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与人类学史2014级民族学班一、名词解释1、人类学：是一门广泛地、综合地研究人类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生物特性和社会特性的实证科学。

分为狭义和广义：广义人类学包括人类学的两大分支——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狭义：第一种认为人类学专指体质人类学；第二种认为所谓人类学几乎等于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

2、江村经济：这是一本由费孝通编写的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书，是根据对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写成的。

它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

3、林村的故事：这是一本黄树明编写的关于1949年后的林村和林村的人的民族志著作，也是一本人类学中国研究的重要著作。

全书以福建厦门农村党支部书记叶文德富于戏剧性的生命史为主轴，展现铺陈出一幅贯穿时空背景的社会文化变迁图像。

4、金翼：林耀华的小说民族志，该书以中国福建省闽江边乡村的两个农人家族兴衰为线索，描写和分析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地方农业、商业、船运、政治、法律、教育、宗教、家族以及民俗等多方面的社会文化生活。

5、浊大计划：它是由张光直推动，研究浊水溪，大肚溪流域的人群如何适应当地的生物、生态和地理环境，意在突破村落范围和学科局限，探讨乡镇甚至更大空间内的文化作用和互动机制，构拟区域文化史。

6、祭祀圈：一般是指以一个主祭神为中心，信徒共同举行祭祀活动所属的地域单位。

人们透过共同神明信仰，举行共同祭祀活动，将地方上人群整合起来，维系一体的意识与感情。

7、追踪研究：是人类学研究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方法之一，既包括同一研究者在不同时期对同一地点的跟踪研究，也包含有不同学者在同一地点的后续研究。

这类研究虽机缘各异，但描述社会文化变迁的轨迹是共同的主题。

8、中国功能学派：中国功能学派也称社会学的中国学派，以吴文藻、李安宅、费孝通、林耀华等为代表。

功能学派强调人类学的应用性质，主张用人类学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解决中国族群和社会的实际问题，研究主题也多以实际问题为主，注重田野调查方法的使用。

9、中国文化学派：中国文化学派重视文化研究，提倡将文化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乃至以之为中国构建独立学科，以黄文山、孙本文为代表。

他们的学术特点是重视学科体系的构筑，但其理论规划的成分多而实际田野工作少，其理论体系的说服力也因此不足。

10、中国历史学派：强调以“历史的方法”对于各民族的具体材料进行描述整理，注重史料的运用研究，他们以进化论作为主要的理论观点，对法国民族学派收集资料的方法有较多的利用，还吸纳了美国文化历史学派的研究框架和开展步骤。

以凌纯声、马长寿、陶云逵、芮逸夫、卫惠林、杨成志为代表。

11、类型比较法：在对不同的、个别的微型社区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可以进行类型比较，从而逐步形成对全局和整体的认识。

12、魁阁：“魁阁”又名魁星阁，指的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在二十世纪30年代末创立的国立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学研究工作室。

二、简答1、中国人类学的特色（1）架构上受美国人类学的影响较大，强调体质人类学及文化人类学三大分支的四学科结合；（2）具有较强的传统历史学的学风；（3）人类学应用研究有逐渐向社会学靠近的趋势；（4）新中国民族学的传统对象是少数民族，现在同时关注汉族并在一定场合灵活运用“人类学”旗号的意向，这种做法似乎告诉人们当年苏维埃民族学派的影响已经淡化；（5）人类学体系尚不健全，目前有关的研究仍分归于法学、历史学、地学和文学等大门类下，人类学中国化的成熟程度远落后于社会学和民族学。

2、中国人类学史的分期（1）萌芽时期：1928年以前；（2）创立时期：1928-1937；（3）发展时期：1938-1949；（4）恢复与发展时期：1966年以前；（5）重灾期：1966-1978；（6）重新恢复和再度发展时期：1979年以来。

3、中国古代人类学知识的积累（1）主体族群对周边地区和国家的异文化记载。

这些内容包含在历代正史、地方志和古代学者的著述中，如司马迁的《史记》和常璩（qu）的《华阳国志》等；（2）来自中原的著述者对于自身文化内部之不同部门的观察。

如李时珍《本草纲目》；（3）被主体族群视为他者的异文化族群对自身历史和文化的表述。

其中有许多古代的民族地方志材料，如《元朝秘史》、《蒙古黄金史》、《蒙古源流》、藏族《格萨尔》、蒙古族《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玛纳斯》。

4、反观古代中国的人类学研究（1）是关于考古学的思想和实践。

不少现代专家著述里谈到孔子、韩非子和司马迁，认为他们堪称古代考古家。

（2）关于当时思想家的社会观。

“礼”之理论指出了各个社会体系中不同特性之间或不同要素之间的相关性和互变性，“群”实指人类社会组织。

（3）是对于人的天性和中国式思维的探讨和辩论。

（4）古代中国人具有民族文化进化的思想。

文明程度有高低之分，但文明是可以传播的，华夷之间的界线并非绝对的。

（5）与符号语言学相关的讨论。

荀子的“名”“实”概念相通于索绪尔的符号任意性原则，还有其“约定俗成”说有相当重要的思想史价值。

通过以上梳理和举例，可以看出当前中国人类学史对古代思想里有关现代人类学科视野中的诸多议题缺乏相应的探究和论述，这种倾向在以后的研究中应予纠正。

5、蔡元培的《说民族学》及其对民族学的贡献（1）《说民族学》反映了欧洲的文化“民族学”与体质“人类学”之间的分野，并且最早在学术刊物上提出了“民族学”这一术语，以之整体论的、倚重现代田野调查的民族志方法的人类学，从概念上明确了学科定义，使得对学科的界定成为可能。

（2）《说民族学》的发表和蔡元培对于进化论的宣传，乃至他的亲自操作，对于中国人类学的创立有着重要影响。

首先是他对学科创立发发展的指导作用，这种作用更多地体现在他以教育界领袖，国家政权赋予特殊权力的科学研究机构首长的特殊身份对于人类学的倡导和对其他人的影响；其次，“民族学”作为学科名称在中国相当长时期的存在也产生了重要作用，甚至影响了人类学在中国的学术发展走向；再次，蔡元培的一些学术观点，如人类进化由远及近、以美育代宗教等意见，以及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具体事例的分析等，都具有一定的思想启蒙意义。

6. 民族识别的原则和目的（1）民族识别目的：就是对自报族称的、有自我认同的族体进行实地调查并做出科学的甄别，以确定单一民族（或民族支系）的法定地位和正式族称。

其目的是保障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充分享受民族平等和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力。

（2）识别原则：依据民族特征和尊重本民族的意愿的原则，名从主人。

7、民族识别的阶段性成果①1950-1954年发端阶段，确认了蒙古族、回族、藏族等38个民族；②1954-1964年高潮阶段，确认了土家族、畲族、达斡尔族等15个民族；③1964-1978年受干扰阶段，确认了珞巴族一个民族；④1979-1990年恢复阶段，确认了基诺族一个民族，民族识别基本完成。

8、新中国成立初期进行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与西方现代人类学的田野作业有所不同（1）调查是国家指派的一项政治任务，不是单纯的学术活动；（2）解放改变了旧社会那种不平等的民族关系，也改变了政府官员与百姓的关系，调查走的是群众路线；（3）调查虽说主要是实地的，但同时也注重文献资料的收集和分析。

9、台湾地区人类学的历史分期（1）日治时期的民族志范式。

与日本统治政策直接相关的日本和台湾研究者留下了丰富的调查资料和研究成果；（2）光复时期，从大陆迁台的人类学者对于台湾南岛族群的研究贡献；（3）结合美欧（特别是美国）和中国社会研究模型的台湾汉人社会研究时期，包括前后两个范式：前期范式追随美国，从南岛居民的研究范式转换到汉人研究范式，后期范式探索学科的中国化；（4）20世纪80年代末，研究主题与对象更为多样复杂的时期。

10、费孝通江村研究的延续性（1）“重返江村”，1956年4月下旬至5月下旬，他带领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农村经济调查组在21年后对江村进行了再研究。

他们采取小型座谈会、个别访谈、实地调查和查阅合作社文献资料等形式，对该村的经济、社会、家庭、人民生活和文化教育等做了全面的调查，增进了对农村社会和农民生活的了解。

（2）“三访江村”，1981年在重返江村23年后，费孝通实现了三访江村的愿望。

他认为在开弦弓村所见到的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在中国并不是个别的特殊现象。

即使不能说中国几十万个农村都已经发生这样的变化，但是可以说这是中国农村的共同趋势。

（3）“九访江村”与“江村五十年”，1985年费孝通组织了江村50年调查组，对江村的社会变迁进行了广泛地调查和连续数年的追踪调查，在九访江村之时，他已初探了中国的工业化道路。

与此同时，江村的在研究也为他建立了“类型比较法”提供了实践经验和理论依据，阐释了深入个别农村社区对认识中国和中国社区的意义，从而丰富和发展了追踪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三、论述以下题目三选一1、抗战时期西部地区的人类学研究抗日战争时期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人类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期间中国人类学研究机构在西部地区更大规模地投入到田野调查工作中，人类学研究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1）研究机构和学者重心向西部地区（云南、四川聚集）转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清华、北大、南开等学术重镇的迁入，将云南的人类学研究一度推至顶峰。

其成果有如《人类学集刊》《边疆人文》《语言人类学专刊》和魁阁的建立。

重庆作为战时大后方的腹地，相应地，迁往四川的学术研究机构最为集中。

其中以成都华西坝和重庆最为活跃。

其成果有《边疆研究通讯》《西南边疆》《边政公论》等；（2）、这时期对边疆的研究、边政学的兴起，边疆族群研究成为抗战期间人类学研究的主流；田野工作大规模的展开，如李安宅与藏传佛教研究；吴文藻与西北民族调查；冯汗骥、徐益棠、柯象峰等对川康地区的人类学考察；林耀华对凉山彝族地区的研究；吴泽霖与贵州苗族的研究；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对云南澄江县实地民族志调查活动。

（3）沦陷区的人类学研究，如杨堃（kun）《钍神考》、辅仁东方人类学博物馆成立和日本的侵华调查；调查成果的整理，许掚光《祖荫下》、川康藏族研究。

2、中国人类学的本土化（1）概念：以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从而更好的解释中国的社会和文化，通过具体的研究，在实践中检验、修正和补充已有的人类学理论与方法，以丰富国际人类学的知识体系，以人类学中国化所得的结果来解决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2）过程：①蔡元培《说民族学》引入人类学，并派遣学生到各地调查，试图建立中国独立的学科体系；②以吴文藻为首的学者明确提出“社会学中国化”主张，引入功能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进行，培养民族学专业队伍，开展实地研究。

贡献：a、把功能主义理论翻译引入中国，请国外大师来中国讲学；b、培养民族学专业人才；c、进行了大规模的历史调查和田野调查；③建立中国独立的人类学，芩家悟、张寿提出，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民族超多的国家，有着复杂的社会结构和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与西方不同，西方人类学的许多观点不适应于中国，固要建立中国独立的人类学；（3）意义：运用西方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以本土资料进行研究，并发展本土的人类学学科体系，她的提出是这个学界从西方学术理论的简单引进和接受照搬，向冷静分析理论并把理论运用于中国的实际情况。