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与民族学视角下集体记忆理论的研究花絮摘要：集体记忆理论并不是从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当中内生出来的研究视角，但是十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理论在“民族国家-族群认同”研究框架下具有的很强的灵活性、交叉性和应用性。
本文通过对集体记忆理论的概要梳理，站在人类学与民族学的角度论述了该理论在现实问题研究中的价值所在。
同时，也提出了具体运用这一理论的设想。
关键词：集体记忆族群认同集体记忆（又称“社会记忆”）理论的研究一般通过功能主义与建构主义两种范式来进行研究，研究对象多为历史、民族的重大事件。
在这些重大事件中，通过“集体认同”一方面强化集体记忆，另一方面重构集体记忆，为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与方法，在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诸多领域得到了具体的应用与实践。
一．集体记忆理论研究的文献综述对社会事实的研究，大都不能排除记忆的因素。
但学界对记忆较为完备的理论与研究集中于脑神经科学、心理学、精神分析等领域，直到二十世纪80 年代，才有人类学者、社会学者和民族学者从比个人更为宏观的角度来关注记忆，发展出了相关的理论并把它作为一种研究的视角与工具，开辟了记忆研究新的篇章。
（一）“集体记忆”概念的提出“集体记忆”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的。
在《集体记忆》一书中，哈布瓦赫反对心理学研究记忆时只注重个体而忽视社会群体的做法1。
个体层面的记忆理论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完全地解释个体的记忆活动，个体与相应生活年代下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也影响着个体的记忆活动。
个体之间存着大量共同的记忆，已经构成了一种社会事实。
因此，哈布瓦赫认为应当把“集体记忆”视为一种社会现象，它由不同社会群体或组织所建构，每个群体的集体记忆都各有特点2。
哈布瓦赫是社会学家涂尔干的弟子，他在对集体记忆的研究深受涂尔干关于集体意识研究的影响。
涂尔干在其著作《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把集体意识作为了社会整合的主要工具，同时留下了一个问题：当社会不在集体欢腾的过度兴奋状态时，用什么来作为社会整合的工具。
哈布瓦赫就这个问题给出了“集体记1IJzerman.M.2008.“The Complexity of Collective Memory.” Utrecht University.2Ivanova,O.2007,“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Holocaust and National Identity of the Student Youth in Ukraine.”Third Annual Danyliw Research Seminar on Contemporary Ukraine.忆”的解释。
他认为“集体记忆”倚仗于他人的记忆，同时还是现实对过去的重建。
虽然个人并未经历某些事件，但这些事件仍可以被型塑成集体记忆，从而在整个国家或民族的记忆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集体记忆”的两种研究范式“集体记忆”概念被提出之后，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的学者们对众多历史事件进行了深入研究，逐渐分成了“集体记忆”研究的建构主义和功能主义两种范式。
建构主义范式认为集体记忆是现在对历史的重建。
哈布瓦赫也有“集体记忆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的论述1。
而美国社会学家彼得·诺维克沿承了哈布瓦赫理论中的建构主义思想，认为“集体记忆”的核心特征是非历史性，甚至反历史性的。
“记忆并没有完结，而是在现实中得到延续，‘集体记忆’是一个不断制度化的过程”2。
韦尔奇（James Wertsch）也从建构主义的范式出发，将“集体记忆”分为三种类型：同质型集体记忆、互补型集体记忆和冲突型集体记忆，它们是同一集体内成员建构记忆的不同结果3。
功能主义范式认为集体记忆最重要的功能是集体整合。
哈布瓦赫对集体记忆的功能也进行了探讨。
在概念化“集体记忆”的过程中，他始终强调集体记忆的一个显著功能就是维持群体的稳定和完整。
亨利·罗素发展了哈布瓦赫的思想，论述道“与个体记忆一样，集体记忆也支持着各种认同。
它在情景中跨越了个体的边界而进入集体领域，它支持了族群认同、国家认同、市民认同以及其它认同”4。
建构主义注重集体记忆的因变量特质，而功能主义则强调它的自变量身份。
为了在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中找到两种范式的契合点，大多数学者在研究时往往采用过程分析法。
综上所述，功能主义的视角和建构主义的视角其实代表了集体记忆研究的不同阶段，早期研究者可能更多地关注于集体记忆的社会功能和作用，而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集体记忆是如何被建构的”这一问题。
前者强调集体记忆的保存和传播，后者则突出集体记忆的变迁，二者实际上是任何一种集体记忆研究都必须考虑的两个方面，它们同时存在，互不矛盾，呈现出集体记忆研究的两种不同的角度和思路。
（三）“集体记忆”实现的基础——集体认同在哈布瓦赫的理论中，形成记忆的个体因素如语言、思维、逻辑都不会单独存在，而是特定生活场景下个体与他人互动产生的综合体。
“人们通常正是在社会之中才获得了他们的记忆的。
也正是在社会中，他们才能进行回忆、识别和对记忆加以定位”5，集体认同的一1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IJzerman.M.2008.“The Complexity of Collective Memory.” Utrecht University.3Ivanova,O.2007,“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Holocaust and National Identity of the Student Youth in Ukraine.”Third Annual Danyliw Research Seminar on Contemporary Ukraine.4Ivanova,O.2007,“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Holocaust and National Identity of the Student Youth in Ukraine.”Third Annual Danyliw Research Seminar on Contemporary Ukraine.5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个作用是强化了集体记忆。
集体认同可以看作是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框架，以强大的集体意识作为准则。
人们生活在其中，个体的记忆会逐渐被群体同化，成为能够被触发的回忆的一部分。
在这个过程中，个体不同的记忆会由被反对到淡化，然后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集体所认同的意识所同化，并且通过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形成集体稳定的文化意识形态。
集体认同的另一个作用是通过权力对集体记忆进行重建。
现存社会秩序包含政治、经济等方面要素，其中的权力关系很大程度上影响或决定了集体认同，进而对集体记忆的场景影响和重建。
在极权主义的社会下，统治者可以用权力制造恐惧来控制人民对事件的记忆。
（四）集体记忆理论研究的现状国外学者对集体记忆进行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而展开的。
如对大屠杀的研究，大屠杀集体记忆不论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维度上的工具化，还是文化维度上的内化，都是为了支持和强化已形成的集体认同，或是为形成中的集体认同提供合法性基础，以增强集体凝聚力。
建构主义范式强调的则是集体认同对大屠杀集体记忆的型塑。
集体记忆与集体认同这对相关关系像纽带一样把有关记忆研究最常用的两种范式结合了起来。
国内学者这方面的研究尚且不多，现有研究也大都是围绕着某个宏大的社会工程对人们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重新建构。
如景军的《神堂记忆》，对中国西北某农村中孔庙的重建过程来理解集体记忆对村民的作用。
总的来看，集体记忆理论还处于发展中，属于较为边缘和交叉性的理论，但哈布瓦赫的这一理论确实为我们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思考与启示。
1目前，集体记忆的研究在我国主要呈现出两种类型：1.理论介绍有关集体记忆的理论也是西方舶来品，一些学者通过对集体记忆理论的梳理，类别划分，以文献综述的形式有力地推进了集体记忆理论在国内的传播。
例如，何莹和赵永乐的《国外群体记忆研究概述》（宜宾学院学报，2004.9）,郑广怀的《社会记忆理论和研究述评》（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同时,翻译出版工作也为读者更加深刻地了解集体记忆理论提供了工具，上海人民出版社分别在2000年和2002年翻译出版了保罗·康纳顿的《社会如何记忆》和莫里斯·哈布瓦赫的《论集体记忆》，华夏出版社也于2006年翻译出版了剑桥年度主题讲座《记忆》，其中收录了三篇有关集体记忆研究的论文。
中国台湾学者王明珂结合华夏民族发展史, 对社会记忆、集体记忆和历史记忆进行了深入探讨。
2.理论应用在理论应用方面，题材丰富，著述颇多，但大多集中于对文革时期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苦难是其核心词。
例如《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郭于华，中国社会科学，2004.4）郭于华通过研究一个村庄女性对农业合作化的集体记忆发现，骥村婆姨们关于苦难的记忆主要来源于食物的经常性短缺，日用品的极度匮乏，身体的疲劳和病痛，没人照看的孩子的可怜，因事故而失去亲人的悲哀，等等。
研究发现，她们在回忆过程1牛津：《集体记忆理论研究的文献综述》，《群文天地》2012年第11期。
中常常通过哽咽流泪来表达这种苦难。
但是在整个讲述过程中除了对苦难的回忆引致的哭泣流泪外，也不时有发自内心的欢声笑语。
面对苦难记忆当中不时出现的振奋和愉悦，郭于华指出，集体化的个体经历是痛苦的，但集体化过程使得女性走出传统性别角色，因而这一心灵集体化的过程使她们在经历痛苦的同时也能够带来新鲜乃至快乐的感受和记忆。
王汉生和刘亚秋的《社会记忆及其建构——一项关于知青集体记忆的研究》则是运用集体记忆的理论详尽分析了知青集体记忆的种种深刻内涵。
王汉生、刘亚秋等人试图从苦难记忆角度分析“青春无悔”作为知青主流记忆模式的建构过程。
所以，在“无悔”记忆的建构过程中，回忆者“选取”了一些事件，使其清晰化，同时模糊化一些事情或者干脆不谈某些事情。
这种有意识的忘却现象是比较普遍和明显的。
景军早在1995年就已将苦难记忆作为一个现象提出来，并对西北农村政治运动左倾政策所造成的苦痛记忆进行了研究。
他认为，从前人研究的经验来看，对苦痛记忆的探讨必须从个人层次上升到对文化特质的分析。
在乡土中国，儒家的人伦观念是支撑中国人的苦难态度的重要基础之一，这个人伦观念包括婚姻网络、宗亲组织、邻里往来、上下长幼及男女之别等关系，而这一层层能伸能缩的社会关系则维系着苦痛和其他记忆的传承。
显然，这样的结论是对农村苦难记忆中的事件进行分类、归因之后才得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