权变更，出现了大量失业人口，而2005、2006年宏观经济则变现比较强劲，失业人数较少；而非国有控股企业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大部分，并且在考察期内出现的就业量不断上升的轨迹，能够反映宏观经济的稳定变化。

两个就业市场因为管理机制、历史遗留问题而变现为不同的特征。

在现实中，由于政策性组织的巨大诱惑（由于政策性组织运营主要依据政策）使得人们在选在进入劳动岗位时首先考虑政策性组织，政策性组织的最大优点就是其“永久雇佣”或者很难“流出”使得政策性组织的岗位供给远远无法满足就业人口众多的现实情况，在政府创造就业的宏观目标制约下，不得不创造一些政策性岗位来满足这种需求。

这样就陷入这样一种恶性循环：政府不断创造政策性岗位来满足就业的需求，远远供不应求的状况使到这种政策性岗位的“价格”会比较高，而得到这种政策性岗位的劳动者当成为政策制定者时会因为自己付出较高成本而创造政策性单位的“诱惑性” ，使得循环近一步发生，陷入这样一种劳动力流动方向从自由流动的民营、外资企业市场流向政府、国企、事业单位等政策性单位的“锁定”状态。

4. 结论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就体制而言基本上实现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但是由于我们一开始选择了较低成本的渐进式改革，也就是实行帕累托最优的改革方式，原有的体制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实行与能提供较高效率的体制同时发挥作用，但是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或者说是市场经济体制效率的进一步提高与市场经济体制成果的公平共享都受到了原有体制的制约，必须要引入外部因素或者通过强化规章制度等硬约束来改变人们的观念，比如不断加强制度研究，引进国内外理论研究，通过传播打开“认知”锁定，使制度变革过程得到支持。

[参考文献]:[1] 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2] 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M].现代制度经济学(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 吕爱权．中国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探析(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